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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握住我主动伸过去的手，使劲地摇了几下，激动地说：“奥夏宁娜中校，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谢谢您的关心。……”
我俩正在客套叙旧的时候，克罗希科夫在旁边低声地提醒：“指挥员同志，我们是不是该整队进场了？”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叙旧，便回答他说：“你先集合队伍，我马上就到。”看到克罗希科夫招呼着那些刚下车的战士们，大声地喊着：“都到这边来，整队！”趁这个机会，我低声地问别济科夫：“刚才是怎么回事？我下车时正好看见您在批评克罗希科夫指导员。”
“没啥大事。就是他下车后，不集合队伍，还站在那里伸懒觉，有损军人的形象，以后叫他注意点就是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又和我握了一下手，转身继续去进行他的工作。我在莫斯科待了许多年，知道在公共场合伸懒腰、打喷嚏之类的，都会遭人白眼和反感，所以刚才别济科夫那样对克罗希科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参加检阅的队伍，都整齐地排列在红场东面的古姆大商场前，面向着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而我们的队伍则在整个队伍的最北面。我们对面站着的，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他们沿着红场的西侧，背对着列宁墓拉了一条警戒线。列宁墓左右两侧的观礼台上坐满了人，都是些党政要员，因为隔得远，我不清楚里面是否有我认识的人。
雪花从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不光把红场的地面染得雪白，就连战士们的双肩和后背上也变成了白茫茫地一片。
当钟楼上的钟声开始敲响的时候，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帽子的斯大林，在一群重量级人物的陪同下，缓缓走上了列宁墓上的讲台。钟声敲完第九下，宫墙下的军乐队便吹响了号角。
号角刚一结束，斯大林那熟悉的声音，便通过安放在古姆大商场墙壁的喇叭传了出来：“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
我可以感到，斯大林这个时候很激动，他讲话的语速比在克里姆林宫的讲台上慢了许多。斯大林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用变得更加坚定的语气接着说：“让我们伟大的前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德米特里·波查尔斯基、科兹马·米宁、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依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的旗帜引导着你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顿时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数千个喉咙一起整齐地高喊着：“乌拉~！乌拉~~！！乌拉~~~！！！”
喊声刚响起的时候，我还表现得异常淡定，甚至还有时间回忆自己2002年的这一天到红场时的情景。那天来的时候，红场已经关闭，执勤的警察用铁栅栏把游客和广场隔开。当时有一群高举苏联国旗的中老年人，就站在栅栏的外面，其中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见到有不少的外国游人围观，便挥舞旗帜，大声地喊着：“伟大的十月革命85周年，乌拉！”当“乌拉”地喊声响成一片的时候，他又扯开嗓子唱起了国际歌。
广场上的指战员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乌拉！”让我也忍不住跟着高喊了起来。直到有人在旁边拉我的衣袖，我才停了下来。
拉我衣袖的是一名左臂上套着红袖套的战士，他凑近我的耳边大声地说：“指挥员同志，马上把您的部队带到历史博物馆前面，马上要开始检阅了。”
我点点头，看到那个战士又到别的队列里，去逐一通知其他指挥员，便转头叫克罗奇科夫：“指导员同志，把部队带到博物馆那边去，马上要开始检阅了。”
克罗奇科夫高兴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开始高声地发号施令：“全体都有，听我的口令：向右转，齐步走！”
今天的检阅仪式安排得格外紧凑，几乎是斯大林讲话刚结束，阅兵就开始了。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支来自西伯利亚的部队，方阵里的战士们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跟在几名指挥员的后面，迈着雄健的步伐向前走去。
我们的方阵紧随其后，我站在方阵的前排的最右边，也就是说从列宁墓前经过时，我是指挥员里离斯大林最近的一个。起步前，旁边有警卫团的军官提醒我们：不要走正步，齐步走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奇怪的命令，我完全能理解。红场的地面都是条石铺设的，一旦下雨或下雪，地面会非常滑。往年阅兵仪式前，会有参阅部队的指挥员与交警部队的领导一起，在广场上画出一道道行进路线，并有专人负责广场的除雪工作，而这次阅兵决定得很突然，所以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没有进行。再加上苏军的正步，腿抬起来和地面都成九十度的直角，普通的部队很难完成好这个动作。介于路滑和怕大家的动作不标准，所以才取消了过检阅台时走正步的规定。
在这种场合下，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所以走的时候，忍不住向左右张望着。我们的方阵才走了几步，我就发现克罗奇科夫已经把手举到鬓边，开始敬军礼了。没办法，我也只能乖乖地学他把手抬起来。
方阵经过列宁墓时，我清晰地看见站在上面的斯大林，也把手放在了鬓边，向经过他面前的指战员们敬礼。和他一起敬礼的，是站在他身边戴皮帽子、穿元帅制服的大胡子军人，我很轻松地认出，这就是曾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向我发难的那位布琼尼元帅。他好像从队列中认出了我，居然向我微笑着点头致意。
