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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与红毛夷人战而胜之，在当今这位皇帝陛下的心目中，应当属于第一等的战功，层次还要高于战胜辽东的建虏。
既然这样，那么只要郑芝龙驱逐西班牙人成功，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都应该能够因祸得福、稳如泰山。
还好，郑芝龙果然取胜了。
也因此，在闽浙总督温体仁的请罪奏折之中，他既点出了闽南沿海兵力空虚是因为郑芝龙抽调大量精锐奉命去打西班牙人，也在最后不失时机地提到了郑芝龙家族几个重要人物的下落，以此告诉皇帝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对此，温体仁在奏折中说道：“赖皇天护佑，郑氏之父月港市舶司提举郑士表，适闻金门警讯即携家出逃，今已入福州避难。臣以其乃郑氏之父，且世代吏员出身，暂任之督府幕中为照磨；
“另有郑氏之舅泉州市舶司提举黄程者，臣已遣人问候，其与家人均无恙；
“只郑氏之幼弟名芝彪者，初遇袭即在南澳死难，臣请陛下施恩以褒奖之。
“臣自奉旨总督闽浙，仰赖圣上点拨，已经多方措置，今闽事虽偶有小挫，然大局不坏，但有臣在一日，圣上可不必忧虑东南！”
闽浙总督温体仁在自己的请罪折子里说了这些话，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若是搁在过去，福建沿海出现这么重大的海盗侵袭事件，首先镇守福建的总兵官是肯定要倒霉了。
除此之外，闽浙总督也好，福建巡抚也好，轻则免官去职，重则入狱问罪。
这一次，温体仁在给皇帝的请罪折子里，提及郑芝龙的父亲、舅父什么的，其目的就是要告诉皇帝，如今东南最大的问题不是刘香、李魁奇这些广东海盗，而是如今在东番岛上大杀四方的郑芝龙。
同时，也是变相地点出自己的重要性所在，告诉崇祯皇帝万不可因小而失大。
温体仁的提醒当然是多余的，即使他不提醒，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也不会轻易去动他的位置。
让鹿善继在辽东，袁崇焕在西北，温体仁在东南，朱燮元在西南，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策略，轻易不会改变。
这一次，闽南沿海遭受刘香、李魁奇等人海盗团伙袭击，损失固然巨大，但却不能因为这样就治罪郑芝龙或者治罪温体仁。
一方面，若是因为郑氏的军队不肯回援闽南沿海而治罪郑芝龙，现在完全是自取其辱。
而且，郑芝龙在东番岛上联手荷兰人驱逐西班牙人，恰恰正是崇祯皇帝之前同意过的方略。
特别是郑芝龙现在打赢了西班牙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跟泰西红毛鬼作战获得了胜利，比起回师抵御海盗侵袭而致外战失利，其中孰轻孰重，崇祯皇帝还是搞得清的。
另一方面，若是因为闽南沿海的这些损失而治罪温体仁，之前在闽浙两省的许多布置就都要改变。
这也不是崇祯皇帝现在想做的。
再者说，刘香、李魁奇这些广东海盗为什么专门袭击南澳、诏安、金门、月港等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是郑芝龙麾下的势力在闽南沿海的根本之地。
刘香、李魁奇这些海盗头子袭击这些地方，就是要攻其必救，为东番岛上的西班牙人解围。
有些话，崇祯皇帝当然不能明说，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这些地方遭遇袭击，与其说是朝廷的损失，倒不如说是郑芝龙的损失。
郑芝龙自己都能忍痛割肉而不回师，自己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问罪自己安排的人呢？
原本历史上，郑芝龙之所以愿意听从朝廷的旨意，全力以赴去剿灭了刘香、李魁奇、钟斌等海盗团伙，并不是因为朝廷的旨意对他有什么威慑力，而是因为刘香等人的势力，已经大到了足以威胁郑芝龙海上霸主地位的程度。
通行澎湖等地的商船，在月港或者澎湖向郑氏缴纳了税金，持有郑氏的通行令旗和许可状，结果却在广东外海遭到刘香、李魁奇等海盗的袭击与拦截，这样的事情谁能容忍？！
然而，郑芝龙之所以最终没有选择收服刘香、李魁奇等海盗团伙，而是直接要了刘香、李魁奇等人的性命，则是因为刘香这伙人之前下手比较狠，干掉了郑芝龙的亲弟弟。
只不过，原本历史上被杀的那位，是郑芝龙的二弟郑芝虎。
而这一次，因为郑芝虎之前先是被闽浙总督温体仁调到了浙江平定屠阿丑之乱，随后屠阿丑之乱平定后，又被调入南京金粉之地驻防南京，人不在南澳，自然也就没有被杀。
因此，这一次被杀的，却是郑芝龙的四弟郑芝彪。
当然，在郑芝龙四兄弟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郑芝彪被杀。
因为这个郑芝彪，算得上是历史上郑氏四兄弟之中对大明朝最为忠诚的一个了。
然而时到如今，事已至此，崇祯皇帝也只能借着这个机会，激起郑芝龙对刘香、李魁奇等人的仇恨，然后借力打力，让郑芝龙尽快把刘香等人给干掉了。
只有干掉了刘香、李魁奇等广东海盗，广州港以及珠江口的外海，对于大明朝南来北往的商船来说，通行安全才算是有了保障。
且说闽浙总督府将闽南沿海遭遇海盗袭击的情况，以及郑芝龙所部在东番岛上的战况和捷报，紧急报送到了京师之后，崇祯皇帝很快就交给了军机处，让军机大臣与兵部尚书一起拿出应对的意见。
而军机大臣孙承宗与兵部尚书南居益都是老于兵事的人物，知道事情紧急耽搁不得，也很快拿出了建议。
经过了崇祯皇帝的稍加改动之后，以军机处上谕的形式，迅速发往南京和闽浙总督府。
第九零七章 军机上谕（）
上谕算是皇帝圣旨的一种，其中皇帝口述之后经过比较信任的臣子直接转述传达给领旨一方的，算是最直白的口谕。
而其中皇帝亲自手写的只言片语，特别转达给某个官员由其负责执行的，算是皇帝的手谕。
还有一种，就是皇帝自己口述大意要点，而由内臣或者内阁中书舍人执笔撰写完成，然后绕开内阁，以书面形式直接发给文官武将拿去执行的那种。
这种上谕，也叫作中旨。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之后，为了增加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这几种上谕的作用，不仅口谕、手谕形式的上谕依然存在，而军机大臣起草或者军机舍人书写的中旨形式的上谕，更是大行其道。
