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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已过去很久，我们仍坐在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酒吧里小声交谈着。这是他刚到纽约一个多小时，与一个名叫托马斯·迈克古利，车号“8608”的出租车司机大吵一架后，我把他弄到这儿来的。老头子（这个方言词是我对父亲的特殊称谓，五十九岁的他仍显得十分健壮、年轻）被打得很厉害，虽然没伤及要害，但额头上出了血，需要稍微包扎一下。等一切恢复正常后，我们便坐在这儿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他喝波旁威士忌，我则一如既往地要了莱茵戈德啤酒），谈着诸如奇萨比克以北的大中都市的颓废与南方天堂乐土般的大草原之间的裂缝一类的话题。（在这一领域，除了亚特兰大之外，父亲几乎预见到了每一件事情）。父亲与托马斯之间发生的争吵，暂时将我从近乎绝望的感情中拉了出来。
让我们回忆一下吧。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时我在布鲁克林，以为苏菲和内森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我当然会这样以为——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当我离开耶塔公寓乘地铁去曼哈顿与父亲会面时，我极度沮丧、忧伤，浑身难受——自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痛苦。这是一种悲伤与焦虑混在一起，失去亲人般的痛苦；争相涌出的几种情感搅得我晕头转向，精神极度紧张。盯着地铁隧道中急速后退的忽明忽暗的灯光，我感到一阵阵有如重物般的痛苦向我袭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没有——或者说不能——哭，但有好几次，我意识到自己快要晕倒了。我仿佛成这一场意外死亡的惟一目击者，仿佛苏菲（还有内森，尽管他的暴怒、迷惑和反复无常令我不堪重负，但他仍然是我们这个紧密的三人组合中最重要的一分子，以至我无法放弃对他的热爱和忠诚）突然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作为幸存者的我被骤然而至的灾难所震惊，呆在那儿不知所为。地铁在第八大街下的地下洞｜穴里穿行时，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瞬间与我隔绝。这种失落感令我极度痛苦，恍若被活埋在一大堆灰烬下面。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我们在苏拉夫特吃晚餐时，父亲说，“对一个文明地方来的人说，我打算在这儿度过的七十二小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想，你太年轻了，所以才会被这个章鱼般的城市所迷惑，而不是被吞没。我从没到过这儿，不过，难道真如你在信中所说，布鲁克林的有些地方令人想起里齐蒙德？”
尽管从偏远的潮汐镇到纽约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但父亲的情绪仍然很好，这也有助于我摆脱那杂乱无绪的情感。他说，三十年代后期他再没来过纽约，弥满于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华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伦城。“这是战争的产物，儿子。”这位曾参与约克城和企业号航空母舰装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师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我们不仅免受大萧条的袭击，还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得以保持领先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只能是：钱。我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请不要根据这番话推出我父亲是一位反共产主义者的结论。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后，当麦卡锡主义处于高潮时，“美国革命之子”组织在威斯康辛州发表了支持那位参议员的声明，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该组织弗吉尼亚地区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基于家族原因他对一职务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经济而言，无论来自南方（或别的什么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没有一个不被纽约的交通与物价惊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不例外，不满地看着我们用餐的账单——我想大约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个银根紧缩的年月，以都市标准来看这个要价并不算高；即使在苏拉夫特这种最普通的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的话，”他抱怨说，“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个周末的账单。”我们在夜色中朝百老汇走去，向北穿过时代广场。这时老头子已恢复平静，但时代广场又使他陷入一种迷惑、虔诚的沉思之中，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我想，与其认为他的反应是反对或不赞成，勿宁说是震惊。如同被人在一个淫秽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为时代广场在夜色中展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就我看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与淫秽的所多玛城并无二致，但在那个夏天，时代广场的夜晚虽然充满Se情，却不比奥马哈或盐湖城之类的基督教城市里阴暗的米黄｜色广场更堕落。然而，霓虹灯下衣衫单薄的妓女和奇装异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于他不时发出低沉的感叹声，以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土里土气的直率叹息着“耶路撒冷！”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绪。我见他一直注视着那些穿着紧身衣轮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滞的眼睛里闪现着惊讶与不相信的神色，当然还有些痒痒的感觉。他找过女人吗？我不知道。在度过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他肯定有权这么做，但如同大多数南方人（或美国人）一样，即使在壮年时期，他对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隐秘不宣。他那段时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其实，我希望他在身体尚可的时候，不要像奥南那样仅仅满足于手Yin，而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过，或许他已可怜的并最终摆脱了那种诱惑，而我则误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伦比亚环行道，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回麦卡阿尔宾饭店。