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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人是新兴贵族，大都是以军功起家，说白了就是一暴发户，而山东人都是历史悠久的老贵族，以经学传家，累世簪缨，是真正的贵族，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试想这种背景下，关陇人岂肯让山东人掌控权柄？那不等于拱手让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送给了山东人？所以关陇贵族集团，不论是汉姓贵族还是虏姓贵族，也不论是关中、陇西、河东乃至河洛贵族，都不遗余力的遏制和打击山东人，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但是，中土一统了，为了维护统一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实施中央集权制，唯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中土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如此一来，在中土分裂时期兴盛起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但门阀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门阀士族政治这一基础，这一基础若被摧毁，门阀士族也就难以生存，必然要随之灭亡。
中土统一后进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触及到了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关系到了门阀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所以先帝采取了温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渐进，尽可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风暴还是接连不断。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在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并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各贵族集团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结果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骤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统一的大功臣，他统率军队征服了江左，并镇戍江左达十年之久，稳定和发展了江左，巩固了统一大业，所以江左贵族集团也就成了今上的坚强后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东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关陇人遏制和打击的对象。现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进入朝堂，直达权力核心，那么山东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关陇人的盟友，而进入权力核心是山东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江左人和山东人一拍即合，双方联手支持皇帝的激进改革策略，试图以改革来反制关陇人，遏制和削弱关陇人对权柄的掌控，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梦想。
改革进入了快车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随之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的冲突也随之剧烈。
齐鲁人做为山东人的组成部分，距离关陇最远，与关陇人的隔阂也太深，可以想像双方之间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让是齐鲁人，长白山义军也是齐鲁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举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义上是反东征，反徭役，反关陇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关陇人和山东人数代积怨的一次总爆发，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和中枢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激进政治改革策略的失败。
对于齐郡发生的这场由齐人主导的叛乱，齐鲁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贵族都很关注。段文操做为邻郡太守，尤其关心。
段文操是齐鲁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齐鲁豪门。拓跋氏北魏分裂时，段文操的父亲段威扈从孝武帝西行入关，自此效命于关陇，历西魏和北周两朝。段文操声名不显，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却是中土名将，功勋显赫。段文振文武干略，在统一大战和对外战争中屡建功勋，曾官至太仆卿。关陇人尚书右仆射苏威与其有仇怨，曾设计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为民。好在山东贵族齐心协力，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为大将军。今上登基，重用山东人，首选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书之高位，引为股肱。
当时段文操是卫府武贲郎将，兄弟两人同在军中为高官，这也算忌讳之事，遂遭到关陇人的“攻击”。皇帝于是把段文操调离了军队，让他去督秘书省学士。学士皆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个粗鄙武夫，哪能胜任？结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愤怒之下鞭打学士，遭御史弹劾。皇帝无奈，只好将其外放地方，到鲁郡做了太守，其背后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齐鲁人身份和段氏在齐鲁的威望，缓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贯彻实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鲁郡，理所当然得到了齐鲁贵族的欢迎，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本来这是好事，有助于中央改革措施的推进和落实，但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预想的轨道。
