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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完全一样。德国驻有好几万新开来的士兵，只有把挡风玻璃摇下来，像战时那样开车，下士z才有希望叫人知道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同那些新到欧洲战场上来的雏儿绝不是一码事！
当x把头从手里松开以后，他开始打量起自己的写字台来。那上面堆着至少有两打寄给他的信，都没有启封，还至少有六个寄给他的大小邮件，也都没有拆包；这张书桌乱得像一只垃圾箱。他把手伸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拿起靠墙立着的一本书。这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zeit ohne beispiel（德语：史无先例的时间）。这是一位三十八岁的老小姐的财产，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这位老小姐还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是纳粹党的一个下级官员，但根据军法条例，属于可以立即拘捕的那类犯人。逮捕令就是x执行的。自从他出院回来那天起，这已是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了。他又读了一遍扉页上的一句简短的德文题词。这几个字是用墨水写的，字体很小，写得极其精心：“亲爱的上帝，生活简直是地狱。”没头没脑，既无上文，也无下文。这几个字孤零零地写在这页书上，在这间死一般沉寂的屋子里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几乎可以说是典型控诉书的意味。x盯着这张扉页看了几分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不要上这几个字的当。这以后，怀着远比几个星期以来做任何事更大的热情，拿起一支铅笔，在那句题词下面用英语写下下面的话：“神父们，教师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我认为因失掉爱的能力而受折磨就是地狱。”他开始在这句后面写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却发现自己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他被这一发现吓得心惊肉跳，连忙把书合上。
他很快地又从桌子上拿起另外一件东西来——住在阿尔巴尼的他的一个哥哥写来的信。早在他住院以前这封信已经摆在他桌上了。他把信封拆开，尽管信心不大还是决定把信从头到尾看一遍。但是他只读了第一贞信纸的上半部，在读完下面一个句子以后就停住了。“现在这场可恶的战争已经过去，你在那边可能时间很富余，好不好送给孩子们两把刺刀、几枚纳粹字章”他把信扯碎，凝视着扔在废纸篓中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信封里还附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某人的两只脚站在某处草坪上面。
他把两只胳臂放在桌子上，把头枕在臂上。他觉得从头到脚，浑身都在疼痛，而且所有的痛区都息息相连。他倒很像一株圣诞树上串起来的节日灯泡，只要一只出了毛病，其余别的也都要熄灭了。
门连敲也没敲便砰的一声从外面推开了。x抬起头，转过去，看到下士z正站在门口。从欧洲反攻日开始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z一直和他同开一辆吉普，是他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z就住在楼下，每逢听到什么谣言或者有什么牢骚想找人倾诉一下，他总是上来找x。他今年二十四岁，身躯魁伟，非常上相。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经在须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一张照，他摆着姿势，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你在写信吗？”他问x道。“哎呀，你这里真是阴森森的。”他总喜欢开着顶灯的屋子。
x把身体从椅子上转过来，请他进来，但是嘱咐他小心一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别踩着阿尔文。它就在你脚底下呢，克雷。你把那该死的灯开开好不好？”
克雷找到头顶上挂灯的开关，把它打开，走过这间好像佣人住房的小屋子，坐在床沿上，面对着房间主人。他刚刚梳理过的砖红色头发还滴答着水；为了不使头发蓬乱，他总是用水把它弄湿。像往常一样，从他的草绿色衬衫右边口袋里露出半截梳子，用别自来水笔的卡子别住。左边口袋上面佩戴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并没有资格戴这种徽章），欧洲战场勋表（勋表上嵌着代表五次战役的五颗铜星，等于一颗长形银星），以及珍珠港事变前即已服役的勋表。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一惊叹什么意义也没有；这是军队常用语。他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弹出了一支，把这包纸烟放在一边，重新系好口袋上的兜盖。他一边吸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屋子扫视了一遍。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一台收音机上。“咳，”他说，“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开始广播那个精彩节目了。包勃霍普美国当时的电影明星，专演滑稽角色。和所有的大明星。”
x打开另一包纸烟，告诉他自己刚刚把收音机关掉。
克雷并没有因为他说这句话而情绪低落，他正在一心观望x如何把纸烟点着。“耶稣基督，”他像个热情观众似地喊道，“你应该看看你那两只该死的手。哆嗦得好厉害啊，老兄，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x最后把烟点着了，他点了点头，称赞克雷什么细小的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一点也不骗你，在医院见到你的时候我他妈的差点晕过去。你的样子简直像一具该死的僵尸。体重减轻了多少？多少磅？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接到的信多不多？罗莉塔给你写信了吗？”
