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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布觉得必须打断他。他厉声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只不过问你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人。”
“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完哩。我在这里六年了。你也许不愿意相信这个。可是，要是真的呢？”
“还是一样，”格里布说，“总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人。”
那个意大利人靠在柜台上想说服格里布，他的一双挨得很近的眼睛奇怪地盯着，他的肌肉也绷紧着。现在，他放弃了希望，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唉，我想是吧。偶尔有那么一次。可是我一直在告诉你，连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总是在追踪什么人。这不是一码事。”
“好吧，你一定要找，你就继续找吧。我帮不了你的忙。”
可是他没有继续去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格林身上。他把格林的支票挪到这一叠支票的最后面。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温斯顿菲尔德。
他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了后院里的一座平房。这所院子里有两座平房，中间只隔开几码。格里布很熟悉这种一院二屋的布局，那是在填平沼泽，修筑马路之前大批大批盖起来的。它们都一模一样——篱笆旁边一条木板便道，比街面低很多，三四根拉晒衣绳的球头木桩，绿漆的木板，灰暗的鹅卵石，到后门要经过段很长很长的阶梯。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他进了厨房，那个老头儿就在那里，坐在桌边的一把轮椅上。
“哦，这位是政府派来的人，”格里布掏出支票来时，他对那男孩说。“你去把我的文件匣拿来。”他在桌上清出一块地方。
“哦，你不用这么费事了。”格里布说。但是菲尔德还是摆出了他的证件：社会保险卡、救济证、曼特诺州立医院的信件，还有一九二〇年圣地亚哥发的海军退役证。
“这就够了，”格里布说。“请签字吧。”
“你得知道我是谁，”那个老头儿说。“你是政府派来的。这不是你个人的支票，这是政府的支票，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明以前，你没有权利把它给人。”
他喜欢这样煞有介事地办这手续，格里布就不再表示反对。菲尔德把他匣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摆全了那些证件和信。
“这是我过去经历的全部证明。只差一份死亡证书，他们就可以把我注销了。”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相当高兴的洋洋得意和了不起的神情。他还不签字，只是直挺挺地把那支细小的钢笔捏在手中，靠在他那条穿黄绿色灯芯绒裤的腿上。格里布不去催他。他感觉到那个老头儿因为没有人同他说话而憋得慌。
“我得买质量好一些的煤，”他说。“我差我的小孙子到煤厂去买煤，他们把煤屑装满他的手推车。这个炉子不是烧煤屑的。全都从炉篦子上漏下来了。我要的是富兰克林县产的鸡蛋大小的块煤。”
“我把这情况报告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要有钱。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我们黑人一定得有自己的有钱人。没有别的办法。”
格里布坐在那里，他的发红的前额上面平平地盖着剪得短短的头发，他的双颊缩在翻起的衣领中——在铁炉的白云母片中，烧成块结的煤发出了熊熊火光，但是屋子里仍不暖和，——坐在那里听着那个老头儿介绍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用认捐的办法，每个月在黑人中间制造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每月一次造出来的聪明善良的年轻人要签个合同，保证把这笔钱用在兴办只雇黑人做工的企业。这件事通过散发连锁信和口头办法来宣传。每个有工资收入的黑人每月认捐一元钱。五年之内就有六十个百万富翁。
“这样就会引起尊敬，”他用嗓子堵塞的声音说话，听起来像是外国音。“你一定得把那些丢在彩票和赛马上的钱统统拿过来，好好组织一下。只要他们能从你身上骗到钱，他们就不会尊敬你。钱，这是人类的太阳！”菲尔德是个混血黑人，可能有印第安人奇罗基族的血统，也可能有纳却兹族血统；他的皮肤有点发红。他在这间黑暗的屋子里说到金色的太阳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模样——长着一头乱发的平板的脑袋、混血种的脸、厚厚的嘴唇，手里仍旧握着那支笔，很像一个神话里的地下国王，老判官米诺斯本人米诺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曾命达达勒斯建造迷宫。
这时他才接过支票，签了字。为了不弄脏支票存根，他用指节按着写。桌子被压得吱吱吱吱地发响，厨房里那堆脏垃圾的中心上面盖着面包、肉、罐头和废纸。
“你认为我的计划行不通？”
“这值得考虑。应该想些办法，这我同意。”
“只要大家肯做，这就行得通。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这是唯一关键。只要他们都一样理解了，他们大家。”
“这话不错。”格里布站了起来说。他的目光和那老人的目光相遇。
“我知道你得走了，”他说。“那么好吧，愿上帝保佑你，小伙子，你对我没有使坏，这我马上可以看出来。”
