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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性的精神荒原，我们不能满足于砌一座小小的塔，更应该做一个勇敢的盗火者，而后者的任务往往更加艰巨，也更加光荣——他不光要凭其智慧和勇敢盗取火种，更要凭其赤诚和勤勉播撒光明。盗火与播火，是荒原的渴望，也是历史的吁求。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几度受挫部兮地导因于特殊的历史变局，那末，世纪的精神荒原对于知识者来说，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但愿在历史的未来，不会再一次发出错误的遗憾！
原载《中华读书报》文 何言宏
附录四
评论人旁观何顿
●1995年1月华艺版《生活无罪·序》
像何顿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在“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在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流向》●1995年12期《博览群书》近年来，他的小说像是举行“地毯式轰炸”，格外引人注目。何顿是这洋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既使是不署名，你也会猜出作者来。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世，不同的遭遇……如果需要用一根线索串联起来的话，那就是人生不能承受的挫折是共同的。仅以他近期的三篇小说为例：《月魂》写了社会的挫折；《我们像葵花》写了爱情的挫折；《无所谓》写了命运的挫折。
——赵为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挫折——读何顿的三部小说》●1996年1月2日《北京青年报》何顿在今年被一些人认为是具有追苏（童）超刘（恒）潜质的唯一一位青年作家。
他在今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我们像葵花》，其读者就相当之多，以至于让人感到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何顿在晚生代一族中以领衔位置在1996年或许会愈发突出。他的作品，被广告为“照相写实”，但在作者本身看来却非常简单。何顿说：“我纯粹是个靠写小说卖钱而维持生计的人，这就跟街头上炸糖油粑粑的农民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一心在炸自己。”
——黄集伟《检点1995架上书》●1996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以冯建军这样一群“没有故事”的小人物构筑长篇小说的并不多，何顿却在《我们像葵花》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一点也并不稀奇，重要的就在于何顿从“没有故事”的人身上发现了故事，而且这故事的叙述又令你不得不认真地去面对这一群人以及隐藏在这一群人背后的社会、时代成因，仅此一点，不也就是饶有趣味的事儿吗？
——潘凯雄《实力派作家竞献长篇创作新因子》●1996年第2期《大家》何顿的小说没有那种很超越性的理想，但却有了自己的一种极为可贵的世俗关怀。
他不是要与今天的生活决战，而是把今天的矛盾、困惑呈现出来。他写的城市是长沙。
长沙在中国不是最典型的大都市。虽然是省会但并不很大，但何顿小说却是非常之城市化的，也很洋气的，虽然有许多方言土语，但还是会让人感到很洋气。没有什么滞重的感觉。
——张颐武《九十年代文坛的回顾》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