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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海镇副总兵尤世威，调任建昌营总兵，而建昌营也同时移驻桃林口外、青龙河畔的三岔口筑城守卫，兼领募民屯垦事务。同时所有巡视到的沿边关口，不久之后也都接到了军机处的公文，朝廷将专门拨付一笔银款，加强沿边各关口城防设施的修缮扩建。
当然了，这其中有孙承宗的想法，也有李邦华的想法，更有崇祯皇帝自己的想法。孙承宗、李邦华当然不知道后来崇祯二年冬发生在这些沿边关口的战争，但是他们出于自己肩负的职责或者说先天的一种嗅觉，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片区域的防御存在问题，沿边卫所军备废弛，卫所士卒虽然不像西北边地那样大面积地逃亡，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农夫，除了耕种二百多年来不断减少的卫所土地，就是给各级将官家里做奴仆或者当雇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都没有操练过了，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
而大明朝廷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个地区是京师的北大门，靠着这样的卫所军队很难保证安全，所以先是设了建昌营，后又设了一个三屯营，算是在沿边关口卫所的基础上，为京师多增加一条防线，然而几十年下来建昌营、三屯营同样重蹈覆辙，军备落后，训练废弛，兵不像兵，将不像将，又给养成了一群废物。
在孙承宗这样一个亲自经历过辽东战场的人看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将校官佐和营兵，躲在沿边卫所军队的后面，又有着长城的保护，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感，认识不到整军经武、加强训练的重要性。
如果把这些摆在长城的外面，长时间面临蒙古或者建虏的威胁，那么他们肯定会认清自身的处境，从而明白加强训练的重要性。虽然只是隔着一道长城，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是心理上的压力马上就会升起来，警惕性也会随之搞起来，而缺枪少炮、兵不满员、兵甲不修的问题，很快就会凸现出来。即便朝廷不过问，他们也会自己反复往上报。
孙承宗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你让一个人居安思危很困难，但是你把他放在危险的地方，他自己马上就会认清所面临的的危险，根本不需要你一再地耳提面命。
对此李邦华的看法当然是一样。不过对他来说，他也有自己的一点考虑。从遵化北边的马兰峪，到南边的白冶城，甚至更南面一点的玉田、丰润，到处都是工部重开的矿山铁厂，除了顺天巡抚王元雅在推官何天球主持下招募编练的抚标营两千以外，蓟镇监军御史施邦曜也按照皇帝的旨意，拿着发生的饷银新募了三千青壮为兵，以建昌营游击罗岱为将，正在编练一个监军标营。
如此一来，蓟州和永平两府之地，先后有了三屯营、建昌营、王元雅的抚标营、施邦曜的监军标营，即便不算沿着长城分布的关口卫所那些废物卫所兵，如果再加上皇帝亲自督促白冶城矿场编练的矿营五千人，这片区域里面就积攒的营兵，就达到了惊人两万多人，再加上据此不愿的山海镇总兵赵率教麾下的两万五千多人，单是冀东两府之地就有营兵五万多人。
与此同时，与冀东两府只有一墙之隔的关外，那么大片的土地上，却没有派驻真正有战斗力的营兵，只有卫所内迁之后残留在部分墩堡上的一部分卫所兵，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就是看守曾经属于沿边卫所的一些农田，顺带着发挥一点瞭望示警的作用，毕竟那边的烽火台还没有完全被废弃。
对崇祯皇帝来说，孙承宗等人的建议，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他很清楚辽西走廊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迎来相对的稳定，而蓟镇的正北面，包括宣府镇的北面沿边关口，将会是下一步建虏进攻的重点区域，孙承宗带人巡视宣府、蓟镇沿边关口卫所及营头，他是非常支持的，对于加强沿边各口的防务，修缮关城等防御设施，他也是非常赞成的。
所以孙承宗等人的奏折一上来，他马上就批准，并从内帑之中再拿出六十万两用于重修部分破败不堪的关口，比如古北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等处关城。
同时，崇祯皇帝还给李邦华再次拨银二十万，专门用来修筑白冶城的外围城墙，确保白冶城内铁厂、水泥厂、兵器厂、火药厂等各个矿厂及仓库的万无一失。
虽然如今这位知晓未来历史走向的崇祯皇帝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历史上黄台吉带领后金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等地破边而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万一没有防住，后金军再次从这个地方侵入，那么白冶城这个正在复兴的军工基地，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这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即便遵化城像历史上一样被攻破，那么遵化以南七十里处的白冶城，也必须万无一失。何况现在大明的财政状况与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相比好转了不少，倒不是经济上有多大的起色，而是之前的抄家政策被执行的很好，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拿出百八十万两银子，用于整顿宣府和蓟镇的军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九十三章 货币问题（）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中旬的时候，此前对于朝廷上下阉党的处理已经结束，按照当时的定罪，该抄家问斩的一个不留，给充军流放的也都押解上路，需要交银恕罪的也都全部完成，处理里四五百个文武大臣，共抄没银子九百余万两现银，而其他财物、田产、宅院还在处理之中。即便是这些银子也够崇祯皇帝花销一阵子了。
虽然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卢象升等人，募民屯垦、编练新军需要花费大量银子，开军校、修营房、推广新型作物等等，都需要花费银子，但即便是加上年前补发给九边的四百万两军饷，这前前后后也不过是花掉八百万，与崇祯皇帝累计抄到的银子比，也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