一直到走下了瓦西里斜坡，我才把手放了下来，大松了一口气。来到莫斯科河边，不时地有警卫团的军官过来，指挥着从红场里过来的部队向左或者向右转，并有专人带领这些部队去找属于他们的那些交通工具。
我们沿着河边向西，从停在路边的一长串卡车旁经过，不过始终没有看到刚才送我们来的那三辆卡车。我不禁担心起来了，如果找不到那几辆卡车的话，我的冲锋枪不久丢了么。
正当我在着急的时候，前面不远处的一辆卡车的车门打开，一个司机从驾驶室里半探出身子，大声地喊道：“中校同志，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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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节 不灭的英魂（）
卡车沿着河边向西开，开了一段距离后，掉头上了一座石桥，然后便一直向南开。
1941年的这次阅兵，无论对苏联还是后来的俄罗斯，都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大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作为这历史事件参与者的我，此刻正坐在司机和克罗奇科夫的中间，怀抱着冲锋枪，一言不发地闭目养神。
卡车开着开着，突然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睛问司机：“怎么停车了？”边问话边往窗外看，想看看是不是遇到什么临时的检查站之类的。外面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能见度很高，公路上空荡荡的，别说检查站或街垒，就连人都看不到一个。
“车抛锚了，我去看看。”司机说着，打开了车门跳了下去。他绕到车前，掀开了车前盖，认真地检查起来。
我把身体向左边移了移，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从半开的车门探头出去往后瞧，除了我坐的车和另外两辆一起来的卡车停了下来，后面的车全停了下来，长长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我扭头对克罗希科夫说：“指导员同志，您看，我们的车抛锚了，把所有的车都挡住了。这个车不知道出了啥毛病，还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您是不是到后面去，让那些车先走？”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他说着，正了正头上的军帽，然后拉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跳了下去，向后面的车队小跑了过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后面的车就开了过来，一辆接一辆地从我面前经过。司机还在检查车有什么问题，我独自一人坐在驾驶室里也挺无聊的，便把身体挪到了车的右侧，从克罗奇科夫打开的那扇车门下了车。
我往车厢里看了看，战士虽然此刻帽子、双肩和后背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但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没动。我在钦佩战士们的同时，对给我们派车的领导也有一肚子的意见：这么冷的天，居然给我们派了三辆敞篷的卡车，让战士们坐在无遮无拦的车厢喝西北风。
路的右侧好像有个人工湖，远远望去，除了湖心那一小块面积，其它的地方已经结冰了。人工湖不是一般都在森林里吗，怎么在莫斯科河边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信步向湖边走去。
人工湖离公路大概有五十米，我踏着积雪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刚走到一半的路程，突然身后传了一个显得老成的声音：“喂，我说那位指挥员同志，您是来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的吗？”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位五十来岁的老年军官，他戴着一顶镶红色帽圈的大檐帽，红色的菱形领章上的金星表明他是一位将军。我迅速地数了一下，居然有四颗星，是位上将。我赶紧向他立正敬礼，报告说：“上将同志，您好！我是奥夏宁娜中校，奉命带部队到红场来参加检阅的。”
“很好！”将军点点头说：“您来的真是凑巧啊，我们参加阅兵的指挥员方队还差一人，您正好可以加入我们，来弥补这个位置。”
指挥员方队？！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听的一头雾水，不解地问：“什么指挥员方阵啊？其他的指挥员在哪里，我怎么除了您以外，谁也没有看到啊？”
“那不是吗？”他说着用手向湖面一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有一支小部队，跟在一名举着旗帜的军官后面，向我这里走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奇怪的队伍就从我们的面前路过了。我看清楚举旗帜的是一名少将，后面跟着的指挥员们的军衔普遍都比较高，除了几个政工人员，剩下不是将军就是上校，像我这个级别的都非常少。
“中校同志，动作快点，赶快站到队伍里去，和我们一起去红场去。再拖延的话，检阅就该结束了。”上将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道，说完他便转身跟着队伍往前走。我不假思索地跟着上将的后面，一前一后地朝着莫斯科河边走。
“基尔波诺斯司令员！”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喊了一嗓子，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整个队伍都停了下来，大家一起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我看见说话的人穿着灰色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圆框的眼镜。他朝我们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基尔波诺斯上司令员，您不是在基辅突围战的时候牺牲了吗？”接着转脸对着举旗帜的少将说：“图皮科夫参谋长，您不也牺牲了吗？”然后又指着一名留着两撇胡子的政工人员叫道：“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同志，我是亲眼看见您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