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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贝贝的一个玩具坏了，满怀希望地找老哥帮她修。老哥看了看说：“不行，修不好了。”贝贝很吃惊地问他：“爸爸，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一听这话，老哥忙对贝贝说：“你等下啊。”然后迅速拉着我去别的房间，像面对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很紧张地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觉得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它修好，维护她心目中的老爸形象，但又一想，是不是应该告诉她这个事实：你老爸虽然厉害，但也有些事情是办不到的。”
我说应该告诉她事实。老哥犹豫了一会说：“要不，我们请教下专家？”我听了哈哈大笑：“这样做爸妈不得累死？”
后来，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对教育贝贝定了几条原则：一、先尽可能做好自己；二、学习做爸妈；三、重点教她做人、做女人的基本理念；四、对于老哥所关心的学习，我们决定抓住她的敏感期，培养她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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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孩子的教育只能以一个人为主导，另一个人密切配合。我和老哥确定了“妇唱夫随”的策略，后来居然配合默契。
贝贝的眼睛从四岁开始矫正视力，必须少用眼，我只同意她在每周六看一次碟。有一个周一的晚上，她很想看芭比的碟，我不让，贝贝很委屈地哭着去找“爸爸”。老哥听贝贝说完后，同仇敌忾地说：“哎呀，想看又不让看的时候真是很难受的，很伤心的，怪不得你要哭了。”贝贝看老哥那么理解他，贴着老哥的脸“呜呜”地哭了起来，眼泪擦了他一脸。
过了一会，老哥看贝贝发泄得差不多了，说：“咳，妈妈怎么那么偏心眼呢，只对你好，我眼睛也近视了，她就完全不管。我看电视、看书他都不管，害得我一天到晚戴着眼镜，又难看又麻烦，我简直烦死戴眼镜了，贝贝，我把眼镜送给你吧，等你长大了戴。”贝贝一听，立即从老哥身上跳了下来：“我才不要呢，那么丑，我只要不看碟，过几个月眼睛就矫正好了。”
确定了这几条以后，我们依然很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爸妈，面对孩子，似乎没办法不担心点什么。做父母的，难道都这样吗？
绝对的门当户对（1）
2001年到2003年，是我们家的事故高发时段，我们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掩盖问题，而是认真地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说服自己妥协，或者说接受。值得庆幸的是，那些问题都来得比较早，而且大多在始发阶段就试解着决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磨合期里，我和老哥的爱，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那么困难，妥协起来也不那么难受，为了自己的爱人，无论怎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更深入地明白了彼此的需要，接受了彼此的方式，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我们心里，逐渐涌出越来越成熟的幸福感。
之后，我们的婚姻真如老哥所说，成了一个幸福的陷阱。当我跟朋友们娓娓道来地说着我们生活中那些点滴时，朋友们听完，常常疑惑地问：“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呢？”
是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常自问。有一次，我觉得找到了答案，半搞笑地对老哥说：“我知道了，就是门当户对。”没想到老哥立即反驳：“谁说的？你显然是高攀了嘛。”
然后这家伙开始进行分析比较：“你看，我们虽然都来自在农村，但我出生在大别山区，海拔有800多米，而你，出生在典型的江南丘陵，海拔才两三百米，你不是高攀是什么？”
我大笑：“对哦，你老爸还是老一辈公社党委书记呢，多大的官啊，威震一方。而我老爸，他老人家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只是村长，我不是高攀是什么？”
老哥来劲了：“嘿嘿，还有呢，我们家兄弟姐妹有九个，你们家才五个，我小时候，谁都不敢惹的。”
我看到自己整个不具备比较优势，开始狡猾地变向：“不过我们两家也有很多共同点啊，我们的妈妈都没有读过书，两家都一样穷啊。”
没想到这家伙不依不饶：“胡说，我们家比你们家穷多了。你上初中之前，夏天穿过鞋子没有？穿过吧？我从来没有，都是打赤脚。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的时候，老爸才下死力给我买了一双凉鞋，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抱怨‘天怎么还不亮’。第二天一穿上那双鞋，我感觉那个幸福啊……”
我说我上小学时，中午都是吃自己带的冷饭。老哥说：“你还有饭吃？我是带两个土豆，在学校蒸熟后当午饭的。”
我说我上中学时，在家带一罐用罐头瓶子装的菜，要吃一个星期。老哥说：“你还有菜吃？我都是带辣酱，舀一勺辣酱往热饭里面一埋，又咸又辣，吃得满头大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主要靠辣酱下饭，总感觉吃不饱。有一次，先打了三两米的饭，伴着辣酱吃完，简直没感觉，又打了三两米饭，还是伴着辣酱吃完，有点感觉了，但还没饱。我豁出去了，反正六两米的饭都吃完了，干脆饱他一次，再打了三两，这下终于吃饱了。”
接着，我们开始讲小时候所做的各种事情。虽然他家在湖北大别山区，我家在湖南农村，但我们所干的事情都非常相似，比如放牛，比如扯猪草。
老哥说他小时候干的事情主要是打柴，而我们老家产煤，不用打柴，但我也要用刀，我要用刀割牛草。