这样的上谕，当然也算是圣旨，但与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格式的圣旨大为不同。
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的圣旨，需要内阁的副署，需要六科廊的审核，甚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更是需要由翰林院的专职官员书写，否则就发不出去。
这也是文官制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对于皇权的一直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限制。
而上谕则与这类朝廷正规的圣旨不一样，不需要走那么多复杂的程序。
特别是如今军机处起草的上谕，只要加盖了崇祯皇帝的玉玺，以军机上谕的形式发布，一样具有等同其他圣旨的效力。
就是这么一点机巧，也是经过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将近三年之后，才让满朝文武逐渐习惯起来的一个做法。
明朝的官员曾经一度有过拒接中旨的传统，不经过内阁副署和六科廊审核的圣旨，就算是发到了官员的手上，一些清高的官员也是宁死不接的。
这个奇葩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时候尤为突出，常常搞得皇帝很没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万历皇帝喜欢用太监充当税监税使的原因了，因为太监与万历时期的文官们比起来听话得多。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不想更换温体仁这类人物的原因。
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那种读书读坏了脑子的死脑筋，更重视实际的利害得失，而不是过于看重形式上的东西。
至少温体仁这样的人物会接受皇帝的上谕。
而且比起接受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朝廷诏书，对于真实反映皇帝心意的上谕，他们接受得也会更加积极。
当然，崇祯皇帝如今更加看重以上谕指挥各地文官武将做事，则是因为上谕与其他圣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高效快捷，对任何一件军国大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且能够准确传递皇帝的决心和意图。
而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制曰、敕曰等开头的朝廷圣旨则不然。
一来它需要内阁的副署，若是其不符合内阁的意图，那么就需要重新起草。
二来内阁同意了之后，还需要六科廊来审核，检讨其中的所谓得失利弊。
再者，等到六科廊的给事中们检讨修改完毕后，即便最后通过了，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已经距离皇帝最初授意的那个意图很远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让皇帝的旨意在各个中枢机构之间转来转去，相当地浪费时间。
若是天下承平的时代，出于对一封圣旨的审慎考虑，避免给天下带来损害，这样做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若是追求军国大事的办理效率的话，这样一个拖沓冗长的过程，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在崇祯三年这个天下纷乱的秋天，崇祯皇帝当然容不得一个来自东南的事情消耗了朝廷太多的时间。
因此，在孙承宗、南居益合议了崇祯皇帝了的想法之后，军机处很快就形成了几道上谕，交给皇帝御览之后，迅速以军机处上谕的形式，通过朝廷驿递发往南京和闽浙总督府而去。
军机处秉承崇祯皇帝的决心和意图，发给南京和闽浙总督府的上谕，一方面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闽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算解决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南北五军都督府几个属员的人选：
“上谕南京吏部、兵部、镇守勋臣、守备中官并闽浙总督府、福建抚镇诸臣：
“惊闻九月粤寇自海上袭击闽南，大掠人口财货而去，致使南澳、金夏、月港等地咸受其侵害，闽地督抚镇臣不可谓无罪责。
“着即免去熊文灿福建巡抚一职，以右佥都御史改任南京海军行都督府右护军，上谕到日即刻赴任。
“着即免去卢毓英镇守福建总兵官一职，以镇海卫指挥使世职改任海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上谕到日即刻赴任。”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为了这几个人的变动不至于影响到东南的大局，同样在上谕之中明确了接替的人选。
“上谕南京吏部、兵部、镇守勋臣、守备中官并闽浙总督府、福建抚镇诸臣：
“闽浙总督温体仁上体天心、下顺民意，任职闽浙两年半，厉行移民屯垦、开海通商之策，不仅东番、舟山等海外荒岛人口充实，更兼宁波、泉州等通商港口贸易兴盛，朝廷本欲奖拔任用，以此番之失，论功过相抵。
“另因前番闽地督抚同城驻节，部院、抚院职权交叉，军令、政令行之多有不便，今上谕到日，着令闽浙总督温体仁兼任福建巡抚一职，用心办理福建军务。”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也没有忘了郑芝龙在东番岛驱逐西班牙人的功劳，以及朝廷对于其被杀的弟弟郑芝彪该有的追赠。
“上谕南京兵部并闽浙总督府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