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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拿出一个让众人信服的谕旨，非但朝内争斗不断，军中也会受影响。张弘范奉命整军四个多月了，就是不肯出征。很明显，这位狡猾的九拔都心存顾忌，等着跟自己讨价还价。
“大兄啊，你得给朕想个办法。再这么闹下去，恐怕我大元将士争雄天下的心就没了！”忽必烈放下茶杯，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话是对董文柄说的，在忽必烈眼中，此时也只有董文柄，能帮助帝国解决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汉人建立的国家，国运动辄绵延数百年。连外战皆败的大宋，还能窝窝囊囊苟延残喘三百余年之久。而汉人眼中的外族，无论多么勇武，向来强盛不过三代。历史上的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儒学，在维护皇权方面的建树是一流的。退一万步讲，虽然推崇儒学的朝代最终走向懦弱，但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汉人国家，其内部的平衡和稳定性，绝非马背上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可比。
所以忽必烈对理学家们才高看一眼，对自己身边这位兼通理学、权谋和兵法的董大兄，才礼遇有加。
“万岁，臣以为，刘深罪证不显，此时陛下切不可以听信谗言，自毁爪牙。此举，非但让前线将士寒心，而且让天下英雄畏惧！”董文柄叹了口气，以极低的声音说道。自从上次呕血以来，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头脑反应有些慢，话语听起来也有气无力。
“你是建议朕置之不理，硬将刘深之事压下去了？”忽必烈淡淡地问道，对董文柄的建议显然不甚满意。
“正是，此风切不可涨！”董文柄抬起头，正色答道。“只要万岁下旨，不准诸臣相互倾轧。大伙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意气之争。闹腾累了，也就罢了。若由着他们胡来，开了这个先河，恐怕祸患不尽于此！”
“可那刘深，辜负朕的信任，贪赃枉法在先。消极避战，抛弃同伴于后，朕置此不理，如何给三军将士一个交代？”
忽必烈愣了愣，放缓了语气，委婉地问。董文柄说得不无道理，放手去揪，恐怕诸大臣谁的尾巴都不甚干净。但不去追究刘深的罪责，几个蒙古大臣说得好，将来前线之上，都以刘深为榜样，谁还肯为大元尽心尽力。
“刘深并非避战，恐其力不能敌，不得以全师而退！陛下细想，刘深自追随陛下以来，大小百余战，哪一仗曾畏缩不前。那一次避过矢石？”
董文柄的声音由低而高，由缓而急。他知道忽必烈跟自己商量此事的意思。忽必烈非但要自己提一个稳妥的平衡朝内各方力量的方案，还希望自己能顾全大局，在刘深之事上，带领诸位汉臣做出妥协。牺牲一个刘深，平息诸蒙古大臣的怨气。而董文柄知道，自己恰恰不能在这方面退让。一旦退了这步，朝堂之上，汉臣的势力就要大减，色目人就要趁虚而入，夺走本来属于汉族大臣那部分权力。大元内部，蒙、汉、色目三股势力就要重新洗牌，整个朝局的平衡也会被打破。
三条腿的凳子突然有一条腿变短了，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变短的那条腿。整个凳子弄不好都要翻倒于地。
“可朕总得给人个说法吧，否则，伊实特穆尔、伊彻察喇、萨里曼岂不怪朕护短？”
“残宋杀我将士，此乃国仇。战场上蒙受的耻辱，自然要在战场上夺回来，降罪大臣有何意义。昔秦穆公能三用败将，终成霸业。陛下欲振长策而御宇内，气度岂能不如一诸侯乎？”董文柄有些着急，不知不觉间，在话语中加上了文言。说了几句，发现忽必烈的表情有些迷茫，知道自己说得太文了，皇帝陛下跟不上自己思路。放慢了说话的速度，尽量用白话劝解道：“陛下可以暂且压下此事，让刘深在大都待罪反省。这样，既安了刘深部署的心，又可以给其他人一个交代。至于刘深之罪，待我南进之师平了残宋，再议不迟！”
为一个汉臣压制蒙古人的愤怒，忽必烈不肯。但拖延不决，应该是蒙、汉双方都能接受的权益之计。董文柄郁郁地想着，神情看上去有些黯然。内心深处，蓦然浮起前几天听人说过的几句对自己的评价。在南方流传过来的报纸上说，北边的腐儒，只知道忠于其君，却不知道忠于其国，忠于其族。像董文柄这样为了一个君王的私恩，出卖了整个族群和国家的利益，其实是最大的不忠，最大的奸佞。
忽必烈毕竟还是蒙古人，心里对蒙古人的感受更看重些。无论他怎么气度恢宏，怎么包容天下，汉人在他眼里，不过是工具和棋子而已。为了蒙古人的利益，自己这些汉人和汉臣，随时可以牺牲掉。如此看来，自己对忽必烈几十年的忠诚，是不是极愚？
“索都及阵亡将士，朕会追加他们的抚恤。至于刘深，朕就依你，暂时放过他罢了！”忽必烈看到了董文柄眼中的悲凉，知道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朕替他把兵败的责任揽下来，说是对文贼的重视不够，犯了轻敌之过。阿合马他们几个再混，也不敢追究到朕的头上。但平南之事，你得拿出个稳妥的策略来，尽快建功。否则，诸臣难免认为朕是非不分！”
“谢陛下厚恩！”董文柄一揖到地，内心涌起一阵激动，压住了纷乱的思绪。忽必烈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自己不能不知道好歹，得寸进尺。君臣之道，很多时候要各退半步，彼此留下缓冲的余地，不相逼过甚。想到这，低声补充道：“陛下对刘深的恩德，那厮要是有心的话，也该知道些好歹，今后行事会谨慎些。其罪，陛下亦不必完全放过，只是说以前线大局为重，暂且不究。诸臣明白陛下的心思，自然把主意力从互相攻击，转到一致对外上来。至于平了残宋之后，陛下是借大赦天下之机，赦了刘深这个杀材也好。还是让他披挂上马，待罪立功，为陛下奔走也罢，再也无关大局！”