应该说，十七世纪之初的大明，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只是朝廷罢了。当时中国对西方出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因此从西方流入了大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被民间窖藏，没有进入流通，所以才造成市面上的通货紧缩。
比如当时一个姓周的扬州盐商，家资豪富，但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死的时候把子孙叫到跟前，跟他们说自己赚钱的秘诀，两个字“不用”，因此积攒了大量的银子，请了许多看家护院的守着，结果到了满清军队屠城的时候，上千万两的家产都被清军抄了去。
如果大明的富商都是这样的守财奴，那么不管从海外流入多少白银，大明也依旧会陷入持续的通货紧缩之中。
明朝的灭亡主要是亡于财政上的崩溃。对此，拥有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清楚，毕竟大明这么大，而朝廷每年的现银收入才不过五六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辽饷也不超过八百万，这是很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食盐专卖的情况下，一些大盐商的家产，居然比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收入都要多。比如寓居扬州的秦晋盐商，比如陕西三原梁家、西安申家，山西太原的张家、郭家，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当然最富的还是徽州江家，在扬州的盐业资本就超过了两千万两。
如今这些两淮盐商们多年积累的财富，都被鹿善继、骆养性以阉党余孽的名义抓捕下狱，个个判了个抄家斩首，全数都归了皇帝和户部。
三个月来，鹿善继带着锦衣卫，在骆养性的配合下，仅在扬州、南京两地，以查抄阉党的名义抄到的银子，就超过了四千二百万两。
其中拿出一百万两，就地派给了朱燮元充作平定奢安之乱的饷银；拿出五十万两给温体仁，令其在闽浙总督的任上赈济灾民，募民屯垦，并编练总督标营。
当然，崇祯皇帝收到鹿善继和骆养性的奏报之后，也拿出了五十万两给了如今在淮安的漕运总督袁可立，用来募民屯垦，编练漕营。
当然，为了堵住南京各部尚书侍郎和御史言官的嘴，崇祯皇帝很慷慨地拿出了五百万两银子留存在南京户部，由南京户部尚书钱龙锡、新任南京守备太监王之心和移镇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使骆养性共同掌管。
而剩下的，如今正陆陆续续地从扬州启运，走大运河往京师运来，随同回来的还有巡盐御史、钦差大臣鹿善继。鹿善继是奉皇帝之命回来的。
对崇祯皇帝来说，如今的盐政整顿已经差不多了。他整顿盐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可就是吃大户，捞银子，采取这种超常措施，尽快筹集到一大笔银子，以应不时之需，如今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超额实现了。
可以说，鹿善继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把他派出去时的想象。如今财政问题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那么紧迫了。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鹿善继这样的军事人才，当然不能总是搁在南边帮皇帝捞钱。崇祯皇帝对他自然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是蓟辽督师的位置。
至于财政问题，崇祯皇帝有自己更为长远的想法，那就是铸新钱。如今的大明，是铁钱、铜钱、宝钞与银子共同流通，而且银贵而钱贱，铁钱和宝钞更是没有价值。而朝廷印制的宝钞，成了圈钱的一个工具，是明末的一个弊政，百当一都没人要。
朝廷给文武官员们发的俸禄里面，除了一定的折色也即是银子以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本色，即米、布和宝钞。这也是朝廷上下官员们对皇帝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官员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你要求他们清廉如水，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十年寒窗为当官，当了官仍然要忍饥挨饿给皇帝打工，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对这个朝廷有感情呢。明末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很多就是因为对大明皇帝和朝廷没有感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官员的待遇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今通过抄家这个手段，搞到了一大笔银子，除了用作给九边的军队发军饷，另一个应该提上日程的就是给官员们涨俸禄了。这也是堵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嘴巴的最有效办法。
对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或者抄没阉党、盐商家产这个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负罪感或者道德上的不安，毕竟这些人的财产多数，都不是靠正途得来的。但是朝廷之上的其他官员可不这么想，有的是不敢公然说皇帝贪财嗜杀，但有的官员则上书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甚至个别的还弹劾鹿善继、骆养性等人，迎合上意、罗织罪名，抢掠搜刮民间财富。
对于这些极少数的弹劾，崇祯皇帝当然是不予理睬。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要争取的，少数才干杰出的官员固然重要，然而大明的天下，毕竟还是要靠绝大多数的官员来支撑。
而要收买拉拢绝大多数的官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他们中的部分人所说的“带血的银子”，给他们涨俸禄。当他们拿到手中的俸禄，也是来源于这批银子的时候，想来他们就不会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对于给官员涨俸禄的事情，崇祯皇帝当然找过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几个人对涨一涨官员的俸禄，自然都没意见。
对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