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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也没有看，这是他的工作发生巨大障碍的一个原因。雷纳应该让他看几小时档案的。但是他显然认为没有必要，大概认为这项工作并不重要。送几张支票为什么要做周密的准备？
现在该找一下看门的了。格里布在十一月底的寒风和阴暗中察看了一下那幢楼房——一边是踩得乱七八糟的冻硬的空地，一边是堆废旧汽车的场子，再过去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高架市内火车架子工程，看上去弱不禁风，到处还烧着一堆堆垃圾；两个歪歪斜斜的砖砌门廊齐三层楼那么高，一段水泥阶梯通到地下室。他下到地下室的过道里，试试一扇扇的门，终于有一扇给推开了，他发现自己是在锅炉房里。那里有个人朝他站起来，踩着地上的煤渣，在帆布包着的水管子下，弯着腰向他走来。
“你是看门的吗？”
“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个人，他住在这里，叫格林。”
“叫什么格林？”
“哦，也许你这里姓格林的不止一个？”格里布有了新的希望，高兴地说。“这个叫图利弗格林。”
“我帮不了你的忙，先生。我一个也不认识。”
“是个残废。”
看门的弯着腰站在他面前。他会不会就是个残废者？哦，上帝！要是他就是，那会怎么样？格里布的灰色眼睛兴奋地吃力地想看个清楚。可是不对，他只是个子很矮，背有点驼。一张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的脸，硬邦邦的络腮胡子，低垂宽阔的肩膀。他的黑衬衫和当作围裙系在腰上的麻袋发出一股汗水和煤灰的臭味。
“怎么残废？”
格里布想了一想，然后用毫不掩饰的坦率的轻松口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可糟了，但是不这样说，唯一的别的办法就是说谎瞎猜，这他又不会。“我是给出不了门的人送救济金支票来的。他要不是残废，就会自己来领了。因此我才说他是个残废。起不了床，离不开椅——有那样一个人吗了？”
这种坦率是格里布的拿手好戏，他从小就会这样。可是在这里却帮不了他的忙。
“没有，先生。我有这样的四幢楼房要照看。我不是每个房客都认识，更不用说三房客了。房客换得很快，每天都有人搬进搬出。我说不准。”
看门的张开他的肮脏的嘴唇，但在鼓风机嗡嗡地把空气猛抽进锅炉里燃起烈焰的呼呼声中，格里布听不清他的话。不过，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那么，好吧，谢谢你。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再爬到楼上去看看，是不是会碰上认识他的人。”
他在回到寒冷的空气和早降的暮色中以后，从地下室口就近绕到夹在门廊砖柱之间的大门那儿，开始要爬到第三层。灰泥碎片在他脚下给踩碎了，两旁的铜条表明早已卸走的地毯的原来界线。在过道里，寒气比街上还袭人，冷得有点彻骨。过道的厕所马桶像泉水一样涌。他听到房子外面的风刮得像锅炉房的鼓风机那么呼呼叫，就不快地想，这可真是躲风避雨的好建筑。接着他在昏暗中擦了一根火柴，在墙上涂涂抹抹的字迹中寻找姓名和门牌号码。他看到“伍第杜第美国流行连环画中人物。去见耶稣”，还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漫画、淫猥的粗话、咒骂等等。原来金字塔中封闭的厅堂里也是有装饰的，还有人类起源时期的洞穴。
他的卡片上的材料是：图利弗格林——第3d号公寓。但是门上都没有姓名，没有号码。他缩起脖子，眼睛冻得流出了泪，呼出的尽是雾气，就这样走过了整条走廊，心里想，他不幸不是那种脾气，否则他就会使劲敲门，大声叫喊“图利弗格林”，直到有个水落石出才罢休。但是他不是这种大吵大闹的脾气，因此他继续划火柴，来回照着墙头。在过道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他发现有一扇门，刚才没有见到过，他想最好试一试。从敲门声听起来好像是间空屋子，但是一个年轻的黑女人来应门，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她只开了一道门缝，怕屋子里的暖气跑掉。
“什么事，先生？”
“我是从普雷阿里大道的区救济站来的。我找一个叫图利弗格林的人，给他送支票来。你知道他吗？”
不，她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她一点也没有听懂他说的话。她的脸迷迷糊糊的像在梦中一样，很温柔，很黑，但是神情冷漠，与世隔绝。她穿着一件男人的短上衣，把衣领紧紧地揪住。她的头发分成三股，两股向两边横梳，另外一股蓬松地耸在前面。
“这里有人可能知道他吗？”
“我上星期才租了这间屋子。”
他看到她冻得打哆嗦，但甚至她的哆嗦都是梦游中的哆嗦，她那俊秀脸上的光亮大眼睛中，并没有明显地感到寒冷的样子。
“好吧，小姐，谢谢你，谢谢。”他说完便去试另外的地方了。
这次让他进了屋。他很感激，因为屋子里很暖和。里面尽是人，他进去时他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有十个人，也许是十二个人，也许更多，像在议会中开会那样坐在长条板凳上。严格地说，屋子里没有光线，只是由于窗户透进光来，才使屋子显得不太黑。他觉得好像每个人的个儿都很大，男人们穿的是厚厚的工作服和冬大衣，女人们穿戴着毛衣、帽子、旧皮领子，也显得臃肿。而且，除此以外，还有床和被褥，一只发黑的炉灶，一架钢琴，上面的报纸堆得同天花板一般高，一张芝加哥繁华时代才能见到的老式餐桌。格里布脸上冻得白里透红，身材又小，一走到这些人中间，显得像个小学生。他虽然受到笑脸和热情相迎，但他还没有张嘴就知道，所有的潮流都是逆着他的方向的，他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他还是开口问道：“这里可有人知道我怎么能够把一张支票送到图利弗格林先生手里吗？”
