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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点。”格雷厄姆要求。
“对，请您讲详细点。”阿曼达附和着。
“你们没读过这方面的书吗？”医生问道，“多数像你们这样的夫妇都读过。”
阿曼达吓了一跳。“我们上次去看的那位医生一直说没事，他让我们正常地生活，不要操心那些授精知识。”
“你们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孩子？”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陈述而不是质疑，语气也并不粗暴，却达到了质疑的效果。
格雷厄姆站起身来。“我想我们找错了大夫。”
阿曼达也有同感。他们需要医生的理解，而不是审讯。
医生又耸了耸肩。“你们就是再看十个医生，也是这些内容。这些选择方法分别是人工授精、宫内授精、细胞内精子注射、体外授精。如果从头做起，花费依次增多，当然你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受孕机会也就越小。”
格雷厄姆看了阿曼达一眼，朝门口努了努嘴，阿曼达马上会意地走到他身边，出了诊所。就这样，他们在第三个结婚纪念日来到了纽约。这位新医生看上去经验丰富，很有同情心，他给阿曼达做了一系列的化验，还首次对格雷厄姆做了检查。立刻能拿到的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他便给了他们一堆阅读材料和一个印满了说明和图表的硬纸本，并很肯定地告诉他们剩下的化验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意外。最后医生给了他们一份生活制度表，要阿曼达通过在表中记录的体温辨识她的受孕期，要格雷厄姆性生活的间隔至少在两天以上，以便尽量增加精子的数量。
在回伍德里的路上，他们把医生的吩咐拿来当作笑谈，但笑声中不免夹杂了一丝不安。不可避免的是，Zuo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兴而至。生孩子的目标将逐步使乐趣消失殆尽。时间一月月地过去了，目标却还没实现，他们也更加焦躁起来。
第四个结婚纪念日过得很平静。阿曼达刚动了个小手术，还在恢复中。给她做手术的女医生开着一家不孕不育诊所，由伍德里南去约半小时的路程。她四十开外，三个孩子都还没满六岁，对那些把自己诊断不出的病症归咎于情感因素的同行非常不屑，曼哈顿的那个大夫显然在她的不屑之列。她坚持让他们直接叫她的名字——艾米莉——她不仅问了些其他医生没问过的问题，还做了些其他医生没做过的检查。正是她的新检查发现阿曼达的输卵管中有个小堵塞物，尽管她还不敢确定这便是症结所在，还是建议做个清除手术以防万一。
两人立马就同意了。按他们的愿望，眼下该有第三个孩子了——泰勒、爱玛、哈尔——每年一个。而现在，本要容纳一个大家庭的房子显得太空荡、太沉寂了。尽管他们尽力不去想，但有时也不免担心究竟能不能有孩子。
第四个结婚纪念日他们没有Zuo爱。阿曼达还很虚弱，即便没动手术，时间也不适宜。早上，他们互致了爱意。格雷厄姆将早饭给她端到床头，送她一副心形耳环；她对他说了声“爱你”，送了他一本有关异域灌木的书，然后他去上班了。
的确，工作令他们在第四个结婚纪念日心情格外舒畅。欧里瑞园林设计公司左右逢源，格雷厄姆在镇中心租了一套房间，雇了两个专职助手和一个营销经理。他享有康涅狄格州西部最大的三家苗圃的选苗权，还与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的多家林场，及卡罗来纳州的许多灌木场有着良好的业务关系。他承揽的工程使威尔的两个种植队忙个不停。
阿曼达已被任命为伍德里学校系统的协调心理师，这使她能够把这个相对过时的系统融入到当今社会中来。这意味着她可以在诸如学生干部会议、午餐、社区服务活动等轻松的环境中去了解学生；意味着她的服务范围拓宽了，既提供四十五分钟的咨询，也提供五分钟的咨询，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那些不愿与心理师面对面交谈的学生沟通；也意味着她将与顾问心理师共渡难关，与律师共参机密；还意味着由她组建并培训一个急难事务咨询小组。
因而，她和格雷厄姆有了宽敞舒适的房子，顺心如意的工作，友善和睦的邻居，相敬如宾的爱情。要是再有个孩子，第四个结婚纪念日将完美无缺。
第五个结婚纪念日前两个月的那天，阿曼达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像女人，而是个产卵的机器人。当她与格雷厄姆共进午餐时，他们谈论工作、天气、三明治，却绝口不提她早上做的——用超声波检测卵泡——也不提下午要做的——格雷厄姆将排出新的精子，阿曼达接受人工授精。他们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如果这次再失败，就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那天下午，阿曼达一个人躺在不孕不育诊所的病室里。格雷厄姆在取完精子后去工作了。艾米莉在走向大厅时探头进来问候了她一句。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一位面生的技术员走进病室。阿曼达猜着她还没满二十一岁，因而称之“技术员”也恰如其分。这姑娘不善言辞，待人毫无热情，阿曼达只得试着与她说两句话，可她并不理会。阿曼达只好盯着天花板等这冷冰冰的的技术员注射完格雷厄姆的精子。手术一完，她便又被孤零零地搁在那里。
阿曼达知道接下来的程序。她要先在那躺上二十分钟，侧抬着骨盆使精子能顺着适当的方向滑动，然后穿好衣服，回家，提心吊胆地再过十天，看能否受孕成功。
但今天，一个人躺在病室里，伴着格雷厄姆沉默的精子，阿曼达感到胸口一阵绞痛。她试着使自己把疼痛想成是婴儿开始九个月的“宫内”生活时所发出的神秘信号，但她知道疼痛的真正原因：恐惧。
审判（1）
1
