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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找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纪德、马尔罗这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萨特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建议反应冷淡。从联络抵抗组织的目的来说，萨特这次行动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通过这次行动以及以后了解的情况，萨特认识到，他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他创建这个组织时，是希望它能够并入一个更大的组织，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组织是有的，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就十分强大。萨特试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人民阵线。他托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朋友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披着抵抗的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我们决不同萨特一起干任何事情！” 这让萨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麽对他持这种敌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萨特不是德国奸细，因为在战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紧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各种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体。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巴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摩根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干。萨特深感惊讶，反问道：“难道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奸细一起工作吗？”他拿出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子，萨特被排在德国奸细的名单之中。摩根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做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种损害萨特名誉的做法一无所知。最后，摩根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1）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入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一本哲学专著中，这部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深入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根本的东西。
萨特在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身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种转嫁仍是一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入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巴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部巨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常常吃不饱肚子。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当时巴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弄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处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感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进行。这部《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干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进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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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来源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物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部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塞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统统删掉，尽管它们是用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留下薄薄的数十页，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到他写《存在与虚无》时，可以说，其中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尽管仍然可以从该书看到从现象学脱胎而出的痕迹。
另外，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战前萨特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并没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这时萨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来他深入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战俘营能够获得的只有这一本参考书。《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萨特本人还是海德格尔都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萨特也说，虽然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挥。
《存在与虚无》还有一个思想来源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萨特所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法国传统理性哲学，这一点对于该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存在与虚无》首先表述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传统哲学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存在，一个是意识。这种二元论导致一些甚至明显荒谬的观点产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萨特拿出了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试图通过它们来解决传统二元论的难题。
意识之外没有存在吗？有。这是现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识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自为的，与现象的存在相对立。虚无并不是不存在。虚无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内。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虚无。这种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要的条件，它也就是“人的实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表现出否定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永远包含有自欺的危险。这危险的起源就是：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时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与自为怎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自为。自为本身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而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使原先自在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