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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我带着野司警卫团一营秘密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没有时间去投身欢乐的洪流，去领略胜利的喜悦。八年了，是浴血奋战的八年，是创造辉煌的八年！可现在欢乐、喜庆离我愈来愈远。因为明天，仍然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日子；明天还会有更艰巨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但我坚信：“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亲爱的读者：
第九十五章 重庆谈判（一）（）
今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二次大战的终结注定在世界的东方划上句号。八月上旬，在磨菇云的笼罩及百万红军摧枯拉朽的迅猛打击下，日本法西斯顿时土崩瓦解，乞求无条件投降。胜利来得如此突然而又神奇，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令全中国人民欣喜若狂，喜极而泣。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景象，非笔墨能形容于万一。
这喜讯也令国共双方高层都表现出异常兴奋和紧张。我清醒地意识到：一场龙虎争霸的宏伟巨剧即将在神州大地上拉开序幕。八月九日，对战争形势了若指掌的m主席，适时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同时“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紧接着，zu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十一日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抵抗，应坚决消灭之。
与此同时，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也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严饬远在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同时为避免八路军、新四军捷足先登，还厚颜无耻地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御共军的进攻”，绝不能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并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还把zu德总司令发布的命令称之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
m主席接到蒋介石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电报后，激愤难平，立即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军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zu德、pon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声明：“驻防待命一说，确与中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然，错误的命令，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是不会执行的。故而我们解放区人民军队未受蒋介石错误命令的约束，而是向被我军包围的且拒绝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25。79万人，其中我中北野战军歼敌近9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以上的城市159座（其中包括张家口、天津那样的大中城市），据点750余个，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
蒋介石也心知肚明，八路军、新四军是绝不会上当受这个命令约束的。而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也是要靠实力来打拚的。可现实令他很为难，自战略相恃阶段之后，蒋介石逐渐将国民党军主力调往大后方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而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绝大部分国土丢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让其与日伪军浴血苦斗，以达成一箭双雕之目的。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蒋介石没料到的是抗战胜利竟来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迅速，以至弄得他目前措手不及；想要下山来“摘桃子”，但路途遥远，一时鞭长莫及。于是，便玩起了两面手法：一面暗中调集就近的国民党正规军，向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解放区倾巢进犯，以牵制中共军队。围困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6个师，向关中地区进犯，遭边区守卫部队反击，战斗仍在进行当中。山西傅作义的晋绥军与中央军，一部沿平绥路北上进犯一二师晋西纵队及我晋北解放区，一部向东进攻lie荣臻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属部队，在抢占太原和同浦路沿线城镇后，又攻占八路军占领的襄垣、潞城；并在日伪军配合下，抢占了被八路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企图侵占整个晋东南，消灭晋冀鲁豫八路军。更令人气愤的是蒋介石竟任命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以及任援道等，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路先遣军总指挥和南京先遣军司令。这些大汉奸头子、民族败类竟摇身一变全部成了国军总司令。他们不仅阻击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盘据的战略要地的进攻，反而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蒋介石的另一面就是抛出“和谈”大旗，伸出橄榄枝，邀请m主席前往重庆“共商国是”。m主席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是洞若观火，清楚得很。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有三：一是他料定自己没有这个胆量，若自己不去，蒋介石就可以将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在政治上占得先机。二是自己斗胆前去，蒋介石就可在谈判桌上迫其就范，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三是可利用谈判作缓兵之计，以便赢得时间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为内战做准备。对此，m主席心中早有决断。考虑到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人民刚刚经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家园破碎，满目疮痍，强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重建家园。从国际上看，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m主席以一个革命领袖的超群胆略和气魄，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亲赴重庆，与其谈判；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
临行之前，主席几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制订方针大计，预留应对方案。同时，主席还找各大战区的负责同志谈话或通过电报往来，面授机宜。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说：蒋介石玩的是两手，一手是明的“和谈”，一手是暗的内战。你们切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蒙惑。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你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你们也要磨刀。须知：谈判桌上的交锋是唾沫星子与笔墨官司，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靠战场上的真刀实枪。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你们在战场打得越好，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延安军民闻讯自觉地从各处赶来为朝夕相处的主席送行。机场上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着标语和彩旗。十时三十分，主席、周副主席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分乘几辆汽车来到机场。顿时，机场里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彻行云。其热烈、壮观的场面，给赫尔利、张治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治中感慨地对周副主席说：“m*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当主席身穿新的布制服，头戴盔式帽，登上舷梯，站立在飞机舱口时，人们忘记了呼喊，只是一个劲地朝主席挥手。主席也举起了那顶深色的盔式帽，向着人们慢慢地举过头顶，猛地用力一挥，便停留在空中。这一刻，领袖那高大伟岸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主席的专机徐徐降落。山城重庆的社会各界都热切期盼着m主席的到来。欢迎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其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有国民党方面的迎接代表周至柔、邵力子、谭平山等，还有我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但更多的是重庆市的各界代表和广大市民。
第九十五章 重庆谈判（二）（）
主席毅然赴重庆谈判，实出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根据驻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情报，原断定m*是不会在国共两党关系如此紧张之际到重庆来的，否则为何先推出zu德，后又以z恩来做拦箭牌呢？于是，蒋介石决定将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更响，接连向m*发出三封邀请电。一下子将国内舆论界关注的视线都投向了共产党，似乎只要m*一到重庆，中国就可以安享太平了。他未料到的是m*真的来了。在谈判之前的这一场斗智斗勇之中，主席棋高一着，抢尽先机。而且主席这一来，又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由于国民党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因而事先并无任何的准备，连一个具体的谈判方案也提不出来。鉴于这个情况，9月3日，我党方面将事先拟好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条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十一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由我党方面作出大批裁减军队和撤出南方解放区等在内的重大让步条件下提出来的。但是，国民党方面连把这十一条方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接受。坚持以蒋介石给出的三条原则来进行谈判。即：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都必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从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11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由此看来，国民党方面在表面上承认中囯共产党的地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这两个核心问题，却坚决不予承认。因而这两个问题就成为整个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蒋介石在谈判中一再强调中共军队最多可编组12个师，而要承认解放区，则“绝对行不通”。由于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太过苛刻的无理要求，至9月21日，谈判一度陷于僵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