多年来，我曾为世上一些最劣等的人辩护过，但是，我所认识的最邪恶的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犯罪指控。假如卡尔文·杰弗里斯是在睡梦中死去，或因事故而亡，我是决不会出席他的葬礼的，哪怕是出于好奇。但是，他是被谋杀的。因此，作为一个曾在刑事法庭当过律师的人，我觉得有义务去参加惟一一位成了谋杀案受害者的承审法官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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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挤的教堂里，我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着一位从未见过的人在念着悼词。悼文中说的都是公正、公共服务、献身、荣誉、友善、家庭、朋友之类的字眼，还有人们会多么地想念尊敬的杰弗里斯法官等等，尽是些使大家听了心里感到好受些的话语，因为谎言总是比真话听上去要令人舒服得多。
最后，当能说的都说尽之后，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将一枝玫瑰放在他那裹着旗子的棺材上，等待扈棺者准备就绪，然后转过身来，当送葬队伍走上过道时，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即便是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光线也无法穿透她蒙在脸上的厚厚的黑色面纱。她经过我身旁时，我心中不禁纳闷，隐藏在那面纱后面的会是什么样的情感。
来到教堂外，在湛蓝的天空下，哀悼者们目送着棺材被抬进一辆光洁闪亮的灵车的后部。六辆豪华大轿车等在那儿，法官的妻子被扶进第一辆车里，过了片刻，由两辆警用摩托车开路，送葬的队伍开始缓缓地向遥远的火葬场行进。
三月里凛冽的寒风像针似的刺着我的脸庞，吹得我两眼淌泪。我将上衣领子紧紧地拉到脖子边，开始挤在人群中走下教堂的台阶。我急着要离开那儿。既然葬礼已经结束，我想把人们悼念的已故的卡尔文·杰弗里斯忘个一干二净。
我转上人行道时，差点儿与哈博·布赖斯撞了个满怀。“您愿意发表点看法吗，安托内利先生？”他问道。
布赖斯站在了我面前。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报道法庭新闻的时间比我当律师的时间还长。风儿一阵紧似一阵，布赖斯眯缝着眼睛，领带从他扣紧的上衣里冒了出来。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摇摇头。我们在街道上艰难地行走着，一句话也不说。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在什么地方停一下，喝上一杯。
“现在喝酒是不是早了点？”
我们来到下一个街区时，一家古老的酒吧餐馆正在开门，门上方的石头上刻着酒吧建造的年代。我们在空荡荡的吧台前要了一杯酒，端着来到一张木桌旁。桌子紧靠布满灰尘的砖墙，墙上挂满了曾经显赫一时但如今早已被遗忘的人的签名照片。
哈博慢慢地吸了一口粗气，将椅子往桌子跟前拉了拉，直到他那大肚子无法再往前靠为止。他向前耸起他那塌肩膀，胳膊搁在桌子边上。
“为杰弗里斯法官干杯，”他说着举起了酒杯。他喝完后，头歪到一边，等待着我解释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干杯。“大多数人都喜欢他，”他提醒我。
我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口酒，热辣辣的酒下肚时，我不禁皱了皱眉头。
“不管你怎样看他，你应该承认他很能干，”哈博继续说道。他每次说几个字，正好与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合拍，他的胸脯像个风箱似的上下起伏。“本州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大部分程序法——都是他写的。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法律头脑。这你不得不承认。”
烈酒已经进入我的胃里，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这你不得不承认，”我从桌旁站起来时，哈博还在不住地说。在吧台旁，我没要酒而是要了一杯咖啡，又叫了一份火腿鸡蛋。
“我要吃早饭了，”我坐下来，对他说道，“你要来点什么吗？”
他起先摇摇头，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给我也来一份同样的，”他朝着空荡荡的房间那头大声喊道。
“你不认为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法律头脑吗？”哈博问道，十分奇怪为什么我好像不赞同他的观点似的。
“你想听听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吗？”我问道，同时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对直到那一刻为止多年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仍然记得那么清楚。“我刚才的说法不完全正确，”我纠正了自己的话，“我并没有真正地与他见面。是在一次审讯——甚至说不上是一次真正的审讯——约定事实审讯中，我出现在他面前。”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审判（2）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但就好像我刚从那个法庭里出来似的。哈博面带疑问地看看我，而我大笑着说那事依然使我十分生气。
“你知道什么叫约定事实审讯吗？就是允许被告对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提出上诉的认罪辩诉协议。当时我们就是提出了上诉。我那时刚当律师，还不到六个月，我辩护的那个小伙子被指控偷了一辆汽车。我想推翻他的供词，但我输了。副地区检察官是个好人。他认为控方是侥幸胜诉，最后应该由上诉法院来决定。”
哈博从未忘记自己是个记者。“杰弗里斯就是那个否决你的请求的法官吗？”
“不是，是另一个法官否决的。杰弗里斯根本不可能推翻上诉。不管怎么说，他与那事毫无关系。至少在那方面没关系。”我补充道。
我用双手捧起杯子，呷了一口清咖啡，回想起杰弗里斯那天的神色。他那长着拳击运动员般手指的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等待着我开口说话。他那时才三十多岁，但他那头鬈发已经泛出银白色，十分光滑。
“麦克唐纳——那是副地区检察官的名字——复述了一遍案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