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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地方去任职。
除了陈于泰之外，这一次同是三榜进士出身的江南名士陈名夏，也被安排到了西北任职，不过却是比县令还稍有不如的洮州推官。
推官同样是正七品，不过却是州里面的佐贰官，比不得县令管治一县的权力大。
这当然也是崇祯皇帝授意改定的方案了。
因为这个陈名夏虽然在江南士林中名望不小，也颇有点文学才华，在原本的历史上，还曾高中了崇祯十六年的探花，但是他的气节和人品，却实在是不怎么样，也是一个闯来投闯、清来投清的货色。
对于这样的人，即使让他当个西北边远地区的县令，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无法真正放心，到最后也只能让他去当个洮州推官了。
与此同时，张溥的弟弟张采、张溥的朋友——历史上复社的风云人物孙淳、李雯，也在崇祯四年殿试之后的三榜进士名单里面，这一次，自然也被一股脑儿地安排到了西北。
在历史上虽然屡试不第但是人品还算不错的李雯，在崇祯四年春闱的扩招计划之中，如愿中了进士，这一回被得授陕北延安府延川县令。
而历史上人品也不怎么样的孙淳，则被安排到了刚刚收复不久的河州府做推官！
如今河州府当面的积石关外，就是大西贼张献忠所部盘踞的河湟之地，而河州城的附近又是高迎祥所部盘踞的兰州城。
他这个推官，对本地区缉捕盗贼的事情负有直接的责任，把他安排到那里去，当然是一种考验，能不能挺住不被追责，就看他的造化了。
张溥的亲弟弟张采，与陈名夏、孙淳等江南士林名士们类似，也被授予了新改的固原府推官的“重任”。
第一零二六章 最大赢家（）
如果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复社组织在这一世，仍然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次，吏部把这么多出身江南士林的名士，一股脑地安排到陕北以及三边之地任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或许，在吏部的这个方案本身还在酝酿过程中的时候，就会被朝中那些出身江南士林的官员们，群起而攻，指控为党同伐异的党争恶行了。
但是这一世，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朝中的东林党大佬们，早就靠边站了。
有限的几个前东林党外围人物，比如崇祯四年春闱副总裁官之一礼部左侍郎何如宠，也早猜透了崇祯皇帝对待东林党人的真实态度。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在党争中死难的东林党人评价很高，不仅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而且也给了他们很多死后的哀荣。
只是这些前东林党大臣们死后在崇祯朝的哀荣备至，对于眼下还活着的东林党人却毫无作用。
一来，前东林党人死后的哀荣，根本改变不了，也动摇不了崇祯皇帝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法分化和贬斥活着的那些东林党人的决心。
不仅在朝的那些前东林党骨干大臣们被陆续贬斥了，比如郑三俊、钱象坤、高宏图、钱谦益等人；
而且天启年间尤其是天启末年辞官归隐或者丢官罢职的那些前东林党大臣，也没有被起复任用，比如在士林清流之中德高望重的韩鑛、孙慎行等等。
二来，不管崇祯皇帝如何高度评价已经死掉了的那些东林党大臣，也都改变不了崇祯皇帝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进一步将前东林党人的外围或者影响边缘化的做法。
比如，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甚至包括史可法等人，一个个打发出去任职，而且还是越远越好。
崇祯皇帝的这个做法，当然与天启年间阉党对待东林党大臣的血腥手段截然不同。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也让朝野之间的东林党分子和读书人们，没有办法真正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因为过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总是以大义名分来批评皇帝，指摘朝政，让天启皇帝和非东林党的大臣们，处在了一个道义上十分不利的位置。
然而现在，站在大义名分一边的，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却是当今的崇祯皇帝。
当崇祯皇帝亲自站出来以大义名分为旗号，或者贬斥或者分化朝野东林党人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对抗的资本。
比如这一次，这些出身江南士林的读书人们，既然考取了举人或者贡生，到北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那就意味着你要为朝廷效力，要为皇帝效力了。
如今皇帝在殿试之后，亲自录取了你，并将大明朝一个县的百姓，或者说一个州府的司法职责交给了你，让你负责，这算不算是皇恩浩荡？！
你要是敢挑肥拣瘦拈轻怕重，穷的地方不想去，偏的地方不想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新科进士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立刻丧失了大义名分，立刻就在道义上落入千夫所指的局面。
那么在明朝的历史上有没有那种对于朝廷分配的官职不感兴趣不愿意去从而拒绝接受辞官不就的呢？
当然有了，比如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也有很多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路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或者能与忠君相媲美的道义出发点。