老哥说他不太会打柴，打得很慢，用柴刀也不顺。他十多岁时有一次砍柴，拿刀的手一挥，不小心砍到另一只手的手背。他抬起受伤的手一看，白骨赫然醒目，赶紧往家里跑，才跑几步远，血喷射出来，他赶紧在草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按住伤口。跑到家的时候，按在伤口上的泥土都被血冲走了。
他说完把手给我看，现在还有一条三厘米长的伤疤。后来我每次摸他的手，都会不由自主地摸摸他的那道伤疤，为十多岁的老哥心痛。
那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开始坐在沙发上讲，后来一边洗澡一边讲，最后躺到床上讲，一直讲到凌晨三点多，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是绝对的门当户对。
我颇有感触地说，先辈们真是英明，总结出了“门当户对”这个婚姻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在运行了几千年后，依然应该成为择偶最科学的标准。老哥后来惊奇地发现朋友当中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根源都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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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门当户对（2）
当然，说婚姻要“门当户对”，不是看重门第，更不是有什么阶级等级观念。而是我发现，只有“门当户对”，两个人才会有类似的经历，才有可以被理解的过去，有可以畅谈的往事，有继往开来的基础，有像我和老哥那样，可以比着吹牛的各种骄傲，无论是比穷，还是比富，无论是比砍柴，还是比打猪草。
多年的师生恋
用今天的话来说，“门当户对”的婚姻，能使两个人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有可以兼容的资讯，能资讯轻松地对接，形成两个人从过去到现在的了解和理解。
令人称奇的是，我们发现，我和老哥在认识之后的知识结构也几乎一模一样。
我读本科时，学的是中文，而老哥对文学向来很感兴趣，他看的文学类书籍一点不比我这读中文系的少。读中学时，他曾梦想当作家。我们在一起讲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时，我一不小心会遭到他的取笑。
老哥本科读的法律专业，他后来又让我也读完了所有法律专业本科生必读的书，并让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跨专业考上的经济法学研究生，我们还师从同一个导师，直到今天，他老人家作为我们俩最老的义务品牌宣传员，让我们俩在母校的名声如同学校门口的那两棵梧桐树，茁壮成长。
我毕业分配到深圳后，“投身”新闻事业，而老哥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比我这正宗报人要厉害得多，他常以一个刁难的读者的立场，对我的稿件提出各种蛮横的问题，使我不得不在发稿前一改再改。
至于我所就职的第一家报社，他在我去这家报社投递简历前，就已经自费订阅一年。老哥对这份报纸的热爱，比我们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人多得多。
我到现在就职的报社负责金融板块时，老哥已经在银行工作了五年，我在他的正面引导以及旁敲侧击下，又学习了另一个专业——金融。
在我们多年的师徒生涯中，除了感受我们的“师生恋”，我还无数次被又爱又恨地骂成“笨蛋”、“傻瓜”，自尊心常常遭遇“重创”。
直到后来我在家革命性地建立“模拟法庭”，老哥接到案件，在正式开庭前，我作为本案对方当事人，在家模拟开庭。
老哥开完庭回来后，常大笑着打趣我：“对方当事人请的律师如果有你一半厉害，我就完蛋了。”我这时就会得意：“哼，知道本律师的厉害了吧？哈哈！”我常以这样的一声大笑，来刷新我所有“笨蛋”之类的负面称谓。
十多年的互相渗透，我和老哥的知识结构变得惊人的相似。只是，这家伙几乎总比我高明，每当这时候，我就非常讨好地说：“我是小女人嘛。”、“谁叫你是我老哥呢？”而当我真的以非常佩服的语气，问老哥怎么那么厉害时，他会在我面前做难得一见的谦虚状：“我是你哥嘛。”
知识结构的惊人相似，使得我和老哥几乎无话不谈，十多年来，一直无话不谈。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无论房地产还是金融，无论投资理财还是女儿教育，无论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无论司法制度还是新闻自由，无论音乐还是影碟，总之，一切的一切。我能说的话，老哥都能懂，老哥关心的话题，我都明白。有时，我们越聊越兴奋，到半夜一、两点还睡不着。
当然，我和老哥最喜欢的，还是情话，我们俩都喜欢表达爱，喜欢自酿蜂蜜，把彼此淹死。
最好的朋友
老哥不是个很主动的人，特别是在交往上。所以他的朋友不多，更准确地说，他的朋友很少。当我跟他说到这一点时，他毫不在意地说：“我有你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老哥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门当户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惊人的相似，我们无话不谈，所以我们沟通最充分，最了解彼此，最懂得欣赏对方，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有时不知不觉地说着互相崇拜的话，像两个喝醉了酒的哥们，极其认真地说着“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之类的话。
正是这种“最好的朋友”关系，成了我们婚姻的肥沃土壤。九年来，我们在这块土壤里变着各种戏法耕种，让它开各种花，结各种果。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浪漫，我们就变成情人。在马尔代夫海边的月光里共眠，在新疆白桦林###“儿童不宜”的照片，在土耳其古老的街道上，静夜徘徊。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责任，我们就变成夫妻。我要变着法子为老哥做5块钱的美味佳肴，要让老哥尽可能地感觉舒服。而老哥要把一个男人的好，尽量让他身边的女人知道。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耍赖、任性、撒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