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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第二天形势便急转直下，昨天还在安抚大家的宣传车又上街广播，这次不是让大家保持镇定留在家里，而是说凶狠的敌人已经逼近我们的城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请居民们都立即向后方转移。
楼里的人都转移了，可我还留在家里没走，因为我要留在家里等你回家。
第三天的早晨，我一醒来就感到心神不宁。正抱着刚会说话的儿子在家里来回走动，突然听到了萨沙的哀鸣。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侧耳再听：没错，是萨沙的哀鸣声。于是我赶紧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冲出了家门。
我沿着大街循着萨沙的声音找过去，走了两条街，我终于看到了萨沙。它的脚瘸了，正倒在血泊中，身体不停地抽搐着，嘴里吐着白沫，却始终在嘶哑地叫着。
我走过去，蹲下身体，用双手捧起了萨沙的头，萨沙立刻安静了下来，用它无神的眼睛看着我。”说到这里，我挣脱了奥夏宁的手，摘下挂在脖子上的铜钥匙递了过去：“我一眼就看见这把铜光闪闪的钥匙，正安然无恙地挂在萨沙的脖子上。
那一刻，我心中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你还活着！我的奥夏宁一定还活着！’
我小心翼翼地从萨沙的脖子把钥匙取了下来，紧紧地攥在手里。萨沙看见我摘下了钥匙，发出最后一声微弱的哀鸣，眼神迅速涣散下来，垂下了头，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尽管有人劝我不要再傻等下去，我却坚信你一定还活着。我抱着儿子每天在一批批撤下来的队伍中翘首张望，希望奇迹会突然发生。
但到第五天的晚上，德军的炮弹已经开始轰击城区了，于是部队强行安置军属撤离前线。但在半路上，我抱着孩子从车上偷偷跳下来，步行走向自己的家。
当我终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发现房子的一面墙已经让炮火炸塌。即便是这样，我依然选择留下来。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我抱着孩子，为他吟唱摇篮曲。炮弹在附近不断爆炸，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儿子躺在我的怀里，竟无丝毫畏惧。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撞开，几个苏军战士冲进来，不由分说架起我，强行抱过孩子向外冲去。没走出几步，我回头望去，发现家里的门大开着，我拼命挣脱出士兵的大手，疯一样冲了回去。
我关门时，突然想到你没有带钥匙，要是回家来了，会进不了屋的，所以只是轻轻地把门带上而没有上锁。然后我再最后看了一眼远方，才跟随战士们兵撤向远方……”
“后来呢？”奥夏宁用力地抽着鼻子，再一次握住了我的双手，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把孩子放到了波奇诺克的妈妈家，然后就到招兵办公室去报名参军。”说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貌似以前我告诉不少人，说我是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参的军，而不是战争爆发以后。如果将来有人查我底细的时候，知道我连参军的日期都要弄错，不知到时会有什么的后果？
“我到招兵办公室去报名，却遭到了拒绝，招兵的人说根据妇女保护条例，生完孩子不满三年，不能服兵役。我没有和他们争辩，而是径直去找他们的上级。我轻轻地推开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室的门，看见许多人正围着一个少校激烈地争吵着。我一声没吭，坐在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人都散了，少校发现了我。他问：‘你有什么事？’
‘我想参军，却没被批准。’
‘噢，为什么？’少校好奇地问。
‘他们说我生完孩子不满三年，不能服兵役。’
少校笑了笑：‘招兵办的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把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妈妈送上战场。’
‘可是我必须要参军！’
‘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我丈夫是个边防军官，他在战场上牺牲了。’
少校敛住了笑容，显然这个理由打动了他：‘你知道，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战士都牺牲了。’他不再说什么，低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然后站起来，把纸条交给我：‘去吧，到高射机枪部队，为你的丈夫报仇。’”
“为什么？”奥夏宁问。
我看着奥夏宁的眼睛，轻声地说：“为了给你报仇！当时我在想：也许，必须要有一个德国人倒在我的枪口下，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后来呢？”奥夏宁关切地问道。
“我入伍后被编入了新组建的高射机枪独立营。当年你教授过我枪法和军事常识，让我在部队里如鱼得水，很快就从新兵中脱颖而出，不久就被破例提拔为下士，并当上了班长。
我所在的高射机枪排全部是女兵，由于没有排长，负责担任指挥职务的是副排长基里亚诺娃中士。她原来也是外贝加尔基干师的，参加过斯摩棱斯克保卫战，并获得了一枚勋章。战役结束后，她便调过来担任了副排长职务。但她格外看不起我这种没有资历又提拔太快的人，所以处处和我做对。
后来我们排移防到波奇诺克附近的171会让所，因为我在战斗中表现突出，接连打下了两架德国鬼子的飞机以后，才改变了她对我的看法，我俩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好转。
有一天我趁夜间偷偷溜到波奇诺克去看儿子，早晨回来时，在森林见到了两名德国兵，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准备潜入我军后方搞破坏活动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地报告给了会让所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和基里亚诺娃中士。