他又经过低于路面的院子回去。有人在一个棚里小心翼翼地护着一支蜡烛，那里有个人在卸一辆婴儿车上的劈柴，两个人在热烈地交谈着。当他走到尽头上有遮顶的过道时，他听到吹在树枝上和刮在房屋正面的风啸声，后来到了人行道上，他看到了河面上和工厂顶上数百英尺高的寒空中高压电线架上像针眼一样小的红灯——那些小尖点。从这里开始，他的视野就被挡住了，一直到南支流和它的堆满木材的河岸，还有河边的起重机。市区的这一部分在芝加哥大火发生在1871年。后曾经重建，不到五十年又成了一片废墟，工厂都钉上了木板，房屋都人去楼空，败落倾圮，中间还长了杂草。但使你感到的并不是荒凉之感，而是一种组织上的不善，放走了一股巨大的劳动力，从这一片大荒地放出的一种四散逃跑、无所依附、不受控制的力量。不仅大家都一定感到这一点，而且格里布觉得，他们也被迫适应这种情况。在他们自己的身内适应。他觉得他也不例外。就说他的父母做过仆人吧，可没有让他做仆人。他想，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他这样的差使，这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人要求他们做，大概有血有肉的人也干不了这份差使。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为什么要完成这项工作，或者能够看到这样完成的结果会引到何方。这并不是说，他想要摆脱这项工作，他明白过来，板着脸沉思。相反，他有事情要做。被迫感到有这种精力，而又没有工作可做——这是可怕的；这是痛苦；他知道这个滋味。现在是下班的时候了，六点钟。他要是高兴就可以回家去了，回到他的屋子里，用热水洗把脸，倒一杯酒喝，躺在床上看看报，吃几片涂肝泥酱的饼干，然后出去吃晚饭。但是想到这些确实使他感到有点恶心，好像吞了一口冷气。他还有六张支票没有送，他决心至少要送到一张：格林先生的支票。
因此他又开始。他还有四五个黑漆漆的街区要走，经过一些空地、待拆的房子、旧的地基、关闭的学校、黑暗的教堂、土墩，他想，看到过这一带重建更新的人，现在还活着的一定有不少。现在已增添了第二层废墟了；好几世纪的历史就是通过人类的积累完成的。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地方人为的发展；庞大的人口又使它垮了下来。有些东西一度是这么新，这么具体，以致无论谁都会看到它们是代表某种东西的，如今却已经垮了。因此，格里布想，它们的秘密显了出来。这秘密就是，它们是有了协调才代表自己的，有了协调事物就自然而没有什么不自然，当这些东西本身垮了的时候，这种协调就露了底。否则，是什么东西使城市看上去不会显得古怪呢？罗马，几乎是永恒的，并没有引起这种思想。它是永恒地如此真实的吗？但是在芝加哥，循环如此迅速，熟悉的东西死而复生，不过有了变化，在三十年内又一次死去，你看到这个共同的协议或盟契，你不得不思考那些表面的和现实的问题。（他想起了雷纳，不禁莞尔微笑。雷纳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一旦理解到了这一点，许许多多事情就容易明白了。例如，为什么菲尔德先生想出这样一个计划。当然，如果大家都同意创造一个百万富翁，那真正的百万富翁是会出现的。如果你想要知道菲尔德先生怎么会有灵机想到这个办法，咳，那还不是因为他从厨房窗口可以看到那个蓝图，一个成功的计划的骨架——高架市内火车和它的蓝色、绿色的信号灯。人们既然同意付几毛钱坐高架市内火车，高架市内火车就一举成功。但是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却多么荒谬，多么不现实。但是那个修建高架市内火车的大金融家叶尔克斯查尔斯泰森叶尔克斯（1837——1905）：美国金融家，获得芝加哥地面火车和高架火车的实际垄断权。设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叶尔克斯天文台的大望远镜由他赠送给了芝加哥大学。却知道，他能够使大家同意那么做。从这个计划本身来看，完全是纸上谈兵，近乎是一种表面的东西。因此，为什么要对菲尔德先生的主意感到奇怪呢？他抓住了一个原则。于是格里布也想到，叶尔克斯先生建立了叶尔克斯天文台，捐赠了好几百万块钱。他在纽约王宫般的博物馆里，或者在驶向爱琴海的游艇上的时候，怎么会产生捐钱给天文学家的念头的？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奇怪事业的成功感到畏惧，因此愿意花钱探明宇宙中存在和表面是不是一致？是的，他想知道什么是永恒的；血肉是不是圣经中的草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六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因此他把钱捐出来在许多恒星的烈火中烧掉。那么，好吧，格里布又想，这些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家同意与它们一起存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地步，——同时，还有一种现实，它并不取决于同意，而在这种现实的内部，同意是一种花招。但是拮据呢？那种把这么许许多多的人困在职位上的拮据呢？请你告诉我，你这个不问世事微不足道的君子，老实人——他用这些话来嘲讽自己。为什么同意这种苦难？为什么丑恶得这样令人痛苦？因为有什么东西是阴沉的，永远丑恶的吗？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不再想下去了，觉得口袋里有一张真实的支票给一个无疑一定是真实的格林先生，这在目前就已经够了。但愿他的街坊不会认为有必要隐瞒他的下落。
这次，他到二楼就止了步。他划了根火柴，找到一扇门。马上有个人来应门。格里布已经准备好了支票，没有等到他开口就给他看。“图利弗格林先生住在这里吗？我是从救济站来的。”
那个男子把门缝缩小一些，对他背后一个人说话。
“他住在这里吗？”
“唔——唔。不。”
“或者这所楼里的什么地方？他是个病人，不能去领钱。”他把支票挪到亮处给那个人看，光线里尽是烟雾，空气里有猪油烧煳了的味道，那个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