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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说，朱棣也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反正只要地主肯为奴婢和佃仆缴纳人头税就可以保留奴婢和佃仆。这种情况有点象俄国的彼得大帝下令国民不得蓄大胡子，但只要缴纳不菲的蓄胡税，贵族们仍然可以保留他们心爱的大胡子。这种额外的支出，本质其实就是奢侈税。只要地主们愿意缴纳奢侈税，朱棣倒也称得上通情达理。
不过朱棣私下揣测：只要佃仆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地主们为了保证自家田地不至于荒芜，不论是否情愿总归是要为相应佃仆缴纳人头税的；而奴婢却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人头附加税的影响下，红楼梦中描绘的“每个主子都有不等的丫环小厮服侍，而高级丫环又由低级丫环服侍”的情景估计是很难出现了。
至于说人头税附税是否会阻碍商业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朱棣也早就考虑过了。从表面看，非农业人口必须额外缴纳人头税附税，肯定会阻碍商业的发展。但事实上，即便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宋代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病态繁荣，可以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当中只有小部分转化到了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富贵之家的仆人杂役。要知道，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欧洲，伦敦、巴黎等城市才几十万人！
既然资本主义萌芽所依靠的并非是大量的流动人口或所谓的自由劳动力，而是能够投入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的人口，那么朱棣自然不肯免除城市人口的人头税附加税——否则，流民们纷纷涌进入城市并且声称自己是手工业劳动者该怎么处理？
明朝商业税率只是三十税一，显然非常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只要有利可图，手工作坊主自然会给出足够的工钱供劳动者缴纳人头税附税。如果有必要，朱棣还可以出台扶持商品经济发展的人头税政策，规定商人和手工业者缴纳的商业税可以充抵人头税附税。这样规定后，便相当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缴纳的商业税额度只要达到了十亩田的基本田赋，该商人或是手工业者便无需再缴纳人头税附税。甚至，朱棣还可以规定：缴纳的商业税达到二十亩田的基本田赋，那么可雇佣一名工人，而且此工人亦免人头税附税；缴纳的商业税达到三十亩田的基本田赋，那么可雇佣两名工人，而且……总而言之，为了刺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牺牲少许的税收朱棣还是愿意的。
至于那些到乡绅官宦人家作佣人的、到官府干杂活的、到茶楼酒肆当佣保的、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甚至于流浪汉们……自然是统统移民！要知道，即便人口已经过亿，即便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仅仅巴西一个国家的可耕种土地都没能充分开发。无论有多少富余人口，朱棣总归有足够的土地安置——反正世界那么大，只要开展殖民，人口再多也不显多。
朱棣的胃口很大：西伯利亚、东南亚诸岛、澳洲、美洲……如此广袤的土地所需要殖民的人数自然不小。若是殖民所需的经费全部由朝廷承担，虽说殖民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前期投入的压力毕竟太过巨大。因此，朱棣打算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靠殖民起家的那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依靠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
一开始就建立类似的公司自然为时尚早，朱棣打算颁布这样一条政策：凡承担五十个以上移民费用者，可获得一个最低级的贵族爵位，并拥有对该移民屯的管理权利。如此一来，殖民活动的各方均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于国家而言，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于被资助者而言，可由自愿移民转为自费移民，多获得五十亩免费土地，而且还可拥有以每亩10个铜钱的价格购买不超过500亩土地的资格；于投资者而言，既可以获得爵位（在古代，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又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拥有了管理权，自然拥有收税权）。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
当夏元吉看到关于人头税的内容时，一开始是准备进谏的。因为他认为人头税附税对于贫民和贱民实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论上是讲究“仁”的。不过朱棣对此早有预料，因此特意解释说：将缴不起人头税的贱民和贫民移民海外，是为了充实海外那个为建文皇帝遗孤所建的王国——朱棣的殖民目标自然不止区区一个吕宋，只不过殖民需要讲究循序渐进，第一阶段恰巧正是吕宋罢了。
对于这样的解释，夏元吉不禁默然。
对于转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丝愧疚的。朱棣对那些“左逆文臣”及其亲族的处置，官方说法是发配海外。然而人多口杂，朱棣又没有下达噤口令，因此他与“左逆文臣”的约定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开去。对此，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此乃仁义之举。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名君，然而玄武门之变时唐太宗弑兄杀弟倒也罢了，却连侄子们也要斩草除根，后世文人对此还是多有诟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仅放过建文皇帝的遗孤，还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们以及忠于建文的大臣们打前站，为其在海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样的处理方式，令朱棣赢得了不少文人的好感。
