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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话语。
对于失语症患者的“制约”不是物质的但却是真实的：制定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因为行为必须被塑造，这些规则就慢慢地引进来。病人玩一种进行治疗的纸牌游戏。四个人玩三十二张由十六种不同画面组成的图片，每个画面都有同样的两张。一个病人拿到有像一块岩石一样的图片必须问其他病人要同样的图片。起先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能指向那张卡片，以免他们养成放弃的习惯。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迂回的表达，只要是言语的表达即可。如果他们要找一张有太阳的图片，而找不到的话，允许他们说“在白天让你感到热的东西”，而得到那张卡片。一旦他们得到同一种类的两张纸牌他们就可以甩掉它，谁最先甩掉那两张牌谁就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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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阶段就是正确地说出物体的名称。现在他们必须准确的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以要那张有狗的牌吗？”接下来他们必须加上人名和一个礼貌用语：“施密特先生，我可以要一张有太阳的纸牌吗？”随着训练的进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纸牌。颜色和数字也被引进来——比如说三只蓝色袜子和两座山的纸牌。一开始病人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得到表扬；随着他们的进步就要完成更难的任务才会得到表扬。
德国团队找了一批平均都在8年以前患有中风的病人，他们大多放弃了治疗，很具有挑战###。德国团队研究了17位病人。在对比组中有7个人接受常规治疗，简单地重复单词；另外十个人接受CI治疗必须遵守语言游戏规则，每天三小时，为期10天。两组花了一样的时间，然后给他们进行语言测试。在十天的治疗期间，仅仅三十二小时以后CI组在语言交流上提高了30％，而常规组却毫无进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午夜复活（6）
将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塑###基础之上，陶伯发现许多训练原则：如果训练技能跟日常生活越接近，训练就更有效；训练必须循序渐进。
而且训练工作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种训练技巧陶伯称为“强化训练”，他发现这种方式要远比长时间但是低频率的训练要更为有效得多。
许多这样的规则也同样用在外语学习的“沉浸”法里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多年来一直学习语言课程，却没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里将自己“沉浸”在语言里有效？
我们和不说我们母语的人呆在一块儿的时候，强迫我们说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制约”。日常“沉浸”使得我们受到“强化训练”。我们的口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就会使用更简单的语言跟我们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循序渐进地接受到挑战，或者得到塑造。习得###放弃就被限制了，因为我们的生存需要交际。
陶伯还将CI原则用在一系列其他障碍的治疗上。他开始研究患有脑瘫的儿童——一种更为复杂的，更为悲剧###的残疾，可能因为中风、感染、出生时缺氧以及其他的问题所带来的对于发育中大脑的伤害。这些孩子通常不能行走，被终身禁锢在轮椅上，不能清楚说话或者控制自己的行动，通常手臂瘫痪或者不够灵便。在CI疗法之前，在这些孩子中进行的瘫痪手臂的治疗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 陶伯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一半的儿童进行常规的脑康复，一半进行CI疗法，将他们健康的手固定在一个轻的玻璃纤维套中。CI疗法包括用他们瘫痪的手指来弹肥皂泡，把球推入一个洞中，捡起棋子等等。每次孩子们成
功的时候，他们都会得到表扬，接着，在下一个游戏中，即便在他们非常累的时候，都鼓励他们继续提高准确###、速度和运动的流畅###。在三周的训练期内，这些孩子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转。有些孩子人生第一次开始爬了。一位18个月大的孩子能够爬上楼梯了，还能第一次用他的手指把食物放到嘴里头去。一位四岁半的男孩，从来没有用过手臂或手掌，开始能玩皮球了。接下来就是弗雷德里克·林肯的故事。
弗雷德里克，当他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患上了大面积严重中风。当他四个半月大的时候，他妈妈就很清楚有些什么不对。“我注意到他在托儿所里跟其他的孩子行为不一样。他们能够坐起来，也可以拿起一些其他孩子都拿得起的东西。他们也能够站起来握住奶瓶，但是我的孩子做不到这些。我注意到有些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他整个左侧身体都受了影响：他的手臂和腿不能很好的活动。他的眼睛低垂，因为舌头部分瘫痪不能形成语音和话语。弗雷德里克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或者走。他到了三岁才会说话。
当弗雷德里克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病发作过一次，他的左手臂被拉到胸前。然后就拉不开了。给他做了一次MRI脑部扫描后，医生告诉他的母亲，扫描表明“四分之一的大脑都坏死了，并且他可能再也不能爬，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认为中风是在怀上弗雷德里克十二周之后出现的。
他被诊断患有脑瘫，左侧身体瘫痪。他那在联邦地方法院工作的母亲辞去工作，全力照料弗雷德里克，造成了家里头严重经济紧张。弗雷德里克的残疾同样也影响了他八岁半大的姐姐。
第五章 午夜复活（7）
“我必须跟他姐姐解释，”他的母亲说，“他的小弟弟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妈妈就不得不去照料他，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是否从此以后能否自己照顾自己。”当弗雷德里克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听说了陶伯诊所治疗成年人的情况，就询问是否也能给弗雷德里克进行治疗。但那还是在诊所形成儿童治疗项目之前数年的事情。
