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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如同往常在蒙古大草原上那样，直接采取征服的手段，派出人马去胁迫唐古特人臣服自己。
初来乍到的张献忠，眼下或许还不知道青藏高原上的水深水浅，但若是他敢于按照之前在汉地的做法那么干，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至于距离西宁比较近的那些投靠了林丹汗的西海蒙古各部，若是张献忠真的大着胆子去抢掠的话，那就更热闹了。
或许从此之后，积石关外的两大势力，就将再也不可能对三边陇右之地构成威胁了。
而这一点，也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正求之不得的一个局面。
至于林丹汗与张献忠会不会走到一起去，崇祯皇帝则完全不担心。
在原本的历史上，八大王张献忠这个人，与同样属于流贼团伙、同样属于一个战壕的李自成、罗汝才、马守应等人，始终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已经足以说明他的个性了。
这样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与同样一个尿性的林丹汗走到一起去呢？
这两个人能不打个天翻地覆就不错了，充其量也就是保持着一个相互提防而不大打出手的局面。
张献忠这个人，既不是高迎祥，也不是李自成，要想让他降尊屈贵地依附林丹汗，并且跟林丹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这辈子想都不用想了！
而林丹汗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已经狂妄自大到了连大明朝的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地步，又怎么可能跟一个大明朝的流寇走到一起，甚至于向他低头弯腰呢？
所以，一番计算之后，崇祯皇帝终于放下了对西北的忧虑，除了传谕内阁和军机处，追封褒奖李弘嗣和李振声等西宁守城军民之外，终究也没有采取其他进一步的动作。
而是一切还都按照先前的既定方略，由军机大臣李邦华等人继续全权负责西北的战事。
只是再次传谕督促兵部尚书南居益和户部尚书毕自严，继续加紧往西北地区转运枪炮弹药等军火和钱粮物资，以备西北官军各部继续围攻兰州和夺取积石关之需。
说一千道一万，打仗打到最后，还是看财政。
特别是如今大明朝与流贼和西北木速蛮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谁能够把这场战争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胜利。
而能够最后决定这场战争之胜负的因素，对于大明朝这边来说，主要就是财政问题了。
如今西北官军装备的军械武器，比流贼和木速蛮先进得多了，而战略上也是步步为营、稳中求进，只求把兰州的贼军赶过黄河即可，并没有什么犯错的余地。
只要京师武备院提供的枪炮弹药和户部仓场提供的粮草物资，能够源源不断供应得上，那么取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罢了。
放下了西北的事情之后，崇祯四年三月的光阴，也就在崇祯皇帝的种种悲欣交集之中，很快成为了过去。
崇祯四年春闱如同以往的一样，考试三场，每场三天，参加考试的举人和国子监生们，在每场考试期间，都是吃住在考场中自己的考棚里面。
在这前后历时九天的春闱大考期间，崇祯皇帝曾经想过趁着考试的时机，亲自去到内城的贡院里面看一看，亲眼见识一番这个时代的会试，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被再次支持春闱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谏止了。
那个被崇祯皇帝派去贡院传谕的司礼监随堂太监王坤，回来向崇祯皇帝禀报说：
“皇爷！徐老大人声言，皇爷御驾亲至，兴师动众，动静太大，波及必广，对贡院之内参加会试之举子，恐有冲撞影响，因此坚持以为不可！
“不过，奴婢以为，若皇爷真想去贡院一观，莫若只少带三五侍从微服私访！”
这个王坤，也是经王承恩推荐而提拔起来的太监，此人口齿伶俐，兼且人也机灵，如今在司礼监充任随堂太监，常常奉旨到朝廷各个部院衙门传达皇帝的口谕。
原本崇祯皇帝对这个头脑灵活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印象还不错，不过经此一事，观感大为改变。
最终，崇祯皇帝不仅没有微服私访礼部贡院，而且对于这个王坤，也立刻打消了进一步重用他的念头。
至于宫中的这些太监，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求绝对的忠诚可靠这一条，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有没有才华并不要紧，不懂得察言观色迎合上意也不要紧，甚至是贪点儿小财都不要紧。
而最要紧的是，就是忠于皇帝的根本利益。
如果你不知道皇帝的根本利益在哪里，那么最最要紧的就是学会遵守皇帝的规矩。
而这其中最要不得的一点，就是自以为是、投上所好的小聪明了。
第一零一一章 当然还有（）
司礼监新晋随堂太监王坤，冒冒失失地在皇帝面前提了一次建议。
他本以为这是投皇帝之所好，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一次获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的机会。
但却没有料到，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而且看起来还相当反感这个建议。
这一点，直让王坤心里后悔不跌，知道自己还是没能沉住气，这一次怕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思如此难以琢磨，倒也给这个后世以阴险狡诈而著称的太监，提前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他过去习惯的那一套做法，在崇祯皇帝面前并无作用。
且说这次春闱期间，崇祯皇帝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贡院考场的念头，因为这个太监王坤的自以为是，而打消了，但是他对这次春闱的关注，却并未受到影响。
由朝廷礼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贡院会试，历来都是大明朝选拔天下官员的所谓抡才大典。
会试之后，那些被选中的贡士们，或者说准进士们，除非在殿试之前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否则在接下来的殿试之中，是不会被皇帝淘汰掉的。
所以，只要通过了会试，能够成为贡士，就注定要成为大明朝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和准官员。
