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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所做的这一切，当然让讲武堂学员们铭记五内。在他们的心里，过去讲的将领爱兵如子，也不过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皇帝如今的做法也是差不了多少了。
何况皇帝亲自到讲武堂授课，从此也可自称为天子门生，这是多大的荣耀。
如今一顿简单的午饭吃下来，崇祯皇帝更是很轻易地，就俘获了讲武堂一众学员的忠心，至少他所在餐桌之上的十名骑兵科的青年武官学员，从此对皇帝就有了绝对的忠诚，其中就包括了带着老母来上学的黄得功。
崇祯皇帝与学员们一起吃完了午饭，到讲武堂专门准备的居所，休息了一个多时辰，然后开始了今天的另一个重头戏。
未时正，讲武堂大操场上，所有的讲武堂教习讲官、四科学员，全部列队完毕。
崇祯皇帝换上特意准备的礼服，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大操场，登上检阅台，先由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宣读一道明确讲武堂规矩和纪律的圣旨，然后崇祯皇帝面对众人说道：“从今天开始，皇明忠义讲武堂，就算是正是开办了，你们就是皇明忠义讲武堂第一期的学员，将来则是我大明新军的骨干和栋梁。
“朕以为，新军不仅要有新的规矩，新的武器，新的军衣，更要有新的精神，新的面貌，新的形象。
“朕自决心开办讲武堂，编练新军以来，朕的皇后就开始在宫中，为大明这支新军，亲手绣制新的军旗，这面军旗之上寄托着朕和皇后，对新军的期望，对你们的期望。
“今天，朕把这面军旗带到这里，交给大家，希望我大明新军，在这面军旗之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也能够因为立下的赫赫战功，从而公侯传家，封妻荫子，泽被子孙。”
这话说完，崇祯皇帝把王承恩双手捧上的军旗，亲手交给了走上前来的孙承宗，孙承宗跪下接过军旗，随后，检阅台下所有人，在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带领下跪地，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临时搭起的大检阅台，就位于讲武堂大操场的北端，而在检阅台的前面，则是立好了的旗杆。
崇祯皇帝让众人起身之后，也是走下了检阅台，来到旗杆之下，与孙承宗一起，将这面朱红底色的龙飞凤舞旗，缓缓升上旗杆的顶端。
旗下的文武官佐，及随扈众人，自然又是一阵山呼万岁的声音。
看着在风中舒展开来的那面这红色龙凤旗，崇祯皇帝的心里自然是感慨万千。
大明官军不是没有军旗，实际上正好相反，大明官军的旗帜仪仗不仅众多，而且异常复杂。
不仅有后世影视剧中常见的清道旗、金鼓旗、中军豹尾龙旗大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旗，而且还有不常见的三军司命旗、五行旗、二十八星宿旗，以及什么六甲神将旗、六丁神将旗等等，非常的复杂。
不仅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各有各的金鼓旗帜，而且各个将领乃至每一级的官佐，也都有与自己的身份地位职权相称的旗帜。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金鼓旗帜平时很少用，只有到了战场上或者遇上大事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麾下士卒轻易也是见识不了，因此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因为金鼓旗号的复杂，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混乱。
当然，这个情况不光是大明朝如此，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既没有统一的国旗，也没有统一的军旗，即便是以旗人著称的满清，也没有一面统一的国旗或者军旗。
历史上，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出于在对外交往上与西方列强的对等的考虑，满清朝廷才着人设计了国旗，一开始是三角黄龙旗。
后来发现三角旗还是与西方的国旗不对等，于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又改成了长方形的黄龙旗，再然后没几年满清也就灭亡了，基本上也没怎么派上用场。
如今的大明，当然不会这样了，必须要有一面可以象征朝廷和军队的旗帜。
然而什么形象能够充分代表华夏民族，代表炎黄子孙，同时又能代表朱明皇室？
想来想去，崇祯皇帝把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旗帜，定为了朱红底色的龙飞凤舞旗。红黄两色，就像后世的五星红旗一样，只是形制更大而已。
长六尺、宽四尺的朱红色长方形旗帜上面，分别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五爪金龙、一只展翅翱翔的金色凤凰。
龙在上，凤在下，一龙一凤，首尾衔接，龙头冲着旗杆而回首，凤首冲着旗尾又回顾，寓意龙飞凤舞，龙凤呈祥，既象征巨龙的九五之尊，又象征凤凰的浴火重生。
将来不管是九边各镇，还是内地卫所，又或者是沿海水师，都必须全部统一悬挂这面旗帜，其他的各种功能性的金鼓清道旗和将领标识认旗，当然该用还是可以用，但是唯有这一面龙飞凤舞的赤色龙凤旗，才能作为大明官方朝廷和军队的象征。
崇祯皇帝就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尽可能地激发出大明军队的荣誉感和凝聚力，一步步把这支军队、这个国家带向近代化的轨道。
第一一五章 军国重器（）
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就住宿在讲武堂特意为之准备的迎宾馆里。
