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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承宗这个前东林党人的同路人，在阉党大佬或者已死，或者被以各种理由被免官、被外任的今天，代表的则是朝中东林外围自诩清流的一个阶层。
当然，在崇祯皇帝想着法儿地，将朝中东林后起之秀们或罢免，或贬官，或者外任的时候，孙承宗被皇帝安排坐镇塞外，整饬蓟北边备，完全不在朝堂之上，根本说不上什么话。
等到他交卸了塞外的军务，回到京师的时候，又已经得封宁城伯的世爵，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勋贵阶层中的一员。
这种身份的变化，尤其是身份界限上的模糊，别说是朝中其他文官了，就是孙承宗自己，一时都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徐光启自然不用说了，他代表的是明朝晚期以来较早争眼看世界的那一个士大夫群体。
这几个人虽然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官群体，在许多问题有着细微的分歧，但是在面对勋贵世家的时候，态度基本一致。
在大明卫所制度败坏无用的问题上，这几个人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改革兵制的想法，不管是李国还是孙承宗，又或者徐光启，虽然从大局上将劝皇帝慎重、持重、慢慢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不反对。
对他们来说，改革兵制的问题，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不过，与他们这几个人态度不同的则是张惟贤了。
作为大明世袭勋贵阶层中唯一一个在朝中说话较有分量的军机大臣，张惟贤的背后，可是南北两京的整个勋贵阶层。
南北两京的五军都督府也好，大明各地的都司卫所也好，虽然到了明末的时候，早就不如明初的时候那么举足轻重有地位了，但却仍旧是他们的权力根本之所在。
对于这些已经世袭二三百年的勋贵世家来说，九边重镇的总兵官，没有他们的份，大明各地的镇守总兵官们也没有他们的份，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编练的近卫军中同样没有他们的份。
而他们的地位之所以依旧尊贵无比，不过是因为他们担任着南北五军都督府的世袭职务，统管着全天下的都司卫所以及全天下都司卫所名义上的数百万卫所军丁。
一旦没有了五军都督府，没有五军都督府下面的那么多都司卫所和军户军屯，他们皇帝心中分量，他们在大明朝的地位，就将失去保障。
既然前途命运攸关，那就由不得他们不去重视了。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公张惟贤一贯唯唯诺诺，而这次一反常态立劝皇帝不要动摇国本的原因。
不过，有了崇祯皇帝后来的一番话后，张惟贤已知皇帝心意已定。
同时，有了崇祯皇帝的那一番保证，张惟贤的心中虽然依旧七上八下，但却终究放心了一点。
这几人不管立场与态度如何，从紫禁城里出来之后，都不免要与自己左右亲近之士商议应对之法。
尤其英国公张惟贤，回到府中之后，想来想去，还是把五军都督府中的一干世袭侯伯出身的左右都督们叫来，说出皇帝的意思，一起商量个对策。
这样一来，消息当然会慢慢传开，朝野间的各种议论，自然也无法杜绝。
几天之后，就在朝野之间的各种议论声中，在英国公府以及五军都督府里担着世袭职务的那些勋贵们心怀忐忑的同时，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兵科给事中李孟辰，率先上书皇帝，请改兵制军制，统一军政军令。
通政使司将奏折抄送军机处，军机处原样抄送军机大臣阅览的同时，原封不动地呈递乾清宫御书房。
而崇祯皇帝既没有留中不发，也没有一个字的批示，只是让司礼监将军机处呈上来的两份请改兵制折，全部转送内阁诸臣及五军都督府都督以上大员阅览。
牛聚明、李孟辰上书请改兵制，算是将朝野之间私下议论的这件大事给挑明了。
随后，兵部、户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一些与军务沾边不沾边的衙门官员，也都看准了苗头，纷纷上书请改兵制。
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财政、漕运、河道等问题的时候，不见得人人都敢说话，因为这些事情涉及事务，孔子孟子的圣贤书里没怎么说过，但是遇到了兵制军制之类的问题，人人都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当然，这其中自是众说纷纭。
有的建议，裁撤五军都督府及其下辖都司卫所，将五军都督府的职能转给兵部，将都司卫所或者并入地方镇守总兵府，或者改卫所为州县，化军户为民户，开源节流，增加赋税。
有的建议，保留都司卫所之制度，但要清理军屯兵籍，还卫所军田于军丁，恢复祖宗制度，等等。
还有的从崇祯皇帝前番处理蓟北、宣大、漠南等地都司卫所的旨意之中发现了端倪，建议将羁縻卫所、边镇卫所与内地卫所区分开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该立则立，该废则废云云。
短短几天之内，数十道请改天下兵制的奏疏经过通政使司被送入大内，然后又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之下，被原封不动地抄送给内阁和五军都督府阅览。
又过数日之后，也即崇祯三年五月十日，近卫军第二镇的主力万余人马，在都统制使新晋武兴伯王辅的率领之下，由大同城出发，经紫荆关，返回保定驻地大营。
五月十二日，近卫军第一镇的主力一万四千余人，也在都统制使新晋武定伯马世龙的率领之下，从朔州方向，穿越宣大之地，经军都陉、居庸关，返回通州潞河湾大营。
五月十三日中午，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领着奉旨班师归来的武定伯马世龙和武兴伯王辅两人，入宫觐见。
