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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建造完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八四四章 皇家产业（）
崇祯皇帝下令开工的这个天津船厂，虽然是官办的造船厂，而且是专门为朝廷生产建造远洋海船，特别是优先为海军都督府建造这种被张可大确定为大福级的海军战船，但是这个天津船厂眼下的全部资产，都是来自于皇帝内承运库的投入。
说到底，这是皇家自己的产业。
虽然此时，皇家与朝廷之间在财务问题上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将来这一点是一定要分清的。
而海军的建设与投入，眼下虽然主要依靠皇帝的内帑，但是将来也是要由朝廷拨款投入的。
所以，海军都督府是海军都督府，而天津船厂是天津船厂，天津船厂造出来的大福级海军战船，当然不可能无偿提供给海军都督府，而是要由海军都督府拿钱来购买的。
眼下看，这么做意义貌似不大，不过是左手拿出来，右手收回去，但是现在不分割清楚这个账，将来的麻烦事就会很多。
至于海军左都督张可大将加利恩号这种标准排水量达到了一千吨的红毛夹板船，定为大福级，当然是因为其船体与载重，已经超过了明末时候的福船。
明末时候的中国福船已经看不见五千料的级别了，登莱水师、天津水师、东江水师、觉华岛水师以及舟山水师，其中最大号的福船炮舰，也不过是两千料级别的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被朝廷用作出师海外藩国的封舟的福船，在万历年间的时候，就已经造不出来了。
五千料的福船，听起来很大，当然看起来也很大，但是计算下来，其满载排水量也不过才六百吨上下。
料，不是重量单位，而是容量单位，一料相当于一石，而一石大米的重量约为一百二十斤。
这样换算下来，五千料，就是五千石，合计六十万斤，这个规模看起来很多，但是再换算成吨，也不过三百吨而已。
当然，这个三百吨是当时福船的标准载重量，折算成为满载的排水量，需要翻上一倍多一点。
不过即便如此，五千料级的所谓一号福船的排水量，也只是在六百吨上下。
搁在郑和下西洋的那个年代，也就是十五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吨位的福船，绝对是能够在海上称霸了。
但是到了郑和下西洋二百年以后，也就是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排水量的海船，在西欧那些殖民强国之中，早已经算不上什么大船了。
当然了，据说五千料的福船，并不是最大的郑和宝船，而且据说最大号的郑和宝船，其排水量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吨以上。
若真是如此，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海军的优势，就更加空前了。
因为，历史上，直到十七世纪初期西欧各个殖民强国纵横东西大洋的时候，他们的造船技术，也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直到崇祯年间的时候，造船技术最发达的荷兰人，其木制风帆战舰的最大排水量，也就是最大号的上下六层甲板的夹板船，才刚刚超过了一千五百吨的规模。
然而，不管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的海军舰船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或者说拥有了如何空前的优势，等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毕竟还是没落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说排水量六百吨左右的一号福船，这个时候都已经造不出来了，就更不要提郑和当年乘坐的超大号旗舰了。
这也是为什么，张可大到了天津船厂之后，将仿制加利恩号荷兰夹板船的未来海军战船，定为大福级的原因。
虽然这种夹板船，此时已经不是最先进，最强大的夷船了，但是巨大的船体，巨大的载重，却比眼下大明朝南北方水师船队中排水量在三百吨左右的两千料福船规模大了一倍还多。
张可大亲自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来到天津，除了亲自向沈廷扬交代定购十艘大福级战船的事情之外，还给天津船厂，带了皇帝的一系列任命的官凭文书。
出身于福建莆田平海卫世袭千户的黄斌卿，跟了沈廷扬之后，深受沈廷扬的信重，被沈廷扬举荐任命为天津大沽口造船厂提举，而沈廷扬的大外甥黄仲荣以及亲自招徕的陈仲官，则分别被任命为左右副提举。
来自荷兰的传教士范德烈，则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通事。
来自热拦遮的破产商人范弗里特，也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里面所有红毛番的甲必丹，即队长，也即cp。
与此同时，来自热拦遮的托马斯…德莱福尔，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大匠师，而来自泉州的陈氏兄弟之中的老大陈胜官，则成为了小匠师。
这个所谓的大匠师、小匠师，则是宋应星等人主持的工学院，在开办了之后，授予其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官身。
匠人的称呼在中华自古以来就存在，什么石匠、木匠、铁匠等等，有着各种分类，但是在匠人行当里面，除了师傅与学徒的分别之外，却没有类似与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种可以递进向上的等级体系。
在工学院的第一期学员就要面临毕业授官的时候，工部尚书毕懋康领着宋应星等工学院的官员前来觐见崇祯皇帝，请示如何给这些工学院毕业学员授官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是一个关系着这个工学院能不能长期办下去的大问题。