齐鲁人自段文操主政鲁郡后，感觉有了依靠，有了领袖，有了主心骨，士气突然就高涨了，胆子也大了。试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当朝宰执，深得皇帝的信任，有这样一层**的关系，齐鲁人还怕啥？于是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愈演愈烈。而段文操性格刚严，为人刻板，对本集团利益和地域利益非常看重，对关陇人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处处维护齐鲁人的利益，纵容齐鲁人对抗关陇官僚，结果自他入主鲁郡后，不但未能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反而阻碍了改革政策的贯彻实施，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斗”上，结果可想而知。
大河洪水泛滥，齐郡受灾。齐郡处于大河下游地段，灾情实际上并不非常严重，然而，因为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斗得“热火朝天”，官府当然“赈济不力”。灾民得不到赈济，齐鲁贵族怒气冲天，当然要从中挑唆，蓄意激化矛盾，于是王薄和孟让便聚集了大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在长白山举旗造反了。
张须陀是何时开仓放粮的？在王薄和孟让率众举旗造反之后。
所以，段文操有理由认为，齐郡局势的急剧恶化，都是张须陀的阴谋，张须陀想逼迫齐人造反，然后混乱齐鲁局势，并借着剿贼的名义，大开杀戒，铲除异己，打击齐鲁贵族，如此一来，即便东都要整治齐鲁官场，也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但张须陀的阴谋却能得逞，齐鲁人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段文操为此非常愤怒，他在给哥哥段文振的书信中，把张须陀和他背后的河洛贵族集团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报复张须陀，要为齐鲁人铲除这个杀人屠夫。段文振知道弟弟的性格，当心弟弟失去理智做出违法之事，那便当真是中了对手的奸计，最终不但拯救不了齐鲁人，还把自己赔了进去。段文振当即让次子段纶日夜兼程赶赴鲁郡，待在段文操的身边，防备段文操做出“过火”举动。
偏偏张须陀这时候把王薄、孟让和长白山义军赶出了齐郡，赶进了鲁郡，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段文操，你剿不剿贼？你若不剿，任由贼人逃脱，那就让这伙贼人在你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吧，而且我还有理由上奏弹劾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退一步说，就算你哥哥段文振极力袒护你，我的弹劾没有发挥作用，但这伙贼人如果一直在你的地盘上逍遥法外，而你又一直屡剿不平，你如何向东都交待？
段文操勃然大怒，但急切间找不到应对之策，一筹莫展。
就在此刻，左骁卫将军董纯又来信了，说有伙徐州贼逃窜进了鲁郡境内，请他小心防范，全力围剿。
欺人太甚！段文操出离愤怒了，破口大骂，杀人的心都有了。好，你关陇人做得好，前后夹击，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好，你不仁，我不义，你们把贼逼到我的地盘上，要我剿贼，我偏偏就是不剿，你能奈我何？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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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段氏叔侄（）
段文操当真是无力剿贼，他是鲁郡的行政长官，而戡乱剿贼是卫府鹰扬的职责所在，他手里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统兵权，他拿什么剿贼？
大河南北的卫府鹰扬，包括河北、河南和齐鲁地区的镇戍军队，因为距离辽东战场较近，大部分都被皇帝和中枢征调为东征之师，已经或者正在赶赴涿郡集结。之前皇帝和中枢并没有想到国内会出现叛乱，当然因为地方官府的蓄意隐瞒，现在皇帝和中枢还是不知道国内叛乱正在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了国内的稳定。齐郡是最先爆发叛乱并形成地区危机的地方，而叛乱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镇压下去，就是因为齐郡诸鹰扬的主力都不在了，无兵剿贼。齐郡郡丞张须陀在迫不得已之下，不得不“先斩后奏”，在没有东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征调宗团乡团和郡内壮丁组成军队剿杀叛贼。
如今段文操也只有走张须陀这条“先斩后奏”之路。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深得皇帝的信任，在有张须陀这个“先例”的情况下，授予段文操统兵权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如此一来，齐鲁叛乱迭起，已经严重危及到齐鲁乃至大河南北稳定的真相便会暴露。
齐鲁地区在东征开始之前，突然有大批的叛贼举旗造反，原因何在？这背后有没有政治目的？做为齐鲁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段文振、段文操兄弟都是皇帝信任的臣子，都是朝堂上的改革派势力，皇帝理所当然会相信他们的上奏。那么从常理来推测，在国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局部地区尤其足以影响到东征的关键地区的局势动荡，东征大计必然要暂停或者推迟。这显然是皇帝和中枢以及改革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却是朝堂上的保守势力所希望的。
段文操必须要把此事权衡清楚。如果他通过哥哥段文振向皇帝陈述实情，以讨取统兵权，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东征进程，这必然会损害到朝堂上改革派利益，白白便宜了保守势力。换句话说，这或者正是那些“政治黑手”们混乱齐鲁局势的最终目的。反之，他如果继续向皇帝隐瞒实情，在不影响东征进程的同时，仿效张须陀，“先斩后奏”，先征调宗团乡团等地方力量组建军队围剿叛贼，则能避免诸多重大不利因素。
只是，如此一来，便是齐鲁人杀齐鲁人，而关陇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段文操越想越是憋屈，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张须陀和董纯。
这时，段纶出现，一语点醒了段文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段文操身处局中，不知如何破局，而段纶却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张须陀有意把王薄、孟让赶进鲁郡，祸水东引，那对策其实很简单，坚决堵住王薄和孟让的南下之路，把他们再赶回齐郡，让张须陀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至于徐州贼入鲁，段纶认为未必出自董纯的本意。徐州有贼，董纯却未能在自己的镇戍区内围剿贼人，反而让贼人逃进了齐鲁地区。徐州军队不能越境追杀，董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贼人逃之夭夭，这对他而言不仅是个耻辱，亦是重大失职，无法向东都交待。另外段纶刚从东都过来，或多或少知道一点董纯目前的不利处境，所以段纶推断，东都肯定有人会借此机会向董纯发难，即便不能将其赶出军队，也要给陇西贵族集团找点麻烦。
也就是说，张须陀和董纯并没有联手“设计”段文操的可能。既然如此，那在与齐郡张须陀针锋相对的同时，便可与彭城董纯携手合作，双方齐心协力共剿贼寇。
段文操采纳了段纶的建议，当即急书彭城董纯，一边向其表达感谢之意，一边建议双方联手剿贼，同时也把鲁郡当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