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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三个反面人物的卑鄙行为后，文中又继续说道：“必须指出，在上述这些向敌人投降的事例中，军事委员会成员、指挥官、政治工作者以及内务部队，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表现得惊恐万状、手足无措，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没有设法阻止诸如卡恰洛夫、基里洛夫这样贪生怕死的人向敌人投降。
这些向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投降的可耻事例说明，在我们的红军当中，既有不畏牺牲、全心全意保卫祖国不受敌人侵略的勇士，也有一些动摇不定、胆小如鼠、卑躬屈节的懦夫。这些懦夫不仅存在于红军部队当中，而且还存在于红军的指挥机构当中。……”
在文件的后面，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三点：“1、在战斗中丢掉、撕掉徽章逃往后方或投降的指挥官和政治工作者将被视为逃兵，他们的家庭成员将作为违背誓言者、叛徒和逃兵的亲属而被逮捕。高一级指挥官和政治委员有权对军官中的这类逃兵就地处决。
2、陷入敌人包围的各单位和部队应义无反顾地战斗到底，用生命保护自己的装备，从敌人的后方对敌实施打击，消灭法西斯走狗。如果自己的部队被敌人包围，每个军人，不管职务多大，都有责任听从上级的指挥，战斗到底，突破封锁。如果军官或士兵不组织积极的抵抗，反击敌人，而是选择投降，那么可以从空中或地面采取任何手段除掉他们。向敌人投降的红军成员的家庭将被剥夺所享受的国家权利和救助。
3、所有师指挥官和政治委员都有权立即免除那些在战斗中设法保全自己、害怕在战场上行使指挥权的营团指挥官的职务，可将他们视为骗子，降为士兵，如果需要，可对他们就地处决，用下级军官或红军战士中勇敢、坚强的人取代他们。”
文件的最后，是包括斯大林、朱可夫、莫洛托夫、铁木辛哥等七人在内的大本营全体人员的签名。
看到我将文件放在桌上，卢涅夫凑了过来，面无表情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亲自签署的‘第270号命令’，您已经看完了，上面对波涅杰林等人的评论，您也看到了。现在不知道您打算如何处置波涅杰林呢？”
我坐在桌旁，手指轻轻地叩击琢磨，皱着眉头在努力地思索。我曾经听巴格拉米扬提起过波涅杰林，他说波涅杰林打怪是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司令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指挥过步兵师，还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的参谋长，领导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他深谙高级兵团战术，精通军事学术问题，在基辅特别军区里有很高的威信。
正是因为巴格拉米扬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假如将来自己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就必须有波涅杰林这样既有理论水平，又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配合。
主意打定，我站起身，对着在屋里来回转圈子的布拉科夫说道：“将军同志，您这里能和莫斯科通话吗？”
“奥夏宁娜将军，您面前的高频电话，就能和莫斯科通话。”布拉科夫说完这句话以后，走到我的面前，抢先拿起了话筒，望着我客气地问道：“需要我帮您接通莫斯科吗？”
“没错，将军同志，我要给莫斯科打个电话。”考虑到朱可夫最近因为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欠佳，有点不受斯大林的待见，如果找他出面，没准会起反作用，因此我只能考虑采用迂回战术来对斯大林进行说服，因此我命令布拉科夫：“给我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的办公室。”
听到我要给贝利亚打电话，不管是布拉科夫还是卢涅夫都大吃了一惊，因为两人都知道我打这个电话，肯定是为了保住波涅杰林这个人。看到布拉科夫准备拨号，卢涅夫连忙伸手制止了他，皱着眉头问我：“奥夏宁娜同志，这件事情，您可要慎重考虑啊！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就陪上自己的前途，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卢涅夫同志。”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据我所知，波涅杰林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人才，如果他能重返指挥岗位的话，就能让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上一个台阶。只要我们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说完这番义正言辞的话，我冲着布拉科夫说道，“将军同志，您还愣着做什么，快点拨号啊？”
第一千五百三十五章 求助贝利亚（）
我从几十年后来到这个没有电脑、电视，也没有手机、网络的年代，每晚也没有什么好的消遣，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只能通过回忆自己以前看过的关于苏联的历史书籍或者帖子，来消磨时光。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只要一听到内务部，我就会联想到贝利亚这个杀人魔王。但自从和他有过几次接触过以后，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和善的人。我记得在我看过的一个帖子里，曾经说过贝利亚上任后，大规模的清洗便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本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贝利亚还进行了局部的平反工作，为一些蒙受了不白之冤的红军指挥员洗刷冤屈，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比如我所熟悉的罗科索夫斯基；一些科学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许多党、苏维埃和团的干部也得以平反，使不少地方的工作重新恢复了正常。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便在1953年3月27号颁布大赦令，大批释放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结果，有120万人被释放，40万人的案子也被停止侦察。
