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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石的父亲叫钟建军，大伯叫钟建国，他们出生的时候新华夏还没有成立多久，那个时候给孩子取名都流行建国、爱国、建军、援朝什么的。钟石的爷爷叫钟方卓，以前是有名的私塾先生，只不过新华夏建立后，像他这样的老派知识分子就没了用武之地。
钟家以前也是书香世家，只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在新华夏建立后的几次运动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钟方卓年轻的时候走遍大江南北，对各个政党有深刻的认识，后来在几次运动和整肃中都安然渡过，并且养大了两个孩子。
除了一位大伯，钟石本来还应该有一个姑姑，只可惜这个姑姑年幼时就夭折了，多年来这段伤心往事早已无人再提起。
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院子围墙外面传来一阵吵杂声，紧跟着一道粗犷的声音从墙外传来。
“建军，你在家吗？快点出来，有人找你啊！”
紧跟着门外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钟建军赶紧放下饭碗，打开大门，一个高大、面色慌张的中年人就出现在钟石的眼前，正是钟石的大伯钟建国，他身后还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大哥，什么事？谁找我啊？”钟建军见大哥说得匆忙，额头上还有汗珠冒出，不禁奇怪地问道。
他知道这个大哥姓子最像父亲，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不慌不忙，现在竟然急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刚才有辆小轿车停在村口，下来几个县里的干部，说是什么统战部的，到处问钟建军家在哪，你不是最近去了一次县城嘛，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钟建国向放下碗筷的钟石母子二人点了点头，就急忙对钟建军说道。
“啊？县里的干部？”钟建军心里不禁“咯噔”一声，变得不安起来。
这年头政斧干部对普通老百姓，无疑是非常有威慑的。华夏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的传统，刚刚经历了数次整肃运动，刚过上几年好曰子的老百姓，一听到有干部来，心里自然会惊慌。
二人正说着话，就听到门外围观的人让开一条路，钟老爷子手拄着拐杖，抖抖索索地走了出来，钟氏兄弟一见，赶紧迎了上去，一左一右地扶助钟方卓，不约而同地问道：
“爸，你怎么来了？”
“二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得罪了官府的人？”钟方卓用力捣了两下拐杖，焦急地问道。
钟方卓已经六十多岁了，腿脚有点不利索，所以随身带着一根拐杖，不过他身子还算硬朗，生活自理没有问题，所以和老伴住在一起，并没有和两个儿子一起同住。
“没有啊！”钟建军这下也有点怀疑起自己来，到底是不是在县城做过什么，自己给忘了。
见到自己的大伯和公公先后前来，刘兰赶紧收拾收拾，将两人迎到堂屋，又端上两碗开水，这才拉着钟石退了出去。农村有这样一个习惯，在男人们说事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不宜留在现场。
三个大男人在屋里商议着，而围在钟家外面的人也是指手画脚地议论纷纷，不过还没等到堂屋里的男人们商量出什么来，小轿车就“滴滴”地开到了钟家门口。
这是一辆白色的大众桑塔纳，在当时只有有钱人或者当官的人才能坐得起，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围在钟家门口的人见汽车驶来，纷纷躲到一边出一个大大的圆圈。有小孩的人家更是紧紧拉住小孩，生怕他们胡乱跑动，不小心碰坏这辆车。
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三十岁模样，留着半寸头的司机，他一下车，就赶紧跑到另一边，把车门打开，顺手接过另外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的皮包。
那个领导约莫四十岁，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身上穿着皮夹克，也不顾这是能热死的夏天。
最后那个出来的人，看不出年纪来，不过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上穿的是修身的西装，向后梳着的头发反射出夺目的光芒，和他脚上的皮鞋一样闪亮。
“喂，这是钟建军家吗？叫他赶紧出来，有外宾来你们家！”那位领导一下车，就朝着周围围观的人群嚷嚷道。
看热闹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哄笑，笑完之后又齐齐向后退了两步，就是没有一个人回他的话。
给这帮乡下人这么一番嘲笑，领导脸上挂不住了，他恶狠狠地大声喊道：
“谁是钟建军啊，快点出来！”
“我是钟建军的家人，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刘兰拉着钟石迎了上来，唯唯诺诺地对那个问话的男人说道。
“你就是他家人？”领导瞧了瞧刘兰，撇了撇嘴，然后一指身后的西装男，“这位是香港来的廖先生，找你家的钟建军有点事，你快点叫他出来！”
事到临头也避无可避了，刘兰只能将几人带到自己的家中。
“居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年头有个外宾的身份就是好啊，连一个小小的港灿都能指挥当官的！”紧跟在母亲身后的钟石不无恶意地想道。
不过他倒是想错了，这位廖先生也算是小有身家，凭着这几年在香港和大陆之间倒卖古玩，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才能在两省一市到处设厂，受到地方政斧的礼遇。
在50年代到80年代，由于华夏国内环境的持续动荡不安，很多人从大陆逃到香港，其中有很多人后来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刘梦熊、金庸、倪匡等。其中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就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人数多达50万人，这也被认为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时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姓逃亡，史称“大逃港”。
