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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驻地离门口有点远，为了赶时间，我就开了车过去，春日灿烂、温暖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漏在前挡风玻璃上变成了淡淡的圆圆的轻轻摇曳的光晕。我摇开车窗，让人吹乱了我的头发，惬意地享受着这春风沉醉的上午。
各业务单位的人来送文件，都是开了车来并带了证件，大门口打过电话请示后，一般能送到小楼前的第二道警戒线前的岗亭那里。但因为丢三落四所以进不来大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所以我也浑不在意，只是难得有个出来一下偷闲的机会。
到了大门口，我把车停下。哨兵看到我了，就迎了过来。
我下了车，向敬礼的士兵回了礼。这时候屋子里的人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
是另一位哨兵和一名穿着制服的邮递员，看到邮递员我才注意到大门口还停着一辆绿色的邮政大杠自行车，挂着一个绿色的写着“中国邮政”的大袋子。
我没看到来送文件的人，便皱着眉毛问道：
“怎么回事？”
出来的那位哨兵回答道：
“报告首长，有你们单位的一封信。”
“信？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信来？”
我不禁都纳闷地反问，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机密单位，我们七个人的去向连单位和家属都要严格保密，一直都以为我们被单位外派在外进行保密工作，怎么可能有人会给我们写信呢？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那士兵也被我问得楞了，支吾地答道：
“不是别的，就是一封信啊，咯，就是他送来的。”
这时候站在他边上的那个邮递员出声了。
“我说同志，我已经把你们的信送到了，休息也休息得差不多了，你可以让他们让我走了吧？我还有很多信还没送呢，耽误了革命工作总还是不好不是？”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非常镇定，一副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我现在才注意到他，就打量了起来。这位邮递员穿着一身邮政的制服，头发有点花白，大脑门，大鼻子，五官大致算得端正。初见，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工人阶级的威严和尚存于四十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力。然而，转眼间便会让你感到有点不快，他那种见多识广的神气中还混杂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年轻时对京城人情世故的谙熟和办事机灵。
我这才终于意识到这位邮递员出现在自己面前总是那么的不协调。
我又问道：
“什么信？我们这怎么会有信？”
那邮递员看似不紧张，但他瞥见墙内一幢幢军营，笔直的大道，依稀可见的铁丝网，还有一块“军事禁地”的大牌子。
远处是西山山脉形成的一线天际，曲折有致，尽如人意，仿佛就是为了让人看着舒服。
这景色使他忘掉了油滑逗趣的嘴上功夫，因为有人误入禁地被保密单位圈禁终身的乡野传说让他有点透不过气来了。
“信？就是信啊！方方长长的一个信封，上面贴着邮票，写着地址，里面装着信纸，信纸里写着要告诉别人的话。我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我送过很多单位，送了几十年的信，都是那样的信啊”
我猛地一个激灵，我想到了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我立刻被自己冒出来的想法给吓着了，我带着一身冷汗咬着牙几乎有点歇斯底里地粗暴地打断了他。
“信！信在哪？快说，信在哪？！”
邮递员被我突然的失态给吓着了，边上的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在屋里。”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风驰电掣地冲进屋里。
一封信就平躺在哨位值班室的桌子中央。
我在边上注视着那封信，脑子里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翻滚起来，太阳穴鼓着，耳朵边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那是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能放下整张信纸的那种，上面贴满了长城邮票，盖满了邮戳。
厚厚叠叠的一封大信，信封都鼓起来了，里面应该塞满了东西。
我咬咬嘴唇，再走近一点好看得更清楚一些。
地址一栏写的是：北京信箱。
收信人是：吴石叔叔。括弧，亲收，反括弧。
寄信人一栏写的是：您亲爱的小苹果（内详）。
字是钢笔字，碳素墨水，字迹是仿的印刷的宋体，一板一眼，写的很认真，字距拉得比较开，看得很清楚，显然是用了心，笔锋依然是老成中带着稚嫩，因为开笔重，落笔比较轻，还是有点气力不足的感觉。
信封上有点折痕，看上去密封得很好，应该没有被拆开过。
我的心已经炸开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跳动了。
我慢慢慢慢地走近桌前，掀起身上的衣服包着右手，轻轻地、缓缓地拿起了信封的一侧，把信拿了起来，再非常非常小心地翻了过来。
动作再慢也有做完的时候，把信封翻过来，我的目光定住了。
在信封背面的最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蓝色的蝴蝶印记。
蝴蝶来信！
第三封！
