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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我承认说，对她来说，讲出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紧嘴唇，手指神经质地抚弄着那张苍白的脸庞。要揭破自己的谎言相当难，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完美、正直、正派的父亲形象，一位对即将来临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极好的一家之长，一个在俄国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勇敢地营救过犹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义光环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她却必须揭露他的真相。当她对我说这些时，神思恍惚，声音异常激动。她撒谎了！她不得不承认她讲的有关父亲的事都是弥天大谎，以致她讲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但有一点，她编造的这个可怜的谎言不过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欢、关心的人（比如我）与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间的毫无希望的脆弱的防线。她问我，当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编造的谎话之后，还能原谅她吗？我拍拍她的手说，我会的。
她继续往下说，除非了解她父亲的真实故事，否则无法理解她与鲁道夫·霍斯的这件事。以前她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向我撒谎。她坚持说，在描绘那田园诗般的孩提时代时她并未说谎：包括她住过的那栋房子，宁静祥和的克拉科夫——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温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亲——一个开朗、可爱的妇女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家庭气氛。仅仅从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热爱这一点上，苏菲对母亲的记忆便饱含感情。想象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学教授悠闲自得的家庭生活吧——仪式般的茶会，晚间的音乐会，夏日到乡间出游，和学生共进午餐，年中去意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年假——苏菲那时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围，安宁甚至快乐的生活场景如现眼前。但这幅美景背后却一直悬着一层令人窒息驱之不散的阴云，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这便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对全家人严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对苏菲的支配相当固执，毫不变通，却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迹。直到苏菲长大成｜人后，才意识到他的一切令她厌恶至极。
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埋藏已久的感情——无论是被压抑的仇恨还是疯狂的爱——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识的表层时，可能会导致身心巨变，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苏菲说，她绝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对父亲的憎恨浮上心头，把她卷入一种灼人的热浪。她不能说话，几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亲高大、健壮，常穿一件齐膝长的礼服大衣，里面衬着一件大翻领衬衫和宽幅领带。衣着是老式的，但在那时的波兰不显得怪异。他的脸属于典型的波兰型：高而宽的颧骨，蓝眼睛，厚嘴唇，宽大的鼻子往上翘着，头戴一顶可爱的紧扣在头上的小帽。他蓄着两道络腮胡，一头漂亮的浅色头发平整地向后倒伏。两颗银假牙对这付好形象有一点损坏，但只有他大张着嘴时才会如此。他是一个公认的花花公子，举止荒唐得有些过分，但在学术界的较高声望使他免受奚落。尽管他持极端观点，在右翼分子中也显得过于保守，但仍广受尊敬。他不仅是一位法律教师，还是一位时常出庭的开业律师。在国际专利法领域——主要涉及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他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他所获得的丰厚报酬也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使他过上了比他的同事们更富裕的家庭生活——俭约中的优雅生活。这位教授还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虽然并不狂热。
苏菲以前告诉我的有关她父亲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状况显然都是真实的：早年在维也纳，弗朗兹·约瑟夫点燃了他亲日耳曼的激｜情，他认为欧洲应由泛德意志精神和理查德·瓦格纳精神来拯救。这是一种纯洁而忠贞不渝的爱，足以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相匹敌。贫穷落后的波兰（苏菲常听他这样说）如何才能摆脱机械的一朝接一朝屈从于外来统治者、此时仍处于共产主义反基督主义者控制之下的历史——尤其是被粗俗野蛮的俄国人统治——找到拯救之路呢？除了将神话般的光荣传统和二十世纪的高科技技术有效融为一体的德国，谁能创造将音乐和新型高速公路融合起来的崭新和优雅的波兰文化？对散漫而无组织的波兰而言，还有什么比实用而又具有令人激动的美学色彩的国家社会主义更好的民族主义呢？
这位教授既不是自由主义者，更不是社会主义者——苏菲刚开始时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是一个叫国家民主党的反动政治小团体的积极发起者，这个组织的信念之一便是反犹太主义。在二十年代初期，这种思想在大学校园里影响至深，人们狂热地对国际共产主义与犹太人等而视之，对犹太人的身份和签证详加盘查，对犹太学生实行暴力。作为党内温和派的成员，别冈斯基教授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岁时便出了名。他写了一篇抨击这些暴行的文章，发表在华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后，这一点仍让苏菲觉得不解。她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时，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进的乌托邦人道主义的刺激。当然她完全错了——就像她声明她父亲仇视马谢尔·毕苏斯基的暴政一样完全错了；或者说她被迷惑了（这是她对我说的又一个谎言，她为此深感愧疚）。她父亲曾一度激进，在二十八九岁时曾希望波兰能实行集权主义。他确实憎恨马谢尔，但她后来得知，他恨的是这位独裁者出尔反尔的矛盾行为和他颁布的一道又一道对犹太人实行保护的敕令。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法律失效，波兰犹太人又一次面临恐怖威胁。别冈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过他变得沉稳老练，加入了一个重新复活的法西斯组织——国家激进党，该组织在波兰大学的学生中开始取得领导地位，教授（现在他开始发号施令了）告诫大家要节制，像以前那样在学校或街上不要动用武力。这种现象已开始出现。但他对暴力的反对与其说是基于思想认识，不如说是出于一种邪恶的策略。在这篇文章最明显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种思想紧紧缠绕着他！他开始从各个行业——首先是学术机构中——对全面清除犹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统的哲学探讨。
针对这个问题，他开始奋笔疾书，在波兰和德国不停地写，然后向波兰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等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个主题便是“多余的犹太人”。他详细地论述了“人口转移”和流放等问题。他是波兰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探查解决犹太人迁居问题的考察小组成员之一。（他给苏菲带回一付非洲面具，让她想起他那晒得漆黑的皮肤。）虽然他仍坚持不用暴力，但开始出现动摇，并坚持认为应果断采取解决该问题的迅速有效的具体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赋有某种疯狂的色彩。他成为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物，并首创用“犹太凳”固定犹太学生的做法。他是经济危机敏锐的分析家，他在华沙作暴力煽动演讲。他狂怒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异己分子犹太人有什么权利与老实巴交的波兰人竞争，像洪水一般从各地涌进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达到高潮。他开始创作他的杰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他在里面第一次尝试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侧击和闪烁其辞之法——他的观点：“彻底消除”，不无含糊、犹豫，但清晰无误。不用暴行，彻底消除。在这期间，苏菲有几年的时间为父亲服务，仆人似的做一些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记录他的口述。她顺从地工作着，像所有教养有素的波兰女孩子那样对父亲绝对服从。她耐心地默默地做着，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将他的手稿《波兰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整理打印完毕。她明白了，或许我应该说，她开始明白她父亲在干什么。
尽管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入她的血液，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融为一体。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种奴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出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虐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并且，尽管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点点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庭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出的人物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体同事对教授极端的种族集团观念表示反感），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热。他将这些与他的家庭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爱。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坚持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热的深度与广度之前。
她刚满十六岁，教授就逼着她学打字和速记。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许他提前开始需要她的服务了。她是他女儿，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方便与信任的程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周末帮他用打字机打出他那些有关专利事宜的双语信件（有时使用英国产的口述录音机，但她讨厌那玩意，他的声音变得怪里怪气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从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论文；这些东西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