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焚想上访想告状都要到广场上来。你看1919、1966、1976、1989年,这些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大型表演都要在广场上展现,你说这需要偷拍?你到那个地方,就是把摄影机放在他脸前,他也不管你的事,而且我的摄影机是很大的。
汪:中央电视台编导、记者采访的情形都被拍进了《广场》,这是不是你们事先联系好了的?
张:他们拍他们的,我拍我的。我觉得他们是演员,挺好的,因为他们在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表演,恐怕有人拍我们的话我们也在表演。
汪:你有没有拍片的长远计划?
张:没有。
汪:你的片子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对你有些什么帮助?
张:没有什么大帮助……只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得到了法国政府10万美元的奖励,然后我用这笔奖金拍了《北京杂种》。
汪:你不认为得奖是对你艺术上的认可吗?
张:(笑)我觉得恐怕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我总觉得我的电影更应该在中国放映,中国人对我的电影肯定更有感觉。我敢相信这一点。象《北京杂种》这部片子,如果刚拍出来时就在国内放映,那里面的感觉绝对是外国人体会不到的。
汪:现在北京有一批象你这样的〃个人电影〃制版权所有,请谈谈他们的情况……
张:我认为这批人的主要成就还是在纪录片上,象吴文光、蒋樾、温普林、段锦川他们,还有《我毕业了》,在纪录片领域里开发了一些新的东西,完成了一些过去中国纪录片里没有完成的东西,这是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的。电影也拍了一些,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何建军的《悬恋》、邬迪的《黄金鱼》等。这批人里,小帅已经从边缘向中心转移了,他去了田壮壮的吉光公司,现正在拍《越南姑娘》。
汪:你会去类似〃吉光〃这样的地方吗?
张: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题材,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体会没有这种愿望。
汪:下一部准备拍什么?
张:正在做一个计划,准备拍一个爱情题材的电影故事。宁岱,女,1958年生 ,生于天津,长在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故事片《找乐》的编剧。
1993年,拍摄纪录片《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停机》),片长60分钟。此片去过20几个电影节。
宁岱曾插过队。从北京长途电信学校毕业后,做过5年机房工作人员。她喜欢学医(因为喜爱白颜色),但没有如愿。85年她辞职报考了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毕业时,学校要她去广播电视大学报到,她去了,但人家说我们没向电影学院要毕业生。于是她就一直等分配,这期间她去过意大利,学习西方电影史。回国后,做过电影学院西方电影史的代课老师,但最后也未能成为该院的正式员工。〃可能因为是女的吧。〃宁岱这么说。
至于张元没单位的问题,宁岱的说法是:〃当时北影厂先要的他,八一厂也要他。他想去北影厂,但学校不同意。那会儿他正在拍《妈妈》,感情上也不想去八一厂。我也不同意他去,你想想当时那种气氛。等他拍完《妈妈》去八一厂报到时,人家告诉他报到期已过。〃
虽说宁岱、张元是两个没有单位的人,但他们搭帮过日子的家却井井有条。桌上的剪接机、码放整齐的胶片盒、启动着的电脑与传真机,无不告诉来者,这里除了是家,更是一个工厂、一个办公室。宁岱说他们没有星期天,〃以前没有双休日还不觉得,现在别人休两天,就觉得自己太辛苦了。我和张元经常讨论什么时侯得出去玩一玩儿,休息休息,可这个休息日总得往后推。好不容易有一天,两人都觉得这一天无事可做。就兴冲冲出门,准备轻松一天。但半路上张元说我们去保定吧,下一个片子想在保定拍,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天去看看外景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保定。张元说他在北京期间从来没专门玩儿过,象长城这样的地方,都是利用拍片之余顺便看一眼就算玩儿过了。他是工作狂,经常是一段时间里做好几件事情,有时只做一件事情时,就算是很闲的了。拍片时劲头十足,等片子一拍完,人就病了。〃在毕业后6年的时间里,张元拍了4部电影与10几个MTV,宁岱拍了片子编了剧本写了小说写了书。
《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是宁岱拍的第一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片子。宁岱说,这部片子现在叫《停机》,纪录的是关于张元导演《一地鸡毛》被迫下马的事。当时,正赶上鹿特丹电影节来问片名,因为片子还未完成,就说了说大意,于是电影节就给译成这么一个片名。
宁岱说,策划《一地鸡毛》那段时间她正好无事,就被策划者叫去负责该片的宣传。于是她拍摄了《一地鸡毛》的筹备及开机的镜头,准备将来播广告时用。事发后,他们都感到意外,〃由于已拍摄了一些内容,我想何不继续拍一下这件事的结果呢?〃就这样,宁岱成了纪录片《停机》的导演。
《停机》的整个内容是以字幕(黑底白字,象从前的无声片)串下来的,有如下一些──
1993年10月21日,《一地鸡毛》开机。
10月28日清晨,剧组接到电话,上级主管部门通知高山,因为《北京杂种》参加东京电影节,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
摄制组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剧组退还器材,人员回家。
影片共拍摄6天半,三处场景加秋天空镜,共21本,76分钟。
1993年11月28日,录音、美工、女主角、摄影、制片、副导演先后撤出,《一地鸡毛》剧组解散。《停机》里,剧组成员个个心事重重──
男主角陈道明说:〃感觉不舒展,很不愉快。〃投资人高山(天津文化发展实业公司总经理)觉得应该考虑换导演继续拍摄的可行性。《一地鸡毛》小说版权所有刘震云表示,如果停拍,大家感情一场还是值得。导演张元说:〃我最难受,几个月来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因为这个原因停下来,真的很难受。应该换导演,坚持拍下去。〃
围绕张元〃下马〃这件事,一些自由文化人(包括做〃个人电影〃的导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停机》最精彩的片断──
崔健(摇滚歌手):艺术家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艺术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享有创作自由,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唐大年(自由撰稿人、《北京杂种》编剧之一):无论如何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创作权利。
牟森(独立戏剧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决定?谁决定的?