“格林？”说话的是开门让他进来的那个男人。他穿着一件短袖方格衬衫，他的长脑袋长得很怪，像一顶大檐军帽一样又大又长；前额青筋毕露。“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他。他住在这里吗？”
“救济站给我的地址就是这里。他是个病人，等着他的支票。有谁能告诉我到哪儿去找他吗？”
他坚持着等待答复。他的猩红色羊毛围巾围着脖子，拖在军式雨衣外面，口袋里是一叠重甸甸的支票和正式表格。他们一定认出了他不是个收账的雇来在下午挣外快的大学生，狡猾地想冒充救济站职员，而是个年龄较大的人，自己也知道什么叫做拮据，饱尝过一般人所没有尝到过的艰辛。如果你看一看他眼圈下面和嘴角周围的纹路，这就够明显的了。
“有谁知道这个病人吗？”
“没有，先生。”他看到四周围的人都摇着头，微笑着表示不知道。一个知道的人也没有。也许这是实话，他思量着，沉默地站在那个有着一股泥土味和混合着香气的人味的阴郁的地方，这时谈话声嗡嗡地继续着。但是他是永远拿不准的。
“这个人怎么啦？”大檐军帽脑袋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他不能自己来领救济金。我是头一天到这一区来。”
“他们会不会把号码给弄错了？”
“我想不会。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打听到他？”他感到他这股固执劲儿使他们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他居然敢对他们这样固执。他虽然个子比他们瘦小，却一点也不怕，毫不退缩，灰色的眼睛正眼瞧着他们，感到又好笑，又有点儿大胆。有个坐在条凳上的人在嗓子眼里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却听不清楚，一个女人听了尖声大笑，但又马上止住了。
“那么，没有人肯告诉我？”
“没有人知道。”
“要是他住在这里，至少他总得向谁付房租。这所房子是谁管的？”
“格里特哈姆公司。在第三十九号街。”
格里布在小本子上记了下来。但是，回到了街上以后，一张纸片给风吹过来，紧贴在他的腿上，这时他在考虑下一步走什么方向，他觉得这个线索似乎太靠不住了。也许这个格林租的不是一套公寓，而是一间屋子。有的时候，有多到二十个人住一套公寓的；房地产经租人只知道承租的租户。有时，甚至经租人也不能告诉你租户是谁。在有些地方，床位甚至早晚分班出租，守夜的、野鸡汽车司机、夜宵餐室的快餐厨师，白天睡了觉以后，就把床位转让给一个姊妹、侄子，甚至刚下公共汽车的陌生人。在芝加哥的格罗夫村和阿希兰之间的这个残败破落地区里，有大量大量新来的人，从这所房子搬到那所房子，这间屋子搬到那间屋子。你见到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呢？他们的背上没有背着行李，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色。你见到的只是一个人，一个黑人，在街上走，或者坐在电车里，像别人一模一样，手里捏着一张转车票。因此，你能知道什么呢？格里布想，格里特哈姆公司经租人对他的问题只会感到好笑。
但是，如果知道格林是个老头子，是个瞎子，或者是个痨病鬼，那他的工作就会简单多了。如果当初他花一个小时翻看一下档案，记些笔记，他就不会处在这样不利的地位了。雷纳把那叠支票给他时，他曾问过，“对于这些人，我该了解些什么？”当时雷纳的神色好像是责备他过于夸大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微笑起来，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错，但尽管如此，雷纳还是要说这样的话，他正要讲时，救济站里由于斯泰卡和她的孩子而乱成一片。
格里布为了谋得这份差使等了很长时候。他是通过市政厅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个老同学的门路才得到了这份差使，那个老同学从来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突然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起来——此外，也乐于表示，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自己也混得很不错，很有办法。是啊，他跟着民主党政府混得很有办法。格里布到市政厅去找他，他们至少一个月有那么一次，在饭馆里一起吃一顿中饭，或者喝杯啤酒，这样有一年之久，终于有可能把这份差使搞到手。他不在乎给定在职员的最低一级，甚至当送信的也不在乎，不过雷纳以为他是在乎的。
这个雷纳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格里布一见就喜欢他。第一天格里布照例来得很早，但是他等了很久，因为雷纳迟到了。他终于窜进了他的隔开的小办公室，好像他刚从来回疾驰于印第安纳大道的红色大电车上跳下来。他的瘦削粗犷的脸给风吹得生疼，他咧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自言自语。他戴着一顶浅顶小呢帽，穿着丝绒翻领整洁地围着脖子的大衣，围着一条使他的下巴神经质地抽搐得更加显眼的丝质围巾，坐在转椅上摇来转去，双脚离地；因此他坐着老是有点儿在颠。这时，他斜眼打量格里布，他的眼睛上下长得出奇，略带嘲意。这两个人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没说话，这时，那个主管把帽子从头发梳得乱糟糟的头上摘下来，放在膝上。他的冻得发青的手不太干净。一根钢梁横在这间临时隔开的小办公室里，原来是挂机器皮带的。这所房子以前是家工厂。
“我比你年轻；我希望你听到我的命令不会觉得不好受，”雷纳说。“不过这些命令也不是我作出来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