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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嘉靖皇帝以及后来的万历皇帝那样，把自己与文臣集团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也并不符合现在这位崇祯皇帝的策略。
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用处，缺了哪一个也不好。
道教，尤其是以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张家为正宗的正一派，本就以符箓法术、治病驱鬼和各种祭祀祈福仪式为主，刚好可以用在国家祭礼方面。
而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的黄教，则正好可以拉过来用来控制和影像青藏地区的藏人蒙古人以及塞北蒙古各部。
至于势力最大的儒家，则只能通过慢慢的改变，促使它自身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一步步转变了。
对于诸子百家之中的其他派别，比如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也只能慢慢地引导，慢慢地鼓励，慢慢地支持它们发展了。
当然，这些事情，着急是没有用的，都只能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之后才能布局展开的事情了。
且说崇祯皇帝游览了皇城北边万岁山北麓的护国忠义庙之后刚过两天，也就是二月初六日的上午，就同时收到了都察院左副都御使贾继春、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以及转任礼部不久担当礼部仪制司郎中的许虞卿三人的奏疏。
这三个人虽然是分别公开上书，但是上书奏请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
三个人在上书之中“不约而同”地请求崇祯皇帝同意，由朝廷拨款在居庸关所在的军都山上、紫荆关所在的紫荆岭上，以及大同城东北的白登山上、辽东义州城外的医巫闾山，还有东江镇大帅府所在的皮岛之上，敕建忠烈祠，收葬万历以来在历次对虏作战中阵亡的大明将士遗骨或者神主牌位，并设道士做法安魂，四时主祭，以彰显朝廷褒扬忠烈之意。
除此之外，这三人还在各自的奏疏之中，请求崇祯皇帝拨款扩建皇城内的那座护国忠义庙，将之作为大明各地忠烈祠的总祠，并将近卫军成军以来以及九边各镇自万历年间以来战死沙场的将士之中，表现尤为壮烈卓异者的灵位迁入其中，与关圣帝君一样，从祀真武大帝，岁时祭奠，万世流芳。
第九六二章 从祀真武（）
礼部仪制司郎中许誉卿还在这次上书之中，建议崇祯皇帝亲自颁下圣旨，从江西龙虎山的嗣汉天师府和大上清宫中，抽调嗣汉天师府张氏子孙与正一派得道高士弟子，前往各地主持祭祀忠烈这样的国殇仪轨。
左副都御史贾继春、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以及从兵部都给事中转任礼部仪制司郎中的许誉卿，正是如今崇祯皇帝在朝中刻意栽培起来的一些御用喉舌中的中坚力量。
崇祯皇帝从护国忠义庙看完回到了乾清宫中之后不久，他在护国忠义庙所说的那些话，就迅速地传到了这些人的耳朵里。
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就有了这些上书请建忠烈祠褒扬忠烈的奏疏。
然而，毕竟还不是来自崇祯皇帝的直接授意，所以这些人的奏疏，距离崇祯皇帝的本意还是有些距离。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这些御用喉舌们，本身也都是儒家所谓圣门弟子出身，让他们在公开呈递给皇帝的奏疏之中大肆提倡源自道教的真武大帝信仰，也确实有点难为他们。
如今，他们能够一起提出将敕建忠烈祠并由道士主祀、岁时祭奠的建议，已经算是不错了。
与此同时，对于这几个人的奏疏，内阁几位阁臣，尤其是分管礼部的徐光启没有提出任何拟办意见，原样照呈给了皇帝。
倒不是他们偷懒，而是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无从质疑。
虽然他们对于崇祯皇帝在护国忠义庙里所说的那些话，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有着深深的疑虑，有点担心类似当年嘉靖皇帝崇信道教的那种情况，再次出现于紫禁城中。
但是对于贾继春、牛聚明、许誉卿这几个人提出的建造忠烈祠，收祭万历以来阵亡官军将士的提议，他们却无从反驳。2yt
而且不光是他们无从反驳，满朝文武大臣也没有人敢于反驳。
不是说这些人怕得罪这几个皇帝的御用喉舌，或者说怕得罪这几个人背后的崇祯皇帝，并非如此。
明朝的大臣们，还真就多的是那种不怕得罪皇帝的人物。
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大得军心的一个事情。
贾继春等人的奏疏送进宫中之后，连着两天，先是京师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们、左右护军们上书支持，然后就是朝中的大臣们陆续上书表态支持，比如兵部尚书南居益，兵部左侍郎皇明忠义讲武堂祭酒茅元仪等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和左右护军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凝聚军心、激励士气的机会，作为全军将士的主心骨，岂能不表态支持？！
否则的话，以后五军都督府的这些都督护军们如何指挥各自所属的军中将士？
这个问题对于南居益来说更是如此，兵部尚书当然不能不支持这件事情。
至于像茅元仪这样的人来说，除了他个人如今主管着讲武堂以外，他的父亲茅国器当年可是朝鲜战场上的名将。
按照皇帝的这个意思，茅国器是很有可能入祀护国忠义庙的，这样的大事喜事，又岂能不支持？
因此，等到崇祯皇帝将这些纷至沓来表态支持的尽速办理之后，这件事情就算是板上钉钉了。
整个决策过程，不过才几天时间而已，而且十分难得的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遭遇到有力的反对之声。
崇祯皇帝并不担心褒奖忠烈之士这样的提议会招致反对，他所担心的只是，他决意起用正一派道士们主持祭祀忠魂，并且通过祭祀忠魂推广真武信仰的这个想法，会遭遇朝中文官们的反对。
不过结果却证明，将对真武大帝的民间信仰与祭祀阵亡将士的忠魂捆绑在了一起之后，这件事情竟然出奇地顺利。