对于这样一群将来要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崇祯皇帝也不可能不重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自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八股文的问题，比如死读书的问题，比如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问题，等等，他都想做出某些改变。
但是，他的所有想法，不管是改革科举的内容，还是改革科举的形式，都只能留待将来和以后慢慢去做。
因为他很清楚，科举制度几乎涉及到了大明朝上下所有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禁区。
在你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去否定它。
而且，在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眼中，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并不是非改不可，更不是他应付眼前局面的当务之急，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比如说，留待消灭了建虏这个威胁之后，再着手调整不迟。
因为，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有了可以改革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了。
就在崇祯皇帝的默默关注之中，崇祯四年的春闱结果，顺利出炉了。
这一次的春闱，从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清早卯时下场，期间历经了三场考试，累计九天的时间，直到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九下午申时三刻，方才真正宣告结束。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春闱录取了三百四十九名进士，其中一甲三名，二甲共计六十七名，三甲共计二百七十九名。
这一世，崇祯四年的春闱自是大为不同。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招录的名额上面，继续延续了元年恩科的思路，依然放宽了录取的门槛。
而且之前，崇祯皇帝在恩准朝鲜士子加入北榜录取的同时，为了安抚大明朝的北方士子之心，又为北榜增加了十个名额。
这样算下了，崇祯四年春闱录取的名额，将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一十个，注定了会成为大明朝建立以来，截至目前，贡士录取人数最多的一科。
这一点，当然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一贯套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读书人们，其实并不是很难对付，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会老实听话。
因此，对皇帝来说，要想把读书人这个群体，或者说把更多的士大夫群体，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将读书人中的英才人物，尽可能多地拉拢到大明朝的官僚体制之中来。
就像当年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提前了好几年招录为进士的做法一样，这一次，崇祯皇帝还是这样的打算。
因为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张溥、吴伟业、夏允彝这样的人物，把他们弄到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摆布。
比如说，让张溥去朝鲜常驻，让吴伟业到琉球常驻，还有让夏允彝到云贵去任职，以及让史可法到山西去任职等等。
让他们去，他们就得去，而且不去还不行，真要是宁肯辞官也不去，那可不光是抗旨这一条罪名了。
对他们来说，最致命的恰恰还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到处公开张扬和传播的东林信条。
这些人在民间的时候，总是召集书生聚会，议论朝政，指摘朝政得失，认为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来说去好像就他们行。
那么现在给了你施政的机会，给了你治理地方的机会，若是你不去，或者去了干不好，你还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底气，再去对大明京师的朝政得失指手画脚？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早点把这些人弄到体制内，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职，用繁琐的政务将他们牢牢捆住，分散他们的联系，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没有时间天天无病呻吟，可比留着他们在地方上乱发议论，要好得多了。
对于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些爱发议论的读书人做出了让步，而实际上却简简单单的一招以退为进。
这样做的效果，如今已经显现出来了。
至少，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时候，在江南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复社，现在没有了影子。
因为原本历史上复社的牵头人物和灵魂人物张溥，现如今正在朝鲜国当着他的大明天使，并且借着这个高高在上却有十分超然的身份，带着一帮当年的江南士林同道，在朝鲜国创办了复林书院，开门收徒、开坛讲学，干得是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那么当崇祯皇帝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张溥这类人物弄到了束缚住，不让他们留在江南搞东搞西、兴风作浪之后，大明朝的士林儒生之中，还有没有类似于张溥的人物呢？
当然还有。
大明朝士大夫阶层的读书人中，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确实很有才华但是脾气又臭又硬的人了。
比如黄宗羲这种。
崇祯四年春的时候，黄宗羲刚满二十一岁，不过在世家子弟云集的京师国子监中，已经显现出了士林领袖的苗头。
出众的才华，当然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