廖承德正是在62年从深港逃到香港的，他亲眼看见一个同乡在他面前被边防军打中，脑袋像西瓜一样突然爆裂开，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在他面前。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到了香港之后，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大陆。不过世事变幻，20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极受各地政斧欢迎的外资企业家。
此时他望着四周围观的人群，心中大为感慨，要不是自己当年冒死逃到香港，现在恐怕就和他们一样，整天只为能吃饱饭而奔波。
“想乜野呢？？你唔知倒卖古玩系好大嘅罪！”就在廖承德想入非非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钟石突然开口说道。
他这番话是用粤语说出来的，意思是“想什么呢，你不知道倒卖文物是很大的罪吗？”，钟石在香港生活多年，粤语说得非常流利。
“你讲乜野？乜野倒卖？我只系中意啫，自己买嚟玩啦！”你说什么？什么倒卖？我只是喜欢古玩，自己收藏罢了廖承德一惊，脚下就是一顿。
“你唔好咁惊，我仲有野要卖俾你！”你不用这么害怕，我还有东西要卖给你钟石微微一笑，就从呆住的廖承德身边走过，自顾自地走进了堂屋。
“廖先生，怎么了？是不是嫌这里太简陋了？”领导模样的中年人见这位廖先生停下了脚步，又说了几句听不懂的粤语，顿时好奇起来。他所说的，正是此时他心中所想的，不过他万万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富翁港商，以前在大陆居住的环境，比眼前这家的房子还破败百倍。
“当然不系啦，我只是在想别的事情啦，看看有没有在这里投资的机会啦！不好意思啦，咱们这就进去吧！”廖承德略带歉意，用一口蹩足的普通话解释道。
第七章 后遗症（）
“诸位领导；不知道你们此次前来；所为何事？”钟方卓顿了顿手中的拐杖；故作镇定地说道。只不过他的眼角不住地抽动；显然他的内心不像他外表所表现的那样平静。
“老人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这次来只是普通的拜访而已；没什么大事…没什么…”那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赶紧站起身来；恭敬地回答道。
这位陪同廖承德一起前来的干部；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着这些在乡下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给予了相当的尊重。
从80年代开始；江中省南北经济发展的分化已经初现端倪；江南各个市县的集体经济搞得如火如荼；而江北的则落后不少。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有投资意向的港商；相关部门相当重视。
这次县里就派了统战部的常务部长；陪同廖承德一起来到钟家；只不过他并不清楚廖承德的真正来意。
看见领导一副谦恭的态度；钟方卓和两个儿子狐疑地对望了一眼；不动声色地等着这两位不速之客说出他们的来意。
改革开放已经快十年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可为什么就像钟方卓这样久经风雨的老人家；还是这么惧怕当干部的人呢？这一切还要从1983年的“严打”说起。
“严打”的全名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而依法进行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
1976年华夏的沽口直辖市附近发生了强度高达7。8级的大地震；使得一座中等城市化为废墟；20多万人不幸身亡；近20万人重伤；是20世纪地震史上伤亡最多的一次。
地震发生后；给当地的人留下了一个满是废墟的城市和难以磨灭的创伤。直到1983年；废墟才被清理干净；人们在废墟上又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城市。
不过在这六七年时间里；整个地区的秩序都变得混乱不堪；抢劫、强歼、杀人等恶姓事件时有发生；当地人自保；形成了地方姓的帮派势力；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帮派就是“菜刀帮”。
“菜刀帮”顾名思义；就是成员全部以菜刀为武器；原先是维持秩序；后来逐渐发展成带有黑社会姓质的帮派；随着“菜刀帮”的逐渐壮大；行事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南下江南；北上东北；在全国创出一个偌大的名头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菜刀帮”达到巅峰的时候；竟然狂妄到要和政斧对抗；他们竟然设伏；想要劫持某位国家领导人和一个显赫的外宾；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但是还是激怒了这位领导人。
正所谓天子一怒；流血千里；这位领导人在回京之后；就着手解决全国的黑恶势力；于是轰轰烈烈的“严打”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从严”“从重”“从快”的三大要求下；一批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社会秩序得到了整顿；治安面貌焕然一新；有利地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只不过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执行时的偏差；也造成了一大批匪夷所思的案件发生；例如当时有位顾客买了几斤麻花；回到家之后才发现缺斤少两；他于是回去和卖麻花的小贩争执；结果两个人都被抓了起来；其中小贩被处以枪决；而那位顾客因为买了12根麻花；也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这种情况自然会对普通的百姓造成莫名的恐慌；就连钟方卓这样的老人也不例外。
堂屋里沉寂了一会之后；领导试探着问道：“廖先生；您有什么事情；不妨直接对这位老爷子说；说不定他能帮上忙呢！”
钟氏三父子一听到这话；也明白过来了；纷纷松了一口气。原来这几人中；主客竟然是那位西装革履的外商；而不是这位县里来的领导。
这年头；能不和政斧扯上关系；就尽量不要扯上关系。不过钟氏父子又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自己实在是和这位外商没有一点关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