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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幻想令我茫然。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三个瓷娃娃全都从我的手指缝间滑落下去摔得粉碎，还是因为她们最终的不可得（我意识到她们都永远离开了我）煸动了这次地狱般的欲火？我不知道。我扼腕痛惜，为想象中无所顾忌放荡不羁的男女混交头晕目眩。我脑子中的性伙伴迅速变换着。不知怎么的，莱斯丽变成了玛利亚·亨特，我和她在奇萨比克海湾的沙滩上纠缠在一起。那是仲夏的正午时分，她狂醉的眼睛在我的幻想中转动着，嘴咬着我的耳垂。想想吧，我想，想想吧——我成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和玛利亚长时间地狂欢；就在我父亲的鼾声里。他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到卫生间去小便，我们仍像水貂一样缠绵着。我脑子一片空白，等着他回到床上，鼾声再起。接着，与拍打在岸边的带着绝望和欲望的悲伤浪花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与苏菲疯狂Zuo爱。当然，她才是我渴望已久的爱人，但这太令我吃惊了。因为那年夏天我对苏菲的渴望一直是孩子气十足的理想化的罗曼蒂克。事实上，我从未让与她交欢的生动场景真正出现在我的脑海或扰乱我的心灵；现在，当失去她的绝望像一双手卡住我的脖子时，我才第一次领悟到我如此绝地爱着她，我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我呻吟着，声音很大，把父亲惊醒了——我拥抱着我梦中的苏菲，完全沉醉在其中；我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父亲的身体在黑暗中动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触摸我：“儿子，你还好吧？”他忧心忡忡地问。
我佯装未醒，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但我们俩都清醒了。
他担忧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你在叫什么？肥皂？在做噩梦吧？你一定是洗澡时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撒谎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电扇嗡嗡地转着，断断续续地传来城市嘈杂的夜声。最后他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我能看出来。你想让我知道吗？也许我能帮上点忙。是个女孩——一个女人，对吗？”
“是的，”我犹豫了一下，“一个女人。”
“你想给我讲讲吗？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
我粗略地讲了一下。很简略，但大致清晰：一个无名的波兰难民，比我大几岁，美丽得无法形容，战争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奥斯威辛，但没提内森。我曾爱上她，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细节：她的孩子，她如何来到布鲁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这儿。我告诉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对再次见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阵子我没有说话，接着用无所谓的口气加了一句：“我想我会应付过去的。”我示意我想改变话题。一谈起苏菲，痛苦便开始向我袭来，五脏六腹一阵阵痉挛，揪心般地疼痛。
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话，然后沉默下来。“你的工作进展如何？”他终于问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开这个话题。“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浑身开始放松下来。“不错。”我说，“我在布鲁克林写得很顺利。至少在这事发生前，在这女人的事出现之前一直很顺利。我指的是这次分离。这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乱了。我什么也干不下去，都停下了。”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没有了苏菲和内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笼子里重新开始写作，我就难受得想死。那里会令我想起我们共同度过而现在已消失殆尽的快乐时光。“我想我会很快重新开始的。”这话并不发自真心。我感到我们的谈话慢慢停了下来。
父亲打了个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的话，”他睡意浓浓地咕哝着说，“南安普顿的那个农场还给你留着。那是个写书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孩子。”他又打起鼾来。这一次没有动物园嘈杂的喧闹声，而是像炮轰一般惊天动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一次总攻。我绝望地用枕头把脑袋严严地捂起来。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会。我梦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这梦又和另一个有关黑奴的梦搅在一起，也就是我几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纳。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胧中盯着天花板，听着下面大街上警车尖利的鸣叫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令人难以忍受。我焦虑地听着这声音，直到它渐渐变弱，最后成为一阵模糊的颤音，消失在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住宅区里。我的上帝，我想，在这个世纪，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真不可思议。
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也许是纳特·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样，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后去农场。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结账，然后永远离开。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至少当时不是。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苏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为她将永远离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间中。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在一个神秘的关键时刻回到了那里。再过十分钟，她便会收拾好那些杂乱的东西永远离开，而我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对过去做其他的推测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没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没有留下，而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布鲁克林或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天知道又会怎样呢？
在纳粹鲜为人知的诸多行动计划中，有一项名为利波斯波恩，即所谓的新生计划（更确切的称呼是“生命的源泉”）。这个计划是纳粹基因热爱狂的谵妄的产物，实施目的是扩充所谓“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过系统的繁殖计划，然后在占领区有组织地绑架“适合”的儿童来加以实施。这些孩子被送到德国，安置在忠于元首的家庭里，在一个冷漠纯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些孩子在理论上应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但正如纳粹在种族问题上常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权宜之计一样，这项计划的许多年轻受害者来自波兰，因为虽然波兰人被视为下等种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犹太人被实施最后灭绝后，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而且，他们在许多方面符合某些残酷的人体实验的体格要求——面部特征与北欧血统的人极其相似，且金发碧眼，肤色白皙，与纳粹的审美观颇为适合。
虽然新生计划未能像纳粹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规模的实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仅从华沙的父母身边被强行掠走的波兰儿童就数以万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尔，莱舍尔，或海因里齐，特鲁迪等等。他们被吞没在第三帝国的怀抱中）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家人。还有无数的孩子通过了第一道筛选，却没能通过更严格的人种试验，因而被送去最后解决——有些就在奥斯威辛。当然，这一计划在秘密中实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计划一样，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被完全掩盖起来。1942年底，在华沙那栋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楼房里，与苏菲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友的儿子，一个长着漂亮金发的五岁男孩便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虽然纳粹试图在这一罪行周围大放烟幕弹，但每个人都清楚是何人所为，包括苏菲在内。在后来的日子里，苏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计划（这计划在华沙时令她十分惧怕，以致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她便会把儿子吉恩赶紧藏进衣橱里）居然成了她在奥斯威辛梦寐以求的东西。她的一个难友告诉她——此人将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办法。
苏菲告诉我，那天下午和鲁道夫·霍斯在一起时，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对这项计划的关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办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当时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还认真分析过，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把吉恩救出儿童营。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别大，因为吉恩像她一样可以说波兰语和德语。接着，她把以前向我隐瞒的一些事也告诉了我。她说，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后，她打算向他提议，利用他的权利得到一个金发碧眼、脸上长着白种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侧面轮廓，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小男孩，将他从儿童营中毫不费力地转移到设在克拉科夫、凯妥维斯、洛克罗或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机构里，然后重新安排将他转送到德国境内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体下落，她甚至可以发誓，只要确信孩子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绝不会去打听他的下落和他今后的生活，只要他不继续留在奥斯威辛，留在这儿他必死无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惊慌失措之余，她直接恳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为事先没想到他的反应（他的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还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过，一切似乎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获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议营救她儿子的方案的机会，苏菲只得等待——第二天，这事卷入到一场奇怪而痛苦的场景中。
（）
但她没有马上把这一切告诉我。在枫苑的那个下午，在讲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时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从我身上移向窗户，许久没有说话。然后她突然说声抱歉，便直奔洗手间而去。留声机突然响了起来，又是《安德鲁姐妹》。我抬头看了看那只污渍斑斑的塑料钟，时间已近五点半，我这才发现我们已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以前从没听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