五号机！
真的来了！
就在我眼前！
我用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尽量镇定下来。
然后小心翼翼的放下信，再转过身去。他们三个人因为我突然的惊人举动都跟了过来，站在门外面都没敢进来，小心翼翼地在那看着我。
我在身上摸了摸，只摸到烟和打火机。我有点康康战战地点了一支烟，烟雾遮挡了我有点发白的脸庞。
我该怎么办？
我叫林千军。我在国家机密单位做事，现在是一名名字都不能提的临时机构的值班收发员（正营级），我还有很多兼职，因为上级首长交给我的主要工作目前没有什么事做，所以我干起其他事情来也很开心。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来了。
我该怎么办？
一会儿又似乎是很久，我已经考虑好了。
我从桌子上找了张报纸把信给虚虚地盖住。再把他们叫了进来，站到门边。我紧张而严肃的表情让他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都默默地服从了我的安排。
我尽量淡定地道：
“今天的值班领导是谁？”
一个哨兵道：
“是毕连长。”
另一个补充道：
“毕诗林，毕连长。”
“给我接通他的电话。”
我吩咐道。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听到那边“喂喂”了两声，我开口了。
“是毕连长吗？我综调处的林参谋。”
对方和我见过几面，他是个直爽的东北汉子，有点调侃地问我有什么指示。
指示，我真没有。
我只有命令！
我挺直腰板紧握话筒斩钉截铁地道：
“毕连长。根据上级首长的授权文件，你部在需要时必须全力服从我处的指挥。下面，我以综调处的名义命令。”
我听到了话筒那边老毕立正的声音。
“命令：基地上下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所有人员包括综调处人员坚决许进不许出，立即中断除我处值班专线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遇反抗，立即逮捕！命令执行到我的上级撤销这一命令为止，这不是演习。你复述一遍！”
我听到毕诗林连长复述了一遍，没有错误，又道：
“你立即派一个班带上武器到基地大门值班室来执行任务，听从我的直接指挥。还有大门值班室的两名哨兵，必须从现在开始听从我的指挥，你给他们下命令吧！”
士兵就是士兵，精锐就是精锐。
一名哨兵从我手上接过电话，听到连长的命令后，放下话筒，马上就立正、敬礼。
“首长同志，请您指示！”
我也毫不客气地对两人说道：
“把你们身上的武器都交出来。”
他俩立即把身上携带的执勤武器交给了我，两支步枪、一支手枪、一支信号枪还有子弹，统统地交了出来。
我把那只手枪拿在手上，其它的放到了一边。然后看着那位已经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一直没有言语的邮递员，命令两名士兵把他带到隔壁的休息室去看起来，不准说话，等待命令。
等一切安排好了，我摇通了通往我们组值班室的电话，过了好一会，章天桥才接起了电话，懒洋洋地问：
“喂，是谁？什么事？”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和冲动道：
“章姐，我林千军！出大事了！”
“你这么去了那么久？出什么大事了？一惊一乍的。”
“真出大事了！你立即给组长打电话，要他火速赶回来！”
“怎么了？”
“就是，就是，咱们一直在等的那东西，已经寄到我们这里了。”
“什么？！”
“那东西啊，要寄给我们单位的那个，已经在我们基地的大门值班室里了，我已经下令把基地封锁了，你打完电话快来。”
“我靠！”
我听见章姐大声地骂了一句粗口，她就撂下了电话。
第二十二章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笨蛋，你的脑子里长的是豆腐花吗？你们军情局培养出来的都是你这样的笨蛋吗？”
当天下午，火急火燎坐了军队的专机赶回来的组长，一回来就撤销了我的乱命，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然后烦躁地开始收拾我惹出来的烂摊子。
没错，我的危机应急机制处理措施基本上是抄袭了我们局长在见到一号机后的处理办法，把人全控制起来做到保密万无一失了再慢慢说下文。
简单、直接、粗暴，却卓有成效。
而他老人家派兵包围自己的办公室，把整个局党委关在外面的故事在情报机构的各位大佬范围内已经流传为了笑话。
什么样的首长带什么样的兵，他是从枪林弹雨中厮杀出来的，对军情工作并不算内行，也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的考虑。
我向组长承认了错误，自己在这次危机处理上确实是做得有点过火。
“过火，何止过火啊，简直是胆大包天，给你根棍子你连天都敢捅破了，现在中央警卫团的人就要到了，你要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啊？怎么解释？！”
组长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因为骤然封锁了基地，中断了所有对外联系，中央警卫团那边和这边一下就联系不上了，担心出了什么事情，派人来查看就被这边扣了下来，然后才想起以综调处的名义向警卫团那边报了备，差点就了触发了首都的安全警卫应急机制。
现在的局面是两名哨兵看住了吓得康康战的邮递员，外面是毕连长带着一个班在大门警戒，基地全部加岗，连指导员在值班室坐镇指挥，我等章天桥赶来后，两个人小心地把五号机带回了小楼，然后就安排了一个排把小楼围了起来，基地水泄不通，飞鸟难度。警卫团的副参谋长已经赶来，他们不愿意背这个黑锅，来向我们要个说法。
组长喷得口水四溅，我是立正站着聆听垂训，倒是惹得旁边的一个人有些不高兴了，而且这是一个女人，而女人不高兴起来，后果一般会有点严重。
章天桥赶来后，立即就接过了我的指挥权，实际上于情于理她职务比我高，胆子比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