弗雷德里克四岁的时候去了陶伯诊所。
他使用常规的方法曾经取得一些好转。他能够用脚架走路，并且能够颇为费力地说话，但是他的好转却出现了平台化。他能用左手手臂但却不能用左手手掌。因为他不能形成卧的姿势，并且不能用大拇指接触到他的其他手指，所以他无法捡起皮球，用手掌握住它。他必须用右手掌和他的手臂来夹住皮球。
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不愿意配合陶伯的治疗并且反抗，不想用他的瘫手而只想用那只被套上一个罩子的好手来吃土豆泥。
为了保证弗雷德里克能接受二十一天不间断的治疗，对他的CI治疗不在陶伯诊所里头进行。“为了给我们方便，”他妈妈说，“这个治疗在托儿所、家中、教堂、他奶奶家以及其他我们可能在的地方进行。治疗师骑车跟我们去教堂，她甚至在车上还对他的手进行了治疗。还要跟他一起去上周日学校。她围绕着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尽管从周一到周五，大量的时间都是呆在弗雷德里克的托儿所里头。他知道我们想让他的‘左撇子’好一些，因为我们这样称他的左手。”
进行治疗仅仅19天，“左撇子”就形成了握的姿势。“现在，”他妈妈说，“他能用左手做任何事情了，但是还是比右手弱一些。他能打开装有拉链的袋子，也能握住棒球棍了。他每天还在继续好转。他的运动技能大大地改善了。这些好转在陶伯的项目期间就开始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除了协助他继续好转外，我也想不到什么能比别的父母更高明的招儿了。”因为弗雷德里克变得更加自立了，他妈妈就能够回去上班。
弗雷德里克现在八岁了，他从来不认为他有残疾。他能跑。他也能进行许多体育运动，包括排球，但他始终深爱的是棒球。所以他就戴着手套玩棒球，他妈妈在里头缝了尼龙搭扣带，这就使得他手臂上戴的一个小小的支架跟搭扣扣紧了。弗雷德里克的好转是显著的。他试着参加正规的棒球队——而不是残疾儿童的棒球队——还被选上了。“他在棒球队里头打得很好，”他妈妈说，“他被教练选入优秀选手队。当他们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哭了两个小时。”弗雷德里克是“右利者”，能够正常握住棒球拍。偶尔他会失去左手的握力，但他的右手现在足够有力，他能够单手挥拍。
“2002年，”她说，“他参加了五到六岁组的棒球比赛，打了五场优秀选手的比赛。在五场比赛中赢了三场——因为他的打点他得了冠军。太棒了。我在电视中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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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打开大脑的锁（1）
——神经塑###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
我们每个人都有种种忧虑。我们会担忧是因为我们都是智能生物。智能具有预测###，这是它的本质；同样的，智能可以让我们计划、希望、想象和做出假设，也会使得我们担心、害怕负面的结果。但有些人真是“忧天的杞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忧虑无以复加了。他们的痛苦，虽然都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确切地说，要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受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在脑子里面时刻折磨着他们，使得他们无法逃避。这些人被自己的大脑不断地折磨着，迫使他们常常想要自杀。有一次，一个近乎绝望的大学生，深陷在痛苦忧郁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把手枪塞入口中，扣动了扳机。这颗子弹射进了他的额叶，医生抢救时，为
了取出弹头，便给他做了脑白质切除术，而这个手术在当时是用来治疗强迫###官能症的。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而且还治好了官能症，并且重返校园继续学习。
烦恼者各种各样，焦虑也形形色色：恐惧症、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以及惊恐发作等等。但最为痛苦的人们是那些患有强迫###官能症（或者叫OCD）的患者，他们惧怕即将来临的或已经发生的伤害，会危及他们自己及所爱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时就已经非常地忧虑了，但是稍后一些，常常是他们刚成年时，他们可能有一次“发作”，使得他们将这种焦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旦他们成年，事事都要自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像痛苦万状、恐惧万分的小孩子。因为羞于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失控，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忧虑深藏起来，有的在他们寻求帮助之前已达数年之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好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无法从噩梦中摆脱出来。药物治疗也许能抑制住他们的焦虑，但通常无法根治病症。
强迫###官能症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从而逐渐地改变大脑结构。患有强迫###官能症的病人也许会通过全神贯注于他所担忧的事情，来获得缓解——确信他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没有错过任何的可能——然而，他越是想到他的忧虑，他就会越发忧心忡忡，因为患了这种病的人往往会忧上加忧。
这种病症的首次爆发往往是因为一个情感事件的触发。有人可能会记起他母亲的祭日，听到一个对手出了车祸的消息，感觉他身上疼痛或者是长了肿块，看到食品供应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报道或者从电影里看到了灼伤的手的画面。然后他开始担心起自己在慢慢接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虽然他一般不会迷信，但感觉自己在那天注定要死去；或者担心自己也会像对手一样短命早死；或者害怕发现了自己身上有不治之症的症状；或是担心自己已经中毒了，因为他对饮食并不是很小心。
我们都曾有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