“准奏，你尽管替朕拟了条陈上来！”忽必烈挥挥手，大度的说道。矛盾无法化解时，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把眼前几件事的重要程度排一排，灭宋的事，的确也应该排在朝廷内部各方势力平衡的前面。
“谢陛下隆恩！”董文柄再次施礼，想了想，说道：“至于灭宋，臣仔细思量，再也大意不得，需采用文武两策，齐头并进方可！”
“说来听听！”忽必烈笑了笑，知道自己这次替汉臣出头没有白出，董文柄已经有所回报。
“我朝自南下以来，杀戮颇重！达春、刘深约束部署不严，渔夺百姓，是以在江南各路，甚失百姓之心。”董文柄看看忽必烈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奏道。这个对策，算是为了大元，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身后之名。“所以，欲灭残宋，必先收其人心。否则，前方平叛，后方百姓又反，腹背受敌，进退失距。此乃达春所以困，刘深所以败之主因也！”
“有道理！”忽必烈点点头，赞同董文柄的分析。如果没有北方的叛乱，他当然可以调集全部人马，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场。但此时，面对北方海都等人巨大的压力，一个稳定的江南作为后方，显然比一个四野无人的江南对朝廷更有利些。至少，大都等地的粮食，每年还必须从江南征集。在蒙古贵族口中，江南的白米，显然比北方的黍物（蒙古食品，做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来味道更佳。
“所以，万岁可令那些失地流民，各归故里。着地方官给其田。给其种子。凡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物，归还原主。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花样，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身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无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水过多。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此乃平头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董文柄从流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流言中，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处。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况且这么做，还会在百姓口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爱民之名。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色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色目人，任其狂敛。矛盾甚多，笑话亦甚多。）
“此外，臣请陛下，尽早订立江南诸官俸禄和蒙古、探马赤、新附军军饷，使文武百官所取皆有凭依。不可在民间随意搜刮！”除了对百姓进行安抚外，董文柄还建议对官员行为进行约束，并完善各地的官员俸禄。在他眼里，刘深和达春等人鱼肉百姓，最大的原因还是大元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俸禄标准造成的。蒙古人不知道俸禄之说，开始，百官的俸禄全凭对民间的掠夺和皇帝赏赐。至元七年，长江以北地区的官吏和转运使的官俸才定下来，但阿合马麾下为国理财者，却不遵从这种制度。而是从上交给国库的收益中进行提成。江南等地官员的薪俸制度更乱，完全是谁抢到算谁的。既然朝廷不禁止抢劫，军官和士兵自是放开了手去抢。谁对百姓客气了谁是傻瓜。（酒徒注：文中时间为至元十六年春，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新附军开始有军饷。至元二十二年，蒙元全国才有了统一的俸禄标准）
“此事可以从长计议，这是文策，那武策呢？”忽必烈点点头，郑重地问道。董文柄的建议，不可谓不善。忽必烈能看出来，这个策略完全出于公心。如果此策真的执行，恐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南宋降官，要把董文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但吞并天下，真的是依靠那些在马刀前就会抱着头哀哭的平头百姓，而不是那些踏在百姓脊背上的英雄么？忽必烈不敢确定！以蒙古族崛起的经验，各部落中的英雄起到的作用，比百姓大得多。那些南宋投降者虽然无耻，毕竟曾经是一国之精英。
“武策必须以文策相辅佐。眼下北方海都等人，蠢蠢欲动。中书（辖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一部分）、陕西、甘肃三行省的兵马不可轻调。陛下欲平江南，只能借江南人马。欲灭残宋，必须倾整个江南之力。不可轻敌犹豫，让残宋有了喘息的机会。所以，臣以为，以一名将统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