崇祯皇帝武英殿召见两人，赐宴同食，并在之前已经封赏二人世爵的情况下，再次加授马世龙为“金吾将军”，加授王辅为“镇国将军”，在京师内城赐宅，敕建武定伯府、武兴伯府。
马世龙与王辅两人感激涕零，出宫行至大明门外，仍回身再拜方归。
紧接着，在五月十五日上午举行的建极殿望日朝会之上，兵部的左右侍郎茅元仪、孙元化，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贾继春等人相继站了出来，请求崇祯皇帝革新大明兵制军制，
第八一五章 无话可说（）
孙承宗虽然封了宁城伯的世爵，而且是以军功封爵，其实已经可以算作是勋贵阶层里的一员，但其作为内阁阁臣以及军机大臣，仍然站在文班之前列。
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也强撑着病体，前来参加了这次朝会。
因为之前有了皇帝的保证，张惟贤虽然仍旧担心皇帝会听信朝中文臣纸上谈兵的建议，将大明朝建立二百多年的都司卫所制度一举废掉，但是终究没有采取什么抗拒的举措。
一者，英国公张惟贤在京师勋贵之中虽然地位尊崇、威望很高，但是时至今日，却并不非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的人。
因为京师勋贵乃至南都勋贵的圈子，经过之前崇祯皇帝的那一次整肃之后，早就不是铁板一块了。
二者，英国公张惟贤年事已高，而且缠绵病榻已久，眼看着已是时日无多了。
这个时候不仅其他勋贵世家不看好跟着他对抗皇帝的前景，就是他自己也不愿生出什么是非来。
牛聚明、李孟辰等人的上书，一送进军机处，作为军机大臣之一而且一直心忧此事的英国公张惟贤，很快就看到了。
自打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张惟贤一直都是皇帝身边的重臣，因此很清楚牛聚明和李孟辰的角色。
这两个人可都是皇帝钦命安插在兵部的体己人啊！
若是没有皇帝的授意，这样的大事，一个职方司郎中，一个兵科给事中又如何敢于冒冒失失发声！？
与此同时，作为军机大臣的张惟贤，也知道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返回京畿驻扎的消息。
再联想到数日前马世龙、王辅两人入宫觐见之后的一番表现，英国公张惟贤知道自己抗拒不了。
所以，在这一次建极殿望日朝会之上，英国公张惟贤只是静静地听着兵部的侍郎们、都察院的都御史们，一个个慷慨激昂地陈说着革新兵制的理由，终究还是默默无言。
京师世袭勋贵之中，那些在京营和五军都督府之中担任着各种世袭职务，有资格参加朝议的一干人等，宣城伯卫时泰、惠安伯张庆臻、新建伯王先通，以及宁远伯李尊祖，清平伯吴尊周，广宁伯刘嗣恩，彰武伯杨崇猷等人，一个个看着英国公张惟贤不出头，也都无话可说。
这些如今位在五军都督府高位之上的世爵勋贵，几乎清一色地，都是眼前这个崇祯皇帝亲自提拔起来推上去的人物。
当初，崇祯皇帝清洗了以成国公朱纯臣、抚宁侯朱国弼、襄城伯李国祯等等上一批控制着京营、盘踞在五军都督府里面的勋贵之后，将他们提拔上来，安插在现在位置上。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上面对流贼进城和满清入关的时候，表现出了他们对于明室该有的忠诚。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靠边站的勋贵，在五军都督府和各地都司卫所之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
说到底，就是为了这一天。
如今这一天到来了，崇祯皇帝自然就不需要再藏着掖着了。
五月十五日上午，崇祯皇帝坐在建极殿中央高高的御座之上，一边想着自己的安排有没有漏洞，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兵部左侍郎兼皇明忠义讲武堂祭酒茅元仪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祖宗旧制，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此之世、当此之时，此制尤可行乎？！
“今理藩院所谓西班牙、葡萄牙，即俗称佛朗机者，其国本在泰西之地，与我朝远隔万里，如今却乘兵舰、仗炮利，远渡重洋而来！论其船，不过百条，论其人，不过数千，却能在南洋灭国无数！”
“又有荷兰红毛番者，地近佛朗机，而距我尤远，近闻其国地狭而近海，农作不兴，专事海贸，人口不过百五十万，不足我大明一府之地，而尤能纵横于万里海洋之上！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
“易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此之谓也！”
茅元仪慷慨激昂纵横捭阖地说完这番话，建极殿中一片沉寂，而崇祯皇帝也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更多的时间。
毕竟改不改的问题，只要皇帝下定了决心，其他人就是有意见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时代所谓的国事，说到底，都还是皇帝的家事。
当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后历时多年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大部分的朝臣都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然而到最后还不是一个个在廷杖和重压之下选择了屈服。
而这个兵制改革的事情，与文臣的利益根本不沾边，五军都督府里的那些世袭勋贵们都服软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当茅元仪话音一落，崇祯皇帝扫视殿中，见无人接话，立刻说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茅爱卿此言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