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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对四国与本州造反的士族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手段，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连伊藤博文都对此有些看不下去。1879年11月，大久保利通被士族刺杀。结果大久保利通权柄的伊藤博文并没有向士族妥协，他和山县有朋等长州派们继续对九州采取手段。
强攻不成，明治政府就先假意允许九州自治。在1881年底利用西乡隆盛为了自保而在九州提高税收，弄得九州地方豪族相当不满的机会，收买当地豪族刺杀了西乡隆盛。政府军随即对群龙无首的九州在发动进攻。经过半年多的血战，终于彻底镇压了九州地方士族。再次统一日本。
对于日本来说，接下来怎么办，最好的模式就是学习中国。中国的五年计划是世界各个工业国政府最在意的事情。欧美各国都是采用市场的模式，一个行业兴起之时，大家在金融市场上大肆借款开办企业，把行业泡沫炒大超热。等到行业盈利不足，从抛售该行业的股票开始，先是股票崩盘，接着是股市崩溃，连带着大批的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国家进入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恢复，新的的炒作题材出现，于是经济开始恢复，新一轮景气复苏。
在中国，这种非理性投资被五年计划替代。国家投资大型行业，所有投资有计划有步骤。没人能对这些行业进行金融炒作，也没人在这些行业的涨跌中受损。因为社会的稳定，中国得以在教育、工业、农业、科技，军事上从容布局。这个过程看着平静，实际上极为迅猛。如果真的敢相信中国公布的那些能够吓死人的经济数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的三会一结束，日本明治政府就想法设法的搜集所有能弄到的中国文件，通过仔细研读来从中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以及找到适合日本借用的方法。
1884年初，日本政府看重的就是“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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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向外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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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广袤，物产丰富。现在尚且要推行股份制企业，我们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又这么多。国家负担起所有项目的确是力所不能及。不若我们就把国有企业分了，采取股份制模式。只要我们卡住出口的海关以及税收。这些税不会少，国家投入却低了很多。这才是适合我们日本的道路。”伊藤博文缓缓的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山下有朋立刻大声说道：“别的不提，军工产业不能私有。国防预算原本已经如此之少，若是再把军工企业股份制，军队购买武器还需出钱，哪里能弄到这么多钱呢？”
掌管自来水与铁路的工部省也立刻反对起伊藤博文的观点，“没错！若是觉得税收不多，就提高水价，提高铁路票价，这些也能直接增加国库收入。若是将这些企业股份制，国家反倒是收不上来钱。”
“没错！中国此时虽然提及股份制，可中国几年前一直在提国家引领民众进入工业化。就中国的政府文件显示，整个中国从城市到农村，皆在国家掌控之内。他们七亿人口的吃喝拉撒都已经纳入中国国家的工业化社会之中。他们还能取消农业税，实施统购统销。水、电、气、粮食、食盐、烟草、布匹皆是国家专营。哪一项产品随便涨点价钱，就能增加极大的收入。我等不学中； 国这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倒是学中国自己也不过是刚提出来的股份制，这也太离谱了吧！”统御大藏省的大隈重信也在反对伊藤博文的建议。
“日本市场如此之小，这些年出口大半是靠生丝。生丝产量能提上来，完全是靠大久保君生前所推行的桑蚕业。桑蚕业靠的全都是各地桑农蚕农自行发展……”伊藤博文努力去反驳这些反对者的意见。全面管制固然是中国曾经努力的方向，可中国的全面管制是靠压低了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来实现的。人民在接受管制的同时也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上层希望推行的全面管制是国家在强买强卖与强化税收方面的管制。至于温顺服从的日本人民么……，既然他们已经温顺服从了几千年，现在就继续温顺服从下去吧。
“伊藤君，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大藏省大臣大隈重信试图纠正伊藤博文的观点。“十几年前，我国的买卖不仅做到中国，还能做到高丽与南洋。十几年后的现在，我等最大的出口国乃是米国。出口的商品基本都是生丝，米国只买我国的生丝，连丝绸都不买。而中国这十几年来攻城略地，南洋被中国占了。俄国人被中国人打走，连英国都被迫卖地。中国自己还有七亿人口，他们自己不缺土地，不缺原料，不缺内部销售市场。这与我们日本完全不同。”
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的确开化不少，这些年学习中国的政策与经验积累起了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对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区别，明治政府在讨论与思考中弄得相当清楚，日本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市场。日本国内如此穷困，那点子购买力并不足以创造像样的市场。此时以日本的航运能力，他们力量所及之处都是中国领土。即便是使出吃奶的劲头，冒着极大风险，把商业航线延长到整个太平洋周边乃至印度洋。赚不赚钱且不去说，那些地区的市场正由其他工业国控制。日本在当地根本无法通过竞争得到任何市场份额。
