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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有必要指出，苏菲对过去经历的叙述并不十分坦白，尽管她本来就只想讲一个大概。我后来才明白这一点。她向我承认说，她对内森讲这些事时删去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她并非有意要撒谎（比如说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时发生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也没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节；那天晚上她对内森所说的话很容易得到证实。当然，她对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简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对她本人的病状既未夸大也未低估。而她对其他方面的描述，如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病、母亲的去世，她偷带肉食的后果，被德国人逮捕，然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威辛等等，更没有怀疑的理由。那么，她为何会还漏掉某些情节以及一些细节呢，这不正是人们期待她讲述的吗？当然，那晚她疲倦、沮丧之极；而从长远来看，也许这里面还有些较复杂的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审视她的过去时有着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我也渐渐明白了，她是在一种自我憎恶的情绪中过滤过去那段历史的。显然，在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西蒙·威尔对这种痛苦作过这样的阐述：“折磨轻蔑地践踏着人们的灵魂，自我鄙视、憎恶乃至仇视和犯罪感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而实际上情况又并非如此。”也许苏菲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情感，才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与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苏菲对她的地狱之旅总是秘而不宣。如果这就是她所希望的话，那么，上帝知道，它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应该承认，虽然这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演进肯定会逐渐清晰，但苏菲对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远也不愿意告诉内森的。这个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她对内森太痴迷，太狂热。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以免触动那痛苦的伤疤。同时，她又不得不把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倾述出来；我想她正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人来听她的忏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补这个缺。回想起来，我敢肯定，如果她对这些事情继续保密的话，将对她的精神造成极大的痛苦；当这个夏天快过完时更是这样。她和内森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尘封已久的心事高声宣泄出来，而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忠诚于主人的狼犬一样，随时在她身边竖着耳朵。同时，我也开始明白她所经历的那些噩梦中最残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这样轻信的人都有些怀疑，而在内森那儿是绝对得不到理解的。他要么不相信，要么认为她疯了，甚至有可能杀了她。比如说，她怎会有勇气对内森讲她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党卫军支队长，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之间的那段插曲呢？
让我们回到内森与苏菲初次认识的那个晚上以及以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之前，先来看看霍斯这个人吧。他将在我们以后的故事里出现。但此时讨论一下这个反面人物，或许对了解这个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帮助。苏菲告诉我，她早已把他从记忆里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红色宫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识里突然出现。这事同样奇妙地发生在布鲁克林大街下的地铁中，她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几星期前出的《了望》杂志，突然发现其中一页上赫然印着霍斯的照片。她吓得怪叫一声，把旁边坐着的一个妇女吓得一哆嗦。霍斯正被执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绑着，憔悴的脸上胡茬很深，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囚服。这位前司令官显然即将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着绞索，那绳子悬挂在金属做的光秃秃的绞架上，绞架四周围着一群行刑的波兰士兵，他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苏菲盯着那张照片，那张如同僵尸的脸。她的眼睛酸痛起来。这时她才发现那背景，虽然模糊不清但却对她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奥斯威辛。她扔下杂志，在下一站下了车，整个记忆被这一切搅醒。她漫无目的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走着，在博物馆和植物园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莱克斯托克医生的诊所。医生看见她当时的模样时问了一句：“你撞见鬼了吗？”但仅过了一两天，她便把这事忘了。
当时，苏菲以及整个世界并不知道，早在被审判及处决前的几个月里，鲁道夫·霍斯已经写下一篇自白，里面详细地披露一个狂热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好几年后，这篇东西被翻译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译作），现在被收入一套名为《党卫军眼中的奥斯威辛》的丛书，由建立在集中营原址上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出版。它对霍斯灵魂的剖析，对那些渴望了解罪恶本质的人们相当有用。当然，这也是一本应被广泛阅读的书，如全世界的心理学教授们，传播福音的牧师们，犹太法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拥护者们，律师，法官，犯罪教育学家，喜剧演员，电影导演，旅行家……总之，任何致力于影响他人意识的人——还包括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这些八年级的早期美国领导者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篇自白，把它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洞窑人》以及美国宪法一起列入必读书目。在这篇自白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真正的罪恶其实一无所知；而大多数小说和电影中所描绘的罪恶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极为平庸的，常常是粗制滥造的诸如暴力、幻想、神经过敏造成的恐惧以及闹剧的混合物。
