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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小弟弟。她用两根手指把他头上的帽子夹起来，仿佛那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标本。走在最后的是一位样子精明能干的妇女——多半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唱诗班队员一边走一边往下脱外衣，选定了一张桌子——很好的一张，从我的角度说，正在我的座位前面，离我只有八九英尺远。她同那位家庭教师都坐了下来。只有那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屁股坐不稳。他从座位上溜出去，甩掉了外衣，接着，以一个生来就是讨厌鬼的那种涎皮赖脸，开始有条不紊地干起惹人嫌的把戏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椅子拖出来又推进去，一边做一边望着女教师的脸。女教师压低着嗓子说了他两三次，叫他老实坐下，说穿了一句，叫他别再调皮。但是孩子却根本不听，直到姐姐发了话，他才走回来把他的小屁股安置在椅子上。
紧接着他又拿起餐巾来顶在头上。姐姐把餐巾拿了下来，替他打开铺在他的膝头上。
大约在他们叫的茶端上来以后，唱诗班队员发现我正在打量着他们这一桌人了。她用她那对清点观众人数的目光盯了我一眼，接着，突然对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笑脸。她笑得那么喜幸，像一抹微笑有时也能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也回报给她一个微笑，尽管笑得很不喜幸；笑的时候我使劲耷拉着上嘴唇，遮盖着两个门牙之间一条黑缝，这是给美国大兵治牙的地方给我临时镶的填补物。一分钟以后，这个小姑娘已经摆着一副令人忌羡的身姿站在我那张桌子旁边了。她穿的是一件苏格兰格子呢衣服——一件坎帕倍尔式的格子呢衣服。我想。我觉得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这件衣服穿在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姑娘身上真是再美不过了。“我本来以为美国人都讨厌喝茶呢。”她说。
她说这话并不是故意卖弄聪明，而是为了弄清事实或者统计数字。我回答说在我们美国人中有些人除了茶什么也不喝。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坐一会儿。
“谢谢，”她说，“也许我能坐一会儿。”
我站起身来替她拉出一把椅子——我对面的那一把，她只坐在椅子的四分之一的前沿上，脊背挺得很直，姿势既优美又自然。我走回——几乎可以说是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这场谈话。但是当我坐定以后，却想不起要同她谈些什么了。我又笑了笑，极力不使我那条漆黑的牙缝露出来。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句：天气坏透了。
“可不是，”我的客人说；她的声音清脆，一点也不含混，一听就知道她不是那种喜欢嘀咕闲话的人。她像是在参加降神术那样把手指平摆在桌面上，但是马上又拳曲起来；我发现她的指甲都是用牙磕掉的，一直露出了指甲肉来。她戴着一只军用的手表，样子像是驾驶员戴的那种天文手表，表盘在她的细细的手腕上显得太大了一些。“你刚才看唱诗班排练去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见你了。”
我回答说她说得一点没错，我不但去了，而且在整个合唱里还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告诉她，我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
她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当个职业歌唱家。”
“真的吗？唱歌剧？”
“天哪，不是歌剧。我要在电台上唱爵士歌曲，我要赚很多钱。以后，等我到了三十岁，我就退休，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场里。”她用手掌摸了摸湿得滴水的头发，“你对俄亥俄州熟悉吗？”
我说我虽然坐火车经过几次，但是对那地方并不熟悉。我请她吃一块肉桂吐司。
“不，谢谢你，”她说，“我的食量真的非常小。”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州一带有些地方非常荒凉。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告诉过我。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教师这时正招呼她，叫她马上回到自己的桌子去——家庭教师的意思是不叫她打搅别人。但是我的小客人却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使自己的脊背同她原来坐的那张桌子完全脱离了关系。“你是山上那个秘密情报学校的，是不是？”她极其沉着地问。
我同任何人一样，也很懂得保密；我回答说我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到德文郡来的。
“真的吗？”她说，“你骗不过我的，你知道。”
我说看样子我肯定骗不过她。我啜了几口茶。不知怎么回事，我也注意起自己的姿势来了；我的脊背比刚才更挺直了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是挺有脑子的。”我的客人沉思地说。
我告诉她，仔细琢磨一下，这样说未免有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希望她别说这种不合适的话。
她的脸涨红了——但不知不觉又恢复了逐渐失去的沉着。“是这样的。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举动都很粗野，不是骂人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事了？”
我摇了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姑母的窗户里来。幸而窗子是开着的。可是你觉得这是有脑子的人干出来的事吗？”
我当然不觉得，可是我没有这样说。我告诉她在世界各处所有的大兵都是离家万里，他们过去很少有人从生活中得到真正好处。我还告诉她，我认为这件事大多数人都想象得出来。
