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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这一看法时，李子诚的脑海中浮现出后世的中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人，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也正因如此，在国语、数学之外，才会另开公民教科书，而按照李子诚的设想，未来的中国不是一群对国家承担责任的国民构成的，而是亿万自由之公民构成的平等国家，平等与自由，对于这个习惯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古老民族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重要的太过沉重。
“五年前，共和代替帝制，民国打倒满清，在时人眼里，却不啻一场地震，寄予了无数强国强种的希望。然而如何“强”，精英们却多是一头雾水。其实他们都在走一条弯路，”
唇角微扬，李子诚的脸上略带着一丝嘲讽之色。
“强，并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强，如果日本没有数十年的强制教育之功，又岂甲午战争的大胜？又岂有日俄战争的大胜？现在，我们办实业是强国之道，我们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是强国之道，可强国之本呢？”
看着似若有所思的穆，李子诚笑了笑。
“教育，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而且这个本不是要以培养多少大学生、培养多少专家、培养多少天才为目的，其实教育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能，天才不是靠学校教育提供的，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
说到此处，李子诚把声音微微一扬。
“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从本质上讲，现代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公民社会。什么是公民社会？就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平等社会、宪政社会。我们需要构建的是公民社会，不能寄希望睛高高在上的权贵。只有从小培养孩子的平等意识，让他们学会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让他们成长为肩负公民责任的人，才有可能创造中国的美好未来，所以”
将手中的小学课本用力一盒，手抚着那本小学教材，李子诚用极为认真的口吻说道。
“小学，小学才是根本啊！小学才是所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在那里所学，将会影响每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114章 笔的故事（）
大学和小学，那一个更重要？
在中国，这似乎被分割成了两个层面，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大学更为重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这么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工程师、几乎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智力资源的严重匮乏限制着国家工业的发展。所以，大学更为重要，但他们却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为了树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小学同样也极为重要。
而众所周知的是，从民元开始迈向中国复兴的过程中，这个古代的国家一直浸淫在各种艰难中，难以阔步向前——包括混乱、战争、贫穷、疾病、无序、愚昧和迷信，可以说，受教育的低下，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未来，每一个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如果无法改变中国大面积存在的愚昧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下，后者就会直接成为国家前进的羁绊，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现实的需求，又迫使中国必须要首先建立起大学教育，以满足工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也正因如此，早在清末时，一座座大学就已经建立，但是那些大学的规模却是有限的，远远无法满足中国需求的。
也正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出于自身的需求，早在民国二年，**公司就同当时青岛的德华大学合作建立起了“德华大学连云分校”，但是这所分校的规模远大于德华大学，而在规划之中，这所大学甚至于超出了这个时代对于大学的认知，至少在其规模上。
“对于中国而言，我更希望有朝一天，德华大学会成为一个华丽的梦想。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所希冀德华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工程师，并能成为一针催化剂，用以重塑这个幕色沉沉、喑哑沉沦的国家。”
在这所连云分校创办时，时任公司董事长的李子诚曾如此寄希望于这所大学，在满怀希望的同时。自然就有了“不惜一切”的决心，从建校时的一千两百万元学校建设费，再到后来的多次扩建，无不见证着公司对于这所大学的期望，而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这所大学办成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理工科学府。
而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公司更是一次次的追加投资，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全世界范围内引进教授、学者，一开始，德华大学是由中德合办的，德国教授学者成为这所大学的主流。
到民国三年，中德宣战之前，387名教授之中的314人来自德国，来自英美等国的教授不过仅十数人。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批评家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自然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和大量德裔教授以及沿用德国教材的情况下，这所学校自然带着浓浓的德式教育风格，那时，这所刚刚成立的大学，就被教育界视为“同德国本土别无二致，一般优秀”的高等理工大学。
而全面仿效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德华大学，与任何一所德国大学一样充满了浓浓的专业化色彩，培养的是专门人才。但是在随后，欧洲的战争却改变了一切，为了确保国土不失，中国“被迫”向德国宣战的举动被德华大学内的教授们所接受，虽然未影响到他们的教学，但是。因随后的招生规模的扩大，使得德华大学必须进一步扩建，同时招聘更多的外国学者、教授来到德华。。
早在公司创建时，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计划，“第一年招生三千五百人，第二年招生四千人至四千五百人，第三年招生五千人、第四年招生六千人至六千五百人，直至稳定于年招生七千人”，这不可不谓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高等方案。
这或许正是企业办学“功利性”，而之所以制定这个计划，实际却是和公司制定的发展计划是相适应的，按照公司的计划，在德华大学创办三年半之后，也就是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他们正好赶上公司的大发展时期，从而可以在实践中，成为合格的技术人员或者研究人员，当前三界学员毕业之后，公司便拥有一支全中国最庞大的“技术队伍”，并在十年内，取代外籍技术人员占据着公司技术人员主流的局面。
正因为制定了这一计划，所以，在德华大学的扩建过程中，都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一计划实施，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从德国聘请学者教授便成为了泡影，而且还有少部分德籍教授在中德宣战后选择了辞职，在这种学校要扩大、教授在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不降低，就必须要从其它国家引进教授。
最终，公司把视线从德国转向美国，从民国三年开始，大量从美国引进教授学者，在高薪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等多方面的吸引下，虽说对于教授学者极为渴求，但是在聘请美国教授学者的过程中，德华大学教授联席会议充分发挥着自主权，对于每一位教授的聘请都进行着严格把关，虽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德华还是从美国引进三百二十余名教授学者。
而随这些教授一同引入的德华的，还有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
相比于德国大学，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人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到18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
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而那些美籍教授来到德华之后，并不赞同德国的“不全面教育”，在他们看来，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用他们的说法是。德国人作为个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