听着大隈重信的话，伊藤博文暂时不吭声了。日本是一个愿意学习愿意开化的国家，这些搞明治维新的人都是看到了日本德川幕府的腐朽堕落，看到了欧美国家的强大实力，这才起来推翻幕府，试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日本。
在日本完成自己的明治维新之时，中国却以更快的速度崛起了。而日本得到的仅仅是能够看清世界的能力，却没有得到改变日本命运的能力。清清楚楚看到日本走投无路时带来的感觉，远比那种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更加痛苦，更加无奈，更加绝望。
讨论总得有点结果，日本发现能与他们做点买卖的国家大概只有高丽一家。而且高丽这个国家也很有趣，虽然他们已经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可高丽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藩属的地位来谋取更多来自中国的市场与机会，反倒是尝试借用中国对高丽的温和政策谋取更大的独立地位。
来参加会议的著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与到日本寻求知识的高丽学生接触很深，他解释道：“高丽人一直觉得满清是夷狄，可满清占据中华一百五十多年。这一百五十多年来，高丽人逐渐认为满清就是中华。所以国内不少人想脱离中国独立。满清虽然被韦泽推翻，这种念头没那么容易改变。更何况高丽一直认为自己继承的乃是中国化衣冠，所用的文字也是中华正统。现在的中华断发短衣，用白话文。高丽人还是觉得中华没有真正光复。中国对高丽的态度不明，现在闵妃与大院君之间斗争甚是激烈，中国身为上国，对高丽国内的事务不置一词，这让高宗与闵妃都对中国深有戒心。联络高丽倒是可以借用的办法。”
就在日本方面想着怎么得到更多市场的时候，李鸿章与袁慰亭一起抵达了仁川港。对于自己的优秀部下从干校进修归来，李鸿章很是高兴，他笑道：“慰亭，你在干校这么久，可否有什么新文章？”
袁慰亭带着年轻人的表情笑的很开心，不过嘴上却说，“此次光学习都吃不消，实在是没空写东西。”
袁慰亭是李鸿章很看重的部下，外交部乃至韦泽都曾经感觉中国对高丽其实并不具备法律上统治地位，针对这个误解乃至错误，袁慰亭三年前条理清晰的做出了分析。从理论和现实上讲，韦泽这位皇帝不仅仅是中国的皇帝。高丽、越南、暹罗、尼泊尔，这四国在法理上也是尊韦泽为皇帝，韦泽陛下的命令在这四个国家里面拥有“不可动摇”的决定性。也正因为如此，阿拉斯加省河南籍劳动模范家庭出身的袁慰亭同志也得到了提干的待遇，去了干校深造。
这个理论得到了使用，如果法理上没有弄清楚中国对高丽的统治权，那就不可能理解一家中国公司为啥能够成为高丽炙手可热的国营部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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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向外走（六）（）
袁慰亭在船上的时候已经从李鸿章这里得到了一些有关高丽的情况，在仁川港下船之后，袁慰亭跟着李鸿章到了中国驻高丽的办公司接过了自己新办公室的钥匙。然后，袁慰亭对李鸿章说道：“李局长，我准备去高丽实地走一圈。”
“哦？”李鸿章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袁慰亭。他心里面同时出现了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自然是从干校回来的袁慰亭更有了进步。韦泽在光复党内强调了各种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说法，包括在各种情况下该如何调查，有条件到处跑、没条件到处跑、看文件、听报告。在这些情况下该怎么进行调查，遇到情况暂时满足于何种程度。制度化的内容让情报收变成了一门学问。袁慰亭的级别可以让他去高丽转一圈，通过实地考察了解高丽更具体的情报。
在感叹袁慰亭认真态度的同时，李鸿章的第二种感觉就是嫉妒。这些年轻干部们太幸运了，党和政府通过学习和讨论把这些顶级豪门的才能拥有的认识理念和认识方法教授给他们。在满清官场上，若不是真正的嫡系，谁也不会努力把非本派系的人培养成合格的官僚。
李鸿章有出身，有老师，还有磨砺的机会，所以他对光复党的干部培训体系的理解极为深刻。在这样的体系下，只要本人肯学肯干，都能达到李鸿章现在的水平。而袁慰亭这种有点天份的年轻人，如果一路顺畅的话，最终能达成超过李鸿章的成就。
这种认知对李鸿章来说是个很不爽的经历，现在中国能够上学上进的人比满清岂止多出百倍，不成器的家伙依旧不成器，可大批有潜质的年轻人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李鸿章接受了韦泽的指派，写过有关高丽封建制度的报告。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这帮生猛的年轻人固然无法完全摆脱基于“血统和派系”的旧有羁绊，可他们已经从搬把凳子都要死人的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了。靠着自己的才干与能力，优秀的年轻可以振翅高飞，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看着袁慰亭已经跃跃欲试的准备下去搞调研后大展拳脚的模样，李鸿章心中的种种想法凝结成了一句话，“我老了！”
当然，年老也未必不是优势。批准了袁慰亭下去调查三周的申请后，李鸿章就去见了高丽的大院君。高丽国内局势已经是干柴遍地，执掌大权的闵妃集团权倾朝野，反对闵妃集团的人需要一面旗帜，这面旗帜自然就是高丽现任国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李鸿章觉得自己老了，大院君比李鸿章还大了三岁，进入暮年的感觉往往会让曾经站在权力中心的老者们做出更多有意思的选择。
李鸿章已经不显胖，大院君更显得清瘦些。双方一谈话，已经61岁的李鸿章就觉得自己还有足够能力。如果是袁慰亭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谈起政治来很容易直来直往。可是和大院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