贝利亚还专门成立了四个专案组，分别对斯大林晚年的几个重大案件进行审查。1953年4月4号，苏联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了被冤枉的9名医生，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命令，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他下达命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取消监狱里对犯人采取体罚措施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这期间，贝利亚还向主席团提出关于“明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案件、前空军司令员沙胡林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诺维科夫案件、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炮兵管理局长和炮兵上将沃尔科特鲁边科等重大案件的平反报告。主席团根据这些报告都作出了相应的平反决议。
随后，贝利亚又为“明格勒尔案件”平反，释放了为此被捕的一批格鲁吉亚领导人，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正是基于我对贝利亚的了解，所以才觉得由他出面，在斯大林的面前斡旋，保住刚从战俘营里被解救出来的波涅杰林将军才有希望。因此，电话通了以后，我对着话筒客气地说：“您好，贝利亚同志，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个忙。”
“说吧，奥夏宁娜同志。”贝利亚语气冷淡地说道：“假如是为了波涅杰林求情，我就劝你不要多费唇舌，他是斯大林同志亲自点过名的，不管谁去说情，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件事你要自己想想清楚。”
虽然贝利亚猜到了我的目地，一开口就堵住了我想说的话，但我却不会轻易放弃。我迟疑了一下，缓缓地说道：“贝利亚同志，我刚刚看过由大本营签发的‘第270号命令’，里面曾经提到了包括波涅杰林将军在内的三位反面人物，我恰巧知道卡恰洛夫将军的下落，就想和您聊聊这个。”
“哦，”贝利亚听到我没有立即开口向波涅杰林求情，而是提到了另外一个失踪很久的卡恰洛夫，不禁引起了他的好奇：“你知道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吗？”
“他已经牺牲了，贝利亚同志。”为了增强说服力，我还故意叹了口气，用遗憾的口吻说道：“在乌曼战役中，他所在的指挥部被德军的炮弹直接命中，里面的全体指战员都阵亡了。这个情报，是卡恰洛夫将军的一位部下告诉我的。”
贝利亚听我后，警觉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告诉你这个消息的人，如今在什么地方？”
“贝利亚同志，他已经牺牲了。”我把曾经对卢涅夫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最后还试探地说：“虽然乌曼战役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年，但假如我们派人到战场去寻找的话，没准还能找到那名战士所说的遗址呢。”
“没错，奥夏宁娜同志，你说得很有道理。”贝利亚听我这么说，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反正卢涅夫同志也在你那里，你们立即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到当年战场所在的位置去进行寻找，看是否能找到卡恰洛夫的遗骸。”
“好的，贝利亚同志。”见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我笑着说：“我会立即将您的命令转达给卢涅夫同志，让他抽调精兵强将来组织这个……”我正在和贝利亚通话时，无疑中瞥到了坐在一旁的卢涅夫，心里忽然想起几年后，这位卢涅夫同志就是以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身份，参与了对贝利亚的审判，并对法庭所作出的死刑判决表示了支持。
听到我这里忽然没有了动静，那边的贝利亚不禁有些着急了，他提高嗓门问道：“喂，喂，喂，奥夏宁娜同志，你那里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
“没什么，贝利亚同志，我只是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当然不可能告诉贝利亚，说自己想起了卢涅夫在几年后参与了对你的审判，而是岔开话题说道：“卡恰洛夫将军是否受到了冤枉，这件事很快就能水落石出。现在我们能谈谈波涅杰林将军的事情吗？”
贝利亚迟疑了好一阵，随后有些为难地说：“好吧，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不过我先提醒你，假如你的理由连我都无法说服，就更别想说服斯大林同志，明白吗？”
“明白了，贝利亚同志。”我见自己在乌曼坑见到的波涅杰林的惨状，向他详细地讲述了一遍，随后还讲了自己的分析，最后总结说：“假如波涅杰林是叛徒的话，他完全可以和弗拉索夫这样的背叛者一样，去享受德国人为他们提供的高官厚禄。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被送进了乌曼的战俘营，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试问，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叛徒？”
我的这个理由似乎并没有说服贝利亚，他轻描淡写地说：“也许德国人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才会将他送回乌曼的战俘营，光凭这一点，根本无法证明他不是叛徒啊。”他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用不解地语气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竭力想保住他，他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贝利亚同志，我曾经听巴格拉米扬将军提到：波涅杰林大概是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司令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指挥过步兵师，还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的参谋长，领导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他深谙高级兵团战术，精通军事学术问题，在基辅特别军区里有很高的威信。”为了说服贝利亚，我还特意强调说：“目前部队缺少象他这样既有高超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他只要回到军队里，肯定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奥夏宁娜同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贝利亚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