“可能是这样，”我的客人不太信服地说。她举起手来再一次摸了摸湿淋淋的脑袋，而且把几绺湿软的金发揪了揪，想把露出来的耳轮遮起来。“我的头发湿透了，”她说，“我的样子一定难看极了。”她瞟了我一眼。“干了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你的头发是卷曲的。”
“不是打小卷，而是弯得挺厉害，”她说，“你结过婚了吗？”
我说我结过了。
她点了点头。“你很爱你的妻子吗？也许我不该打听你的私事吧？”
我说如果我认为哪个问题她不该问，我会告诉她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当时我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大得出奇的手表很想表示点什么意见——也许想建议她把表系在腰上。
“平常我这个人非常不合群，”她一边说一边望了我一眼，好像想知道我是否懂得“合群”这个字的意思似的。但是我没有作任何表示，既没有表示懂也没有表示不懂。“我坐到你这边来只是因为觉得你的样子太寂寞了。你的脸把心里的事都表现出来了。”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刚才确实感到寂寞，我非常高兴她能到我桌子这边坐一会。
“我正在训练自己更富于同情心。我姑母总说我这人太冷冰冰了，”她说，又用手摸了摸头。“我同姑母一起住。她的心眼非常好。自从母亲死了以后，她尽一切力量叫查尔斯同我重新安定下来。”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感情很丰富，在很多方面都这样。”她又用炯炯逼人的眼光盯视着我，“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冷冰冰的？”
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觉得——恰好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也问了问她的姓名。
她踌躇了一会儿。“我的名字叫艾斯美。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你我的姓。我们这姓的人还有个封号，说不定你会被封号震住的。美国人都是这样，你知道。”
我说我不会这样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不让我知道家族的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人在我的脖颈上出气，我把头一转，差点同艾斯美的小弟弟的鼻子撞在一起。他一点也没有理会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莉小姐叫你回去把茶喝完！”把这个口信捎完以后，他就退到我右边的一把椅子旁边，这把椅子是摆在我同他姐姐中间的。我非常有兴趣地打量着他。这个小男孩穿着一条棕色的羊毛短裤，一件深蓝色的卫生衫，白衬衫系着带条的领带，样子非常漂亮。他用一双碧绿的眼睛回瞪着我。“为什么电影上人们接吻总是侧着脸？”他问我道。
“侧着脸？”这是一个我小时候也同样被难倒的问题。我告诉他，据我猜测是因为演员的鼻子太大，不能正面接吻的缘故。
“他叫查尔斯，”艾斯美说，“以他的年纪论，非常聪明。”
“他的眼睛真绿。你的眼睛是绿的，对不对，查尔斯？”
查尔斯猜疑地看了我一眼，我既然问了这么一个怪问题，这是咎由自取。接着他就在那张椅子上扭摆着身子，一会儿蹿上来，一会儿又缩下去，直到最后整个身子都钻到了桌子底下，只把头露在外面。他把头仰放在椅子面上反弓着身子。“我的眼睛是橙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声音很不自然。他把桌布的一角掀起来，盖住他那漂亮的、毫无表情的小脸。
“有时候他挺有脑子，有时候又一点也没有，”艾斯美说。“查尔斯，好好坐着！”
查尔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似乎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如何屏住呼吸上。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是在北非被杀—害—的。”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非常难过。
艾斯美点了点头。“父亲非常爱他。”她沉思地咬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很像母亲——我是说查尔斯。我同父亲的长相一模一样。”她继续用牙磕着指甲。“我的母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她的性格是外向的。父亲的性格是内向的。但是他们两人倒非常相配，也可能只是表面上相配。说老实话，父亲真的需要一个比母亲更有智力的人作伴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能的人。”
我等待着她告诉我更多的情况，但是她并没有再说下去。我把眼皮撂下来看了看查尔斯，他已经改变了姿势，把半边脸靠在椅座上了。当他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就把眼睛闭了起来，假装在睡觉，睡得非常甜美；接着他把舌头伸出来——他的舌头长得出奇——发出一声在我们国家向近视眼的棒球裁判喝倒彩的呼哨，整个茶座都被他的尖叫震动起来。
“别这么叫，”艾斯美说，看样子对她弟弟这个行动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他在一家卖炸鱼和马铃薯片的地方见到一个美国兵这么打呼哨，现在他一感到无聊就学这个。快别叫了，不然我马上就叫你回到梅格莉小姐的桌子上去。”
查尔斯把一双大眼睛睁起来，表明已经听到了姐姐的警告，但是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该留着这一手——我是指这种又噗噜嘴唇又吐舌头的怪叫——等待他开始冠起衔头时再使用。那就是说，如果他也有封号的话。
艾斯美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在给我作临床诊断。“你很会板着脸说笑话，是不是？”她说——带着沉思的神情。“父亲说我一点也没有幽默感。他说我步入生活没有自卫能力，因为我不懂得幽默。”
我点了一根纸烟，望着她说，我不认为在生活真正陷入窘境的时候幽默感有什么用场。
“父亲说有用。”
她这样说是出自对她父亲的信仰，而不是有意和我拌嘴，我赶忙换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