不授官，肯定是不行的，首先，皇帝说话不能不算，其次，你忽悠一次，以后就不好使了。
工学院是崇祯皇帝设想之中要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即便是第一期学员不咋滴，你也不能言而无信啊！
然而如果按照当初皇帝承诺的给授官，而且给文官或者武官，那么必定要招致文官或者武官的反对。
因为人家的官身都是通过寒窗苦读，一次次科举考试而得来的，你这工学院里的匠人学徒，毕业了就给官，也说不过去。
另外，文官有科举，武官也有武举，都不是凭空来的。
想来想去，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想到了后世技术官僚的技术职称问题，给个工程师不就好了嘛。
崇祯皇帝将这个想法一说，毕懋康、宋应星等人立刻就明白了，没过多久，就给皇帝呈上来了一个为各类匠人量身定做的一套官身薪酬制度。
如同各级官吏一样，工部与工学院搞出来的这套东西，自然也要分个三六九等，第一等就是匠师，第二等叫作匠士，第三等叫作匠工。
每一等里又分三等，最低一层的是三等匠工，最高一层的是一等匠师。
而一等匠师，就被称作大匠师，至于二、三等匠师，则被称作小匠师。
工学院的学员，根据所学科目以及毕业时按规定做出来的东西，分别授予三等匠师以下三等匠工以上的身份。
凡是在工部登记获得了此类身份的，每年定期由工部根据等级发放一定的俸禄。
毕懋康、宋应星呈上来的这个分级方法，立刻就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批准同意，如今不仅用在武备院下面的各个工厂作坊，而且也推广用到了白冶城一带的各个工部官办厂矿之中。
此时，自然也被沈廷扬照搬挪用到了大沽口造船厂了。
除了这些任命之外，大沽口船厂作为皇家产业，崇祯皇帝也没忘了让刚刚成立来专管皇家产业的内务府，派了一个皇后身边的内臣贾如皋，前来担任大沽口船厂的常驻监事。
第八四五章 官员升迁（）
张可大在大沽口船厂停留了三天，与沈廷扬、黄斌卿等人商量了十艘大福级战船的建造日程等具体事宜，然后就带着从人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天津。
因为，作为五军都督府之一的海军都督府，根据崇祯皇帝的钦命，正式确定设在了天津府。
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心目中，作为大明海军的总管衙门，海军都督府必须设在拥有海港的地方。
设在京师，固然方便皇帝、军机处和兵部的管控，但是远离海岸，却也会给海军都督府的文官武将们，指挥调度和整合眼下的各路水师，带来不小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海军都督府设立在沿海的地方，更有利于这些统领指挥海军各路水师船队的文官武将们，形成面向海洋的战略思维。
张可大视察了大沽口船厂之后，匆忙赶赴天津，与已经等在那里的右都督宁远伯李尊祖等人，一起筹建海军都督府衙门。
至于海军都督府的左护军，则由移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梁廷栋所兼任。
其右护军，则拟由东江镇监军御史瀛洲镇守府镇守使毛维张担任。
只是毛维张本人尚在瀛洲镇守府忙碌着调度支应麾下水师进军对马岛的大事，还没有接到崇祯皇帝调任其为海军都督府右护军的旨意。
另外，接替张可大登莱总兵官职务的人选，是与登莱镇一直颇多联络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大将曲承恩。
曲承恩不仅熟悉朝鲜、辽东事务，而且对于登莱辽海之上的水师作战，也很熟悉。
这样的人选，兵部一推荐上来，崇祯皇帝立刻就同意了。
至于曲承恩所担任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府总兵的位置，同样按照兵部的建议，由东江镇的另外一员老将沈世奎接任。
而毛维张身上的两个职务，东江镇监军御史和瀛洲镇守府镇守使，则分别由内阁中书舍人吕大器和东江镇副都统制使陈继盛接任。
吕大器不用说了，与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等人一同考中进士，然后入选内阁中书科担任中书舍人。
如今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同科进士，一个个飞黄腾达，被皇帝委以重任，而他还在老地方的老位置上兢兢业业跟着皇帝“学习”，也的确是到了该外任的时候了。
对于监军御史这个角色，崇祯皇帝最看重的是忠诚，对自己或者说对朝廷的忠诚，至于有没有军事能力，倒在其次。
尤其是在东江镇这个地方，需要的就是一个对辽东、朝鲜之于大明朝的关系这个大局有所了解有所领会的人。
而一直在内阁中枢任职的中书舍人吕大器，于实际政务可能缺乏经验，但是对于朝廷的大局，却是高于常人，特别是天天守在内阁大臣与皇帝身边，对于皇帝的各项想法，都很了解，让他去东江镇接替毛维张的监军御史，也是合适的。
毛维张在东江镇这么几年，不能说没有功劳，至少在拿下瀛洲岛这个问题上，是有大功的。
而且这两年多来，先后从东江、登莱、浙江等方向，移民上岛安置各种灾民难民乱民超过十万口，将瀛洲镇守府的辖地，一变而为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年输出战马超过两千匹的富饶之地。
这一点绝对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
不过，对于其担任的东江镇监军御史这个职责来说，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虽然一般人都与毛文龙处不到一起去，但是毛维张这个监军御史干脆避居瀛洲岛上，却是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虽然这么做成就了瀛洲岛，但却也使他并没有真正打入到东江镇的核心决策层中去。
除了当初跟着他前往开辟瀛洲镇守府的陈继盛、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