第二天一早，皇帝轻车简从，分别前往设在通州的几个重要机构视察，先是去了直隶总督衙门，然后去了礼部的农事院，再然后则是军机处设在通州的武备院。
直隶总督衙门，果然颇为壮丽，亭台楼阁，一应场所，皆是俱全，而且正处在通州城内的中心地带。
新近围起来的整个通州城，以原来的运河码头为中心，而直隶总督衙门，就在运河码头的左近，交通十分便利，比设在京师之中更加有利于加强对京畿之地的管控和掌握。
农事院仍然是一片繁忙，虽然京畿之地的春耕早就结束了，但是北边沿着长城内外的耕种还没有完全结束，再加上漕运总督袁可立募民屯垦的需求、北直隶南部卢象升辖内三府的需求，以及山西大同府、太原府的需求，使得农事院的一应人等，始终处在极端的忙碌之中。
崇祯皇帝接见了在农事院忙得不可开交的徐骥、王征等人，以及被徐光启请来帮忙指导的西班牙籍的传教士艾儒略、邓玉函等人，对他们各自褒奖有加，然后离开农事院，前往此行的重点武备院而去。
先是到了武备院的铸炮厂，毕懋康、孙元化、汤若望等人，向皇帝展示了前不久参照西洋红夷大炮陆续铸成的几门青铜大炮。
毕懋康更是带着罗德里格斯等葡萄牙枪炮技师，则向皇帝展示了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参照西洋前装燧发滑膛枪，铸造出来的几杆新型火枪。
如今武备院的分工，虽然没有特别明确，但就火器而言，孙元化主要是监督铸炮，而毕懋康则是重点督造燧发火枪。
崇祯皇帝先是认真看了看这几尊新铸的青铜大炮，并为这批同一口径型号的青铜大炮，统一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崇祯皇帝所见到的这一款青铜大炮，与其后世在军事博物馆见过的红夷大炮一模一样，通体一次性铸成，炮身长达三米，口径达一百二十毫米，换算成中国传统计量单位，就是身长九尺、口径四寸，炮体前细后粗，三分之二处有两个炮耳，可以安装在炮台或者炮架上，并可调整射角，炮体全重超过两千五百斤，射程最远可达十里开外。
这样的前装滑膛青铜大炮，即便是在如今的西方诸国，都已经可以算作是重炮了，主要的用途，也是用于雄城要塞的防守和巨型舰船的舰炮。原因就是它实在过于笨重，无法用于野外机动作战。
这样的青铜大炮，当然是十七世纪的主流，甚至一直到了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青铜材质的前装滑膛炮，仍然在战争中被广泛应用。
但是当人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军队所使用的火炮，基本上全都是钢炮，最起码也是铸铁炮，而铜炮则越来越少，最终被淘汰出局。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铜料的成本比较高，没有采用钢铁或者铸铁划算。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铜炮的质地本身难以新式火药和炸药的威力。
在钢铁冶炼水平普遍不行的十六世纪，熔点低的青铜或者黄铜，在铸造火炮的时候，自然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战争对于炮火火力的旺盛需求，青铜炮或者黄铜炮不耐炮膛内部高温高压的劣势，就日益显现出来了。
在持续的高温高压之下，铜炮容易变形走样，而其精度也会越来越差，这是黄铜炮的一大弊端。而青铜炮的材质较脆，一旦想要增大射程、加大药量，就要承担炸膛的危险。
但是崇祯皇帝目前所处的时代，也就是十七世纪的时候，青铜火炮却仍然是东西方的主流，虽然成本比铁炮高出一大截，但是它容易冶炼，而且容易保养，不易生锈。尤其当时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各国，相对来说，都要比钢铁冶炼技术要掌握的更好。
所以在这个时期之内，不管是大明从葡萄牙人那里购买的西洋火炮，还是自己从明初以来就陆续铸造的火炮，都是以铜炮为主，铁炮为辅。
历史上，到了明末的时候，朝廷财政匮乏，崇祯皇帝勒紧裤腰带，才铸成了几十门青铜红夷大炮，但那时候铸炮已经太晚了，新铸成的火炮还没有发挥了出应有的作用，北京城就因为内奸的主动开门投降，而陷落了。
如今，崇祯皇帝在遵化重开铁冶，而且提前几年就找来孙元化、汤若望等人，设立铸炮厂，专职铸炮，自然不会再走之前的老路，重蹈历史上的命运。
看完这几尊威武雄壮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崇祯皇帝又认真看了罗德里格斯献宝似地呈上来的新铸火枪。
罗德里格斯等人，在通州枪炮厂制造的新式火枪，自然跟他在葡萄牙人设在澳门的枪炮厂制造的火枪一模一样，都是前装燧发式的滑膛枪，同样有准星，有照门。
但是与罗德里格斯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那杆长柄燧发枪相比，这个新铸造的火枪，入手却要轻巧了一点儿，看来是他们是照顾到了大明士卒与西洋军队体能之间的显著差异。
此时的西洋诸国使用的火枪，很多都是数十斤中的火绳枪，即便是装备了最先进的燧发滑膛枪，每杆火枪的重量，也仍然在三十斤左右，只有少数身体强壮的职业军人，才能够以左手托住枪身，以右手持枪，并以枪托抵住肩窝，然后顺利击发。
而多数人士兵，包括西洋各国士兵，都必须使用一种撑架，把枪杆放在撑架之上瞄准。
对大明朝使用火绳枪的军卒来说，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手铳之外，多数的火铳，口径都很大，枪管粗短而厚重，除非是熟练的火铳手，否则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整套的装填击发动作。
一杆火绳枪通常都在三五十斤左右，要么依托工事使用，要么搭在辅助士兵的肩膀上使用。
加上火药没有采取定量化的包装，火铳枪管铸造拙劣，每一次击发，可以说都是一次冒险。
而如今通州枪炮厂新铸造成功的这杆火枪，却有所不同，在形制保持一致的同时，整个枪身的重量有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