瓦斯科夫听说只有两名德国兵，稍做准备，便带着我、热妮亚、索妮娅、里莎、嘉尔卡等五名女兵去森林里搜索。瓦斯科夫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他带我们抄小路赶到了德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打算利用地形和人数的优势，消灭或者活捉这两名德国兵。
哪知道事与愿违，当德国兵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意外地发现，原来德国兵不是二个人，而是十六人，这样一来，我们不管在装备还是人数都处于了绝对的劣势。仅凭我们六个人手中的一支手枪和五支步枪，不光挡不住敌人，甚至还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幸好带队瓦斯科夫准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一边派里莎回去报信，一边带着我们四个人和十几个德国兵在森林里兜圈子。
可惜里莎在过沼泽时牺牲了，我们的人没有得到信息，所以才没有派遣增援部队，只剩下我们几个在森林和站优势的德国兵周旋着。在战斗中，热妮亚、索妮娅、嘉尔卡相继牺牲，我也被手榴弹的弹片击中，负了重伤。”
“啊？！”听到这里，奥夏宁吃惊地叫了一声，然后伸手在我身上乱摸，着急地问：“快点让我看看，伤在了什么地方？”
“伤在腹部，不过早就好了。”我抓住他的手，接着往下说：“你听我继续说。”
“嗯。”他点点头，轻轻地扭了一下我的手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着我继续讲述后面的故事。
“我负了重伤，血流不止，眼看人就不行了，我难以忍受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便恳求瓦斯科夫给我一枪，让我能痛快地了断。可他却下不了手，最后还是我自己动手，举起手枪冲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啊！”奥夏宁又一次忍不住叫出了声，再次打断了我的讲述。看到我不悦地瞧着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枪响以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冰凉的雨水滴在我的脸上，让我清醒了过来。说来也奇怪，一直流个不停的血奇迹般地止住了，而且伤口也不疼。我挣扎着把盖在身上的树枝掀开，坐起来四处张望，找寻着瓦斯科夫准尉的踪迹。
天空下着雨，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修道院的钟声的思路。我站起身来循声望去，能看见远处修道院的尖顶，这是个早已废弃的修道院，照理说里面不会有人啊，怎么钟声会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难道是德国人在那里？
于是我认准了修道院的方向，大步地向前走去。沿路，我看到了被德国兵丢弃的一个个炸药箱、钢盔、水壶，甚至还有一把冲锋枪。我捡起冲锋枪，熟练地拉开枪栓，发现里面没有子弹，便又顺手把枪扔到了路边。对我来说，这种没有子弹的武器和烧火棍没有两样。
不过就是这些物品成为了我寻找瓦斯科夫准尉和德国鬼子的重要路标。
我在修道院的门外看见了倒伏在地上的德军尸体，又听见屋里传出了准尉愤怒的吼声，我怕他寡不敌众，急忙捡起一支冲锋枪冲了进去。
屋子里有六个德国兵，可准尉手中的手枪里只有一发子弹。我进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有个德国兵去抓枪企图反抗。准尉开了一枪，没有打中目标，我赶紧补了两枪，打倒了德国兵。其余的德国兵面对我们的枪口，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后来我被送到了列宁格勒的军医院，在那里养伤。没过多久，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到医院为我授了勋。出院后，我被晋升为中士，并被任命为了普耳科沃无名高地的女子高射机枪排的排长。……”
我把自己到这个时空以后的经历，一一向奥夏宁讲述了一遍，当然前半部分是真正的丽达的故事，而后半截却是我这个冒牌货的经历。听到用高射机枪平射打步兵、克里姆林宫讲台上发言等等内容，他不禁啧啧称奇，感慨万千。
讲完丽达和我的故事以后，我只感到口干舌燥，端起桌上的茶水猛喝了起来。奥夏宁张了张口，正想问什么的时候，门口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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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节 新的进攻（）
门开后，外面站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将军，我定睛一瞧，原来是列维亚金少将。
看到我站在门口，身材魁梧的将军低下头，面带微笑地问我：“奥夏宁娜同志，您和我的上尉叙完旧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快一点，部队在五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发了。”
没等我说话，奥夏宁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双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抢着回答说：“将军同志，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列维亚金将军冲我俩点点头，说道：“那就快点和中校同志告别吧，我在卡车那里等你。”说完，转身离开了教堂。
看着将军走远的背影，我正想说话，奥夏宁用力把我的身体扳转过去，然后他的嘴唇终于不由分说压了下来。我笨拙地配合着，可能因为缺氧，感到有点眩晕。
唇分以后，他又将我搂在了怀里。我把脸埋在他的胸前，听着他清晰的心跳，在心里叹口气，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和一个男人接吻。
一回想到刚才接吻的情形，我忍不住忽然打了个寒颤，用力推开他。
“丽达！你这是干什么？”他有些意外地问。
“亲爱的，”我搪塞说：“你该回连队去了，战士们都在等着你呢。”
“嗯，你说得对，我该回部队去了。”
“我陪你去吧。”我心里想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