如果只是将忠于建文皇帝的臣子打发到海外去，人们还可以怀疑朱棣只是想将和建文皇帝有关的人打发的远远的，以便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后来朱棣又专门明诏天下，宣布心怀故君者可向官府报名，由官府统一将其送往海外为建文遗孤专门成立的王国去。
明诏已经下发一段时间了，然而响应者廖廖。中国人大抵都是这个样子，茶余饭后私底下议论时，人们都会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让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建文皇帝的后人，却是谁也不肯的。
现在，朱棣又专门用改革人头税的办法，为建文皇帝的遗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来，此举简直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因此，进谏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里。
朱棣并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经达到了“仁义”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没准会笑趴下。事实上，朱棣不仅不认为自己能够和仁义扯上什么关系，相反，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附身成为永乐大帝后，心肠迅速地变硬变冷，良心、同情心什么的也相继不翼而飞。
朱棣知道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与常人大不相同，按后世的医学观点看，多少也有点精神病的意思。朱棣对这种变化却并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职业病罢了——若是太过善良，必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既然当皇帝的大抵如此，朱棣自然不会没事找事去背负什么心理负担。
略过朱棣对自身变化的认识不谈。后来，当夏元吉看到地主或是家主可以为奴婢、佃仆缴纳人头税附税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诡寄”这个名词。传统意义上的诡寄是指地主为了少缴赋税，而将田产挂在应当享受赋税减免的孤寡者名下。夏元吉怀疑，地主们为了减少对奴婢和佃仆的人头税支出，或许会将田产挂在奴婢和佃仆的名下。
一目十行地读完役法改革的内容，夏元吉缓缓地摊开纸，若有所思地开始磨墨。
对于朱棣的役法改革思路，夏元吉基本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他只是想着怎样才能为这篇大好文章拾遗补阙。
第6章 祖先崇拜和烈士陵园（）
夏元吉花了大半夜功夫反复琢磨才总算写完了条陈，谁知道第二天到了太和殿，时辰到了，夏元吉意外地见到一个太监出来宣布“皇上今天不早朝”。夏元吉向那位太监打听，想知道皇上是否有空接见自己，可是那位太监却只说不知道，多的话一句也不肯说。无可奈何之下，夏元吉只好怏怏将条陈封进密匣，托那位太监呈入宫中。
事实上，朱棣此刻并不在皇宫，而是正在去烈士陵园的路上。陪同他的，除了保卫安全的侍卫以及服侍的太监外，还有礼部尚书李至刚。
按照原来的历史，李至刚此时的官职并不是礼部尚书，而是礼部右通政。而朱棣出于个人的喜好，把李至刚当上礼部尚书的时间稍微提前了点。
吏书上记载，李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李至刚有才华是大家公认的，不过呢，李至刚缺点也不少，用解缙的话来说就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
原来的历史上，李至刚步入仕途后在宦海几经沉浮。洪武二十一年李至刚举明经，接着选侍懿文太子，授礼部郎中。然后因故坐累谪戍边，不久后又召为工部郎中，迁河南右参议。建文中，李至刚被调入湖广做左参议，后来又因犯事进了监狱。成祖即位，左右称其才，遂以为右通政。不久后升任礼部尚书。后来又犯事下狱，很久才被释放，而职务则被降为礼部郎中。因为之前解缙对永乐皇帝说“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因此李至刚非常恨解缙，因而中伤解缙。解缙倒是被下狱了，谁知道他的供词却牵连了李至刚，导致李至刚又一次坐牢，为“自作自受”这个成语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而这一次坐牢，李至刚一共坐了十多年，直到仁宗即位才被释放。这次释放后李至刚获得了左通政之职。然而李至刚的霉运真可谓是“生命不熄，霉运不止”。这一次出狱不久，李至刚又一次被弹劾。仁宗看在李至刚是老臣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只是将他贬为兴化知府，算是免除了牢狱之灾。这时，李至刚已经七十岁了。第二年，李至刚逝世，总算结束了他那令人眼花瞭乱的一生。
一个人如果“诞而附势，虽才不端”，这便应该算是标准的小人。不过，李至刚毕竟是明初著名的数学家。中国不缺官僚，但官当到李至刚那份上的数学家却非常少见。因此，朱棣对李至刚还是颇有好感的。另外“诞而附势”在正人君子眼里是缺点，但是在朱棣眼中却并不完全是缺点。“诞而附势”，那就意味着朱棣有难事要办，完全可以利用李至刚来作急先锋、传声筒。如果说朝堂之上全是通情达理的正人君子，朱棣倒也未必需要小人，但问题是世上真正的正人君子太过罕见，反倒是顽固不化、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多。说是以毒攻毒也罢，说是帝王平衡权术也行，总之，朱棣确实打算好好使用李至刚这个有才的小人。
经过太平门时，朱棣扬起马鞭向板仓村方向一指，问道：“李至刚，中山王就葬在那儿吧？”
“是。”
朱棣跳下马来，将缰绳扔给一个太监，然后朝徐达墓那边走去。朱棣身为皇帝之尊却特意下马前行，如此尊崇徐达，别人也不好多说什么。一来，明太祖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赐葬钟山之阴，位列功臣第一。二来，徐达是朱棣的岳父。虽说皇帝没必要象普通人那样尊敬岳父，但皇上既然想要表达对徐达的尊崇，旁人又何必枉作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