唯有阁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在其所写的票拟之中，一笔带过地提及了正一道与全真道或可南北并重的意见。
至于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阁臣兼军机大臣孙承宗，在这个问题上则始终保持了沉默。
就这样，崇祯四年的二月初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许誉卿等人呈递的奏疏，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批复同意，所提的诸条建议，在被内阁增删修改润色了一番之后，即奉旨以上谕的形式发往各地。
崇祯皇帝还口谕通政使司，让他们以邸报的形式，将其中诸条谕令昭告天下。
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谕旨加封真武玄天上帝为“护国佑圣北极镇天荡魔真武大帝”。
这么做，等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加封的“玄天上帝”封号、“真武荡魔天尊”封号，以及明成祖朱棣加封的“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封号之上，又进一步把真武玄天上帝的地位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真武大帝”的规格。
这么做了以后，真武的地位，基本上就算是与玉皇大帝之类的道教最高神仙等级“大帝”持平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想搞什么装神弄鬼的那一套，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局面之下，要想不断地激发起军队和民间的尚武忠烈之风，除了提升军队的地位，提升武人的地位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民间对真武玄天上帝的信仰。
而广建护国忠义庙或者护国忠烈祠，让战死沙场的阵亡将士们配享忠烈祠，从祀真武大帝，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护国忠义庙也好，今后在各地敕建的忠烈祠也好，不能建了之后就算完事了，而是应该长长久久地祭祀下去，让它香火不断。
这就需要有专门的祭祀人员来管理，而以真武玄天上帝为主要神祇之一的道教正一派，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道教有两大派，一个是北方的全真派，另一个就是南方的正一派。
两派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长。
其实说起来，在这两个道教的大派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更欣赏全真派。
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尤其是丘处机传下来的龙门道士，普遍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等戒律。
相比于那些可以娶妻生子的正一派道士们来说，全真派道士显然更有出家人的修行在内。
但是，崇祯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正一派。
一方面固然有太祖皇帝朱元璋、成祖皇帝朱棣，以及后来嘉靖皇帝对道教正一派一再提携重用的因素在内。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主要注重个人的明心见性、修道养生，追求的更多是个人的羽化成仙。
同时，全真派不是正一道那样的符箓派，不怎么搞符箓法术、炼丹制药、驱鬼治病、祈福消灾之类的宗教仪式。
这样一来，全真派固然显得比较高端有追求，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却是隔着一层东西。
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一样，一个是度己先度人，一个是度人先度己。
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只能选择正一派这个更加大众化，更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道教派别了。
也是在这一道公开昭告天下的谕旨之中，崇祯皇帝谕令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正一道第五十一代嗣教大真人张显庸，携其长子张应京及门下高士弟子若干名，接旨之后北上京师朝见听用。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谕旨之中，令辽东督师府鹿善继于医巫闾山选址修建辽东忠烈祠并医巫闾山烈士公墓；
令宣大总督杨鹤在大同府东北的白登山选址修建大同忠烈祠并白登山烈士公墓；
令直隶总督梁廷栋在军都山上选址修建军都山忠烈祠和军都山烈士公墓，并在紫荆岭上选址修建太行忠烈祠以及紫荆岭烈士公墓。
令东江镇五路都统制使安东侯毛文龙在安东镇守府辖内安州以北的妙香山，选址修建东江忠烈祠并妙香山烈士公墓，收葬阵亡将士遗骸或神位灵牌；
令贵州巡抚邵捷春在贵阳郊外选址修建黔西忠烈祠并黔西烈士公墓，收葬那些在平定水西之乱中阵亡的大明官军将士遗或者神位灵牌；
各忠烈祠，供奉真武大帝并关圣帝君神像，皆以阵亡将士神主灵位配享，由道录司正印正一嗣教大真人所遣弟子住祠主持，岁时奉祀。
第九六三章 考验考验（）
至于在朝中负责总领敕建真武忠烈祠事务的人选，崇祯皇帝则定下了从礼部新任左侍郎何如宠。
何如宠也曾是东林党外围的重要人物。
正因为他是东林党的外围人物，所以躲过了天启年间对东林党的政治清理。
同样也因为他是东林党外围的重要人物，所以当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接手大明朝的时候，何如宠已经坐在了京官侍郎的高位之上。
对于这样的人，即便你是皇帝，你也不能仅仅因为知道他曾是东林党的外围重要人物这个简单标签就把他赶出朝堂。
所以，崇祯皇帝的办法是，让他们这样的人暂时继续留在朝堂，给他们一些无关紧要但却比较棘手的事情去做，借以观察和考验他们的人品德行和办事能力。
当初让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