这就是孝道。
刘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为借口辞官不就的。
而这个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绝朝廷许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们，也都因为早看透了当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没有说话。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黄宗羲的恩师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以外，还有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甚至也包括亲自执行了崇祯皇帝的策略、审定了分配名单的吏部尚书成基命。
这些人当年在东林党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时候，都属于东林党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终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因为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因为道义认同或者政治主张而走到的一起的团体，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以地域和师生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关系网。
像刘宗周这样的人，虽然出身江南士林，但是却始终游离于东林党人的圈子之外，不得而入。
因为他是浙江绍兴人，与南直隶那个读书人的圈子还是隔着一层。
至于孙承宗、李标、成基命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都是北直隶人。
其中孙承宗是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后世河北保定高阳），李标是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人（后世河北高邑），成基命是北直隶大名府大名人（后世河北大名）。
他们这些北直隶出身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东林党人，充其量也只是东林党人在某个时期的同路人罢了。
当年因为与魏忠贤同乡的缘故，这些人虽然心向东林党，但却并不被东林党人所信任，可谓是两边不讨好。
如今这些出身北直隶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都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若是再算上李国镨这个同样出身于北直隶保定府的内阁首辅，那么眼下在大明朝的政坛之上，俨然已经出现了一个比当年的阉党和东林党更有势力的团体。
如果这些出身于北直隶京畿之地的大人物，能够算作一党的话，那么大明朝自万历年间以来，先后崛起于朝堂之上那些所谓的楚党、西党、浙党、阉党以及东林党，可都没有眼下这个京畿党势力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就对党争问题极其忌讳的这几个人，虽然人人都看破了崇祯皇帝那点整治东林“余孽”的小心思，但是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破崇祯皇帝的这些小心思。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天启年间煊煊赫赫的阉党也好，轰轰烈烈的东林党也罢，早已成了过去时了。
如今崇祯朝的京师朝堂，早已超出了阉党与东林非此即彼的格局。
而那些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窠臼之中，看不清眼前格局的人，是迟早都要被淘汰出局的人。
黄宗羲的恩师刘宗周虽然为人刻板迂腐，可是在他宦海沉浮多年之后，尤其是在他亲身经历了阉党与东林党两党恶斗，搞得京师朝堂四分五裂风雨飘摇的种种事件之后，他也早已认清了眼下的朝局。
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固然不要阉党，可是他也不要东林。
而且这么几年下来，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已经在悄无声息之中亲手扶植起来了另外一个看似松散无力而实际主张一致的北直隶士大夫群体。
这个当年夹在阉党与东林之间两面不讨好的松散群体，竟然在阉党斗倒了东林，而当今圣上又斗到了阉党之后，成为了崇祯朝最大的赢家！
如今，只要李国镨、孙承宗、李标、成基命等人，不牵头反对皇帝的决策，其他任何人反对都注定不会有任何效果。
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刘宗周对当今皇帝陛下的认知，突然就深入了一层，再也不敢把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皇帝，天真地当成什么冲龄之主了。
第一零二七章 塞北信使（）
崇祯四年五月初一的建极殿朔日大朝会结果出来之后，崇祯四年春闱新科进士们的选官任用，就算是基本尘埃落定了。
那些因为名次靠前而被分到了翰林院的进士们，或者留在了京师做官的进士们，自然是运交华盖、锦上添花，一个个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吏部的任命。
然后该拜座师的拜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