罗莉塔是克雷的女朋友。他们打算只要条件一许可便马上结婚。她给他的来信相当勤，信里面尽是表示兴奋的三重惊叹号和意义不甚精确的语句。整个战争期间，罗莉塔的来信克雷都大声读给x听，不论词句多么亲昵——事实上是，越表示亲昵就越有意思。克雷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次读完信后就求x帮他谋划或者拼凑一封回信，要不然就求x在他的信里加上一些有意唬人的法文字和德文字。
“写了，昨天我还接到她一封信。在楼下我的房间里呢。以后我给你看，”克雷无精打采地说。这时他笔直地坐在床沿上，屏住呼吸打了一个大响嗝。他似乎对这个成就还觉得满意，又把身体放松起来。“她那位该死的哥哥因为腰的毛病快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这个杂种，就仗着他的腰了。”他又把身躯挺直，打算再打个响嗝，可是成绩很不理想。突然，他脸上显出一丝警觉的神色。“咳，我差点忘了。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开车到汉堡还有什么地方，给全队的人去拉艾森豪威尔式军服。”
x怀着敌对情绪瞅着他，表示自己并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军衣。
克雷露出惊讶的、甚至可以说受到伤害的神色。“啊，这种军服很不错呀！式样很不错。你怎么不想要？”
“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咱们要五点钟就起床呢？谢天谢地，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
“我不知道——咱们得在午饭以前赶回来。他们又拿到一些新的表格要在午饭以前填好我问过布令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该死的表格就在他的桌子上摆着呢。他不愿意现在拆包，这个狗崽子。”
两人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儿，都在生布令的闷气。
克雷突然带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兴趣打量起x来。“咳，”他说，“你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已经抽搐得不成样子了吗？”
x说他什么都知道，说着就用手把跳动的肌肉捂起来。
克雷凝视了他半晌儿，开口说：“我已经写信告诉罗莉塔，说你精神崩溃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绘声绘色，倒好像在传递一件大好消息似的。
“噢？”
“不错。她对于这件事非常感觉兴趣。她是专门学心理学的。”克雷直挺挺地躺在他的床上，连鞋也没有脱。“你猜她说什么？她说谁也不会只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她说你可能生来就是那类不稳定的性格，你这倒霉的一生永远这样。”
x弯起手掌遮住了眼睛——床上面的灯光好像快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罗莉塔能够把事情分析得这么透彻，真是难得。
克雷瞟了他一眼。“听我说，你这个杂种。”他说，“她对于心理学可他妈的比你内行多了。”
“你能不能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拿下来啊？”x说。
克雷继续让两只脚在原来的地方待了一会儿（这表示他的脚爱在哪放着别人无权过问），这才放到地板上，他也随即坐起来。“我反正也得到楼下去了。他们在握克尔屋子里开着收音机呢，”但是他并没有站起来。“咳，我刚才正同楼下的伯恩斯坦那个新兵崽子说一件事。你还记得那次咱们开车到瓦隆去吗？咱们挨了他妈的两个钟头炮弹，在那个鬼地方躲着的时候，有一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的引擎盖上，我怎样一枪把它打死的？还记得吗？”
“记得——别再唠叨那只猫的事了，克雷，真是该死。我不想听这件事。”
“我不是要说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把这件事写给罗莉塔了。她和上心理学的全班学生进行了讨论。课上和课下都讨论了，连他妈的教授都参加了。”
“不错。可是我不想听这件事，克雷。”
“我知道。你猜我为什么打了那一枪？根据罗莉塔的分析，她认为我那一刻钟精神失常了。我一点不瞒你。是由于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x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肮脏的头发，再一次用手遮住刺目的灯光。“你没有发疯，你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也会像你那样英勇地把那只猫咪杀死的。”
克雷用猜疑的目光望着他。“你他妈的说些什么？”
“那只猫是个间谍。你不得不在近距离一枪把它打死。那是个披着一件廉价皮袄的德国小矮人。因此你一干这件事一点也谈不上残忍、或者凶狠、或者卑鄙、或者甚至——”
“你这该死的！”克雷绷紧了嘴唇说，“你就不能说点正经话吗？”
x忽然觉得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连忙把身体转过来，拿起废纸篓——刚刚来得及。
当他又挺起腰来把脸转向他的客人时，他发现z正非常困窘地站在床铺同房门中间。x本来想说两句道歉的话，但是中途改变了主意，转而去拿纸烟。
“到楼下去听听包勃霍普的广播节目吧，”克雷说，他虽然不想凑到x跟前，语气却很亲切。“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听我的话没错。”
“你先去，克雷我要看看我搜集的邮票。”
“是吗？你搜集邮票了？我不知道你——”
“我是说着玩的。”
克雷慢腾腾地向屋门走了几步。“也许过一会儿我要开车到艾城去，”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舞会，可能一直跳到两点钟左右。你去吗？”
“不，谢谢我可以在屋子里练习练习舞步。”
“好吧。晚安！好好歇着吧，看在上帝面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但是马上又重新打开。“咳。我一会儿把写给罗莉塔的一封信塞在你门下边怎么样？我写了几个德文字，你给我改改成不成？”
“可以。现在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该死。”
“当然了，”克雷说。“你知道我妈妈来信说什么？她说打仗的时候咱们俩始终都在一起她非常高兴。共同开一辆吉普车什么的。她说自从我同你在一起，我的信写得通顺多了。”
x抬起头来，向他望过去，非常吃力地说：“谢谢，替我谢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