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因为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了，儿子？”我咕哝着说了些胃痛之类的话——可能是在苏拉夫特吃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让他不必理会。虽然我很想让某人分担一下我的痛苦，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向谁泄露我生活中的这一巨变和秘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对导致这种失落的复杂情形更无法言明：对苏菲的爱情，对内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内森几小时前的疯狂发作，以及最后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国小说迷（有些剧情与刚才那场争吵十分相似）的父亲将完全不能理解。“是钱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还加上一句，说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几星期前寄来的卖黑奴阿提斯特的钱过上一辈子。然后，他委婉地绕到这个问题上，说或许我应该考虑回南方去。他刚刚把这话放在嘴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出租车已停在麦卡阿尔宾门前。“我觉得你和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类人住在一起不会是件好事。”他还在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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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学作品或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可怕裂痕的事情。这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但它强烈地指向两种文化观，指向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土壤。错误的起因在我父亲。虽然在南方，付小费这样的事（至少到那时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郑重的方式表示，但他应该知道不应该把五分镍币作为小费付给托马斯·迈克古利。要不干脆不付一个子儿，反倒没什么关系。迈克古利则错在对父亲不依不饶，还加上了一句“操你妈”。这并不是说我父亲的行为对不习惯收小费或只习惯收少量小费的南方出租车司机不会产生受辱之感，然而无论内心如何气愤，他都会保持缄默而不怒形于色。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纽约人能默然接受迈克古利的脏话，只不过这些话已成为街上出租车司机们的口头禅，大多数纽约市民早已耳熟能详而不会以牙还牙。
已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父亲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挡风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问道：“我听见你说什么了？”这用词很重要——不是“你说什么？”或“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强调“听见”，言外之意是他的听觉器官还从未听过如此下流的语言，甚至没有听到这两个词被单独说出来，更别提它们被一前一后连着说出来了。阴影中的迈克古利脖子很粗，头发微红。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的声音相当年轻。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尽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感到他对父亲的镍币非常恼怒，并想大吵一架，以回应我父亲对他那句下流话表示的愤怒。于是迈克古利在回答时，甚至用了一句文诌诌的句子：“我说你一定是个他妈的南方蠢驴。”
我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喊叫——声音不大却很狂怒，令人心惊——他在想如何回敬这家伙。“我想你一定是这座令人恶心的城市里的渣滓、垃圾，才让你生出了这么一张臭嘴！”他大叫着，闪电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辞手法。“你是恶心的渣滓，你还不如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在美国任何一个正派的场所，像你这样口吐恶言的人都应该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鞭打示众！”他的声音抬高了一些；麦卡阿尔宾灯光明亮的门厅前的人们都在驻足观望。“但这儿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却对着我们这些文明人大吐脏话——”他的话说到一半便被打断了，迈克古利将车猛地朝前一窜，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强烈的带动力几乎将我父亲带倒在地，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呼地转过身来，猛地撞在一个铁铸的“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样，发出一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梆”的声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当时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坐在那儿呷着波旁酒，大肆抨击北方的什么“道德专利”。他流了许多血。当我把这位受害者扶到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门厅里时，正巧旅馆的医生打那儿经过。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一位眼圈青肿的患者。冷水和绷带终于止住了血，但没能让老头子消气。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酒吧的阴影里调理他的伤处，那只青肿的眼睛使他与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维尔一只失明的他的父亲越来越相似。他仍然怒气未消，不停地诅骂着托马斯·迈克古利。我有点厌烦，虽然他的诅咒像漫画一样形象。我发现老头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种派头也不是假装正经——作为一个船坞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满这样的污言秽语——而是出自对良好行为和文明体面的公众场所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的平衡主义。我开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对北方的疏远大多源自于此。简而言之，他认为人们之间的交谈不能平等进行时，他们之间的平等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