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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
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关中、河北，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南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两地，稍一发展便可进驻中原，得中原民力为兵本，兵粮皆有，当可争天下。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丹杨是三国有名的精兵产地），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
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蜀汉同样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如今的天下大局，和琳所统辖的四川就是明显的“客籍集团”，其所拥有的主力大部要屯守地方，用来增援他地的多是新招募的义勇。不然的话，仅靠广西、湖南西线的几万兵马，那里挡得住西南清军的全力进攻？
然而话说过来，这里面还是有白莲教的“帮忙”的，早前白莲教的豫鄂大起义捎带的就有四川。“待定了关中之后，当集结大军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至蜀地。”梁明的意思很明确，看了闻言稍显失落的梁晋一眼，笑道：“打天下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奇谋怪招只能逞一时之强，是不会纵观上下的。列阵相交，正兵向伐，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条路是为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所以，两湖之后方才是川蜀。”，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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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沿线渡口虽多，然能安然渡过数十万大军的易渡确实不多。就以下游来说，绵延千里易渡之处却仅有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今南京的上下游。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两江攻伐之时满清于四地都置下重兵戊守，立为重镇。江苏、安徽境内淮河与长江相为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
南京被克之后，满清的经营重点便转移到了淮河。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今形势来了个颠倒，长江沿线先于淮水被破，在淮河一线置列的一系列重镇，自然被满清用来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
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淮安和盱眙（江苏）。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淮安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今徐州以图南复。
中国三千年来，多次南北对峙。看局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刘裕、老朱）；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这个多）；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南宋）。
中华军占领南京（改江宁为南京）后，大军北进突破满清的破烂烂的长江防线，大军席卷横扫了整个江苏。若不是为了解决江苏境内的漕运遗病，且要安抚地方，第四师及其附庸部队拿下兵力空虚的安徽也是轻而易举。
“父皇，山陕虽有满清稍复，然而拿下它也非难事。九月间母后等就将到来，合同护送的还有卫戍师一个旅和禁军的大部，有了这些补充我军完全可以抽调第三师布置于井陉、飞狐口，命其相机而动，再有河南方面予以配合，挥师下关中不在话下。”梁晋对于北地的局势还是相当明了的，细细思量着川蜀的地理、风物，这才开口说道：“儿臣心忧的是川蜀、云贵。川蜀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川蜀清军又多，家底也厚实，这年来加上招募的义勇兵力怕已经超过了十五万。加上云贵两省襄助，要想解决川蜀绝非易事。而云贵两地，少数民族众多，地方的土司等也极多，定会相当的棘手。我军想要北收蒙地，必先解决西南，且拖得愈久川蜀实力越强。而西南难定，若是主力陷进其中，必使得满清残余得以休养生息，也不万全之策。”眉头整个皱成了山字纹，小梁晋苦着脸望着自己的父亲，“父皇认为该当如何？”
梁明真的很是欣慰，自己儿子小小年纪就能想到这一步，却是难得。关中、河北、东南、四川四角地位之所以形成，除了易于防守的地里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时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不如后世，但河北特别是其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
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关中、河北，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南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两地，稍一发展便可进驻中原，得中原民力为兵本，兵粮皆有，当可争天下。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丹杨是三国有名的精兵产地），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