何建军(独立电影导演):解决的办法是明确一种法规。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独立制作电影,随时都会遇到这种困难或现实问题。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不知道张元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去做。如果我想继续拍这个片子,我一定不放弃。很简单,如果拍一个电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就象作家写一本书、画家画一幅画,这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就象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你可以不让我的片子放映、参加电影节,但是我想拍电影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别想拍,一定要去做。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做,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把这件事看得象出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随时准备了一把伞。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伞打起来。但是,路必须走,除非你不出门,坐在沙发上睡在床上做梦、看天花板。如果你要出门,就必须该知道外面下雨你怎么办。张元说这样可以多睡一个小时觉了,我想他睡不着,他生下来就想拍电影,做梦都想超过他认为牛B的那些导演。
《停机》中,张元就〃下马〃一事,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剧组里,他对大家说:〃毕业以后我没去任何一个单位。从准备做《一地鸡毛》起,开始了解整个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状况,我突然感觉到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弄这个片子时,每一天头脑(都)沉溺于每一个人之间的结构当中去。剧本本身实际上给了我一个紧箍咒,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它还是在框着我。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做电影,然而广电部却下了一个文,不许我导演。我感觉我虽然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个人制版权所有,但还是在一个大的体制中被框住了,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另一次是在位于西单的他的平房屋里:〃为什么会下马?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让拍了,实际上是对我过去两部电影制作方法的否认。我现在不能想是哪一个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广电部电影局交流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协调会不会出现《北京杂种》这样的影片呢?肯定就没有了,《妈妈》这样的影片也不会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鸡毛》。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出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完全去那样做,是不是我想做的电影呢?所以说现在不管做什么样的假设或结论,只能自己坚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机会再说,当然是自己去寻找机会。没有人会送给你机会。〃
宁岱拍完此片后,又将《一地鸡毛》停拍的详细经过写成了书,共20万字,书名也叫《停机》,但至今未找到出版商。〃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官方与非官方的矛盾、冲突,就象文革中的许多悲剧一样,纯粹是知识分子之间你争我夺造成的。这件事反映了电影界内部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导演见别人得奖就不舒服,在国外到电影节上去捅,回到国内到电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我都写进了书中。〃
宁岱说她是个有话就想说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写不出东西就感到痛苦。
《停机》完成于1994年元月,正好参加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4)
()免费电子书下载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
【简历】何建军(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3年,拍摄黑白故事片《悬恋》(又名《红豆》、《世纪末的对话》)。1991年,拍摄彩色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两片均于1994年2月应邀去荷兰参加第23届鹿特丹电影节。其中,《悬恋》获国际影评人奖,去过10几个电影节展映。
1986年,拍摄纪录片《一个朋友》,片长20分钟。
1994年元月至95年2月拍摄《邮差》。该片去过20多个电影节参展,在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虎奖(青年导演奖),在95年5月新加坡电影节上获GOLD奖。
何建军是82年开始接触电影的。高中毕业后,他一直在家待业,临时性的在报社干过、做过建筑工人。后经人介绍,去黄建中的《如意》剧组干杂活,从此,再也未与电影分离;并与一连串第五代导演结缘,在 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的影片中,何建军先后做过《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蓝风筝》等多部影片的副导演。
与第五代导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