这种“虚幻”的罪恶——我们再次引用西蒙·威尔的话——“是浪漫和富于变化的，而真正的罪恶是那样模糊、单调和令人乏味的”。毫无疑问，这些话描绘出鲁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维方式。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于汉娜·阿兰特在他被绞死几年后，还把这作为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范例。霍斯很难说是一个滥施淫威的人，他并不野蛮残暴，甚至并不凶狠。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作一个肯帮忙的正派人。确实，杰西·拉维卡，为霍斯写传记的波兰编辑，也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难友们在霍斯滥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证而隐晦地责备过他们。“霍斯绝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拉维卡坚持说，“他有更重要的职责。”正如我们所见，这位长官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却盲目地献身于职责与使命；他因此成为一个机构里的自动装置。在这个机构里，人们如同进入道德的真空，每一个细胞里的良知和羞耻心都被清洗一净，不再是罪恶，而是如同漂浮于身外的天真无邪的幻觉。然而这种自动装置却是血肉之躯，就像你我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差一点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那种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时袭击着他，就像无法治愈的顽症一样。正是这种痛楚，这种人道的反应在冷酷无情和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体内搅动，使得他的回忆录如此令人着迷，如此恐惧异常，以至富有极深的教育意义。
有关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与托马斯·沃尔夫同年，痴迷于相同的口号：“啊，迷茫，风吹走灵魂，带来悲伤……”霍斯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德国陆军上校。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神学家，但一次大战爆发了，霍斯那时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便参了军。他参加了中东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战斗，十七岁时便成为德国武装力量中最年轻的未授军衔的军官。战后，他加入了一个国家军事小组，1922年遇见了后来影响并束缚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它的领导人，成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党的正式成员。他很快便实施第一次谋杀。这也许并不令人觉得奇怪。他被判入狱。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谋杀将是他一生的职责。受害者是个教师，名叫卡多，一个自由政治派别的头儿。纳粹认为这个组织对他们有威胁。服刑六年后，霍斯流落到一个叫布鲁斯特嚓夫特的乡村当了农夫，并在那儿结了婚，生了五个孩子。那儿靠近多暴雨的波罗的海，霍斯整日身处大片成熟的大麦和小麦中，日子便这样沉闷地过了好几年。他需要一种更刺激的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鲁斯特嚓夫特，他遇见了从前的一个老朋友，海因里奇·希姆莱，他轻而易举地说服霍斯扔下了犁和锄头，去体验党卫军可能给予的那种令人惬意的快感。而希姆莱（从他的自传中可以发现，他本人便是一个谋杀和行刺的狂热爱好者）相信，霍斯十分适合他意想中的重要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霍斯不是在集中营中当司令官，便是做着与之相关的上层工作。到奥斯威辛之前，他最重要的职位是在达考开始的。
霍斯与一个人的关系发展最终促进了事业的辉煌。此人很快将成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爱希曼。爱希曼培养和开发了霍斯的天才与智慧，这些后来在《杀人的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1941年，爱希曼开始感到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麻烦。这不仅是因为这项即将来临的任务规模巨大，而且还因为“最后解决”面临很多困难。直到大屠杀开始前，集体灭绝是由党卫军在小范围内实施枪杀，但这样做导致血污遍地，很难处理且效率极低；要么就是把一氧化碳灌入密封的房间，不过这种方法的效果同样很差，而且太费时间。正是霍斯发现了一种叫裁格龙B的氢化物具有非常强的杀人威力。在对比克瑙和奥斯威辛大量出没的老鼠及其他害虫身上进行实验后，发现效果极为理想，于是他向爱希曼建议用这个方法实施大屠杀。爱希曼对此赞不绝口，迫不及待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尽管他后来否定这一点（为何每个实验者都如此保守，真令人难以明白。美国某些州用此物实施死刑已达十五年之久）。霍斯在九百个俄国俘虏身上做实验，发现这种毒气可以迅速致人死亡，是十分有效的杀人武器，此后它被扩大用于各个种族的无数的新老犯人的灭绝，但在1943年四月上旬以后只施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身上。霍斯还发明了一种小范围布雷区和高压电网，用来防止囚犯逃跑。还有，一队生性凶猛的纯种阿尔撒森狗在他的训练下成了“职业杀手”，专司将违规犯人撕成碎片之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狗员班”。霍斯兴奋之余也不无沮丧。因为那些狗在被训练得凶残无比的同时，也变得懒散和难以控制起来，并且都能十分老练地找到一个难得的僻静角落去睡大觉。但总的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极富创造力的点子已足够成功。可以说，继考科、艾尔利希和瑞金斯等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致力于对德国文化全盛时期的医学面貌的改善之后，霍斯以一种纯粹的歪曲赋予集体屠杀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历史及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指出，战后在波兰和德国的审判中，与霍斯一起受审的奥斯威辛及其他集中营的党卫军爪牙屠夫们，只有一小部分有军人背景。然而，这并不令人特别吃惊。军人可以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现在在智利、希腊等地的证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