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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都属于前任监军与继任监军之间必须交接好的情况。
对于刘可训这个人，马懋才只是依稀记得，曾在去年京师传来的西南捷报上，以及朝廷关于封赏平定水西之乱有功之臣的邸报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对于这个人，他却并不了解，实不知其为何方神圣何许人也。
不过，对于朝廷的旨意，像马懋才这样进士出身的文官，如今当然是不会轻易提出质疑或者表示反对的了。
他在上任延绥镇监军御史之前，不过是都察院里的一个七品御史罢了。
短短两三年间，只是因为在甘泉峪一带募民屯田，以及开采炼制猛火油的功劳，就连升数级，成为了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的右参政，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恩遇了。
对此，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因此，当李邦华说出了刘可训的名字，并且没有对他做过多解释的情况下，马懋才只是“哦”了一声，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对于如今的京师朝堂，或者说对于如今的崇祯皇帝，马懋才有着一种莫名的信心。
当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以来，短短三年时间，大明朝原本大厦将倾的局面，就为之一变。
京畿之地工矿业焕发生机、勃然兴起的景象，马懋才虽然没有亲见，但也多曾耳闻。
远的且不去说它，单纯说马懋才自身在陕北延安府等地的所见所闻，就已经让他深有体会。
虽然乡村残破、田土抛荒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改观，但是数年之前陕北流民汹涌、饿殍遍地、人争相食的场景，却是看不到了。
这其中，有流贼裹挟大量流民窜晋，最终被官军剿杀的原因，也有大量流民扛不住饥荒而倒毙荒野的原因，但是三边总督府在宁夏等地的招垦令，却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两年多来，在陕北活不下去的百姓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群结队涌向宁夏沿黄地区开荒种地，一方面充实了宁夏片塞外江南，另一方面，也让陕北大地一下子人去地空。
高迎祥等众贼头再次窜回陕北，之所以没有能够像以往那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再次搞出什么声势，就是因为这几年来，陕北原有的人口，大量地流往了他方。
像马懋才这种出身于陕北安塞县地主豪绅之家的进士，当然知道之前陕北流贼遍地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他看来，陕北全部乱象的根由，不过是陕北人多地少兼且连年干旱，粮食欠收，大量穷苦百姓活不下去造成的。
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有限的宜耕土地，高度地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之家，而大量穷苦百姓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耕地。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那么今后即便仍旧是天灾连连，老百姓们总还是能够种出来一点点粗粮，可以用来救命的。
而老百姓但凡还有一条活路，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跟着那些贼头们去造朝廷的反。
马懋才自己在甘泉峪募民开荒屯垦，并且以工代赈，雇佣大量民壮开采炼制猛火油的经验，也使得他进一步认清了这个道理。
土地，只要有了足够多的土地，流民的问题，流贼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而三边总督府的招垦令，以及如今朝廷收复河套，占领漠南所得的大量土地，则为解决秦、晋、鲁、豫、北直等地的流民问题，提供了一个百年不遇的良机。
正是这一点，让马懋才觉得，多年以来大明朝眼看着大厦将倾的崩坏局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扭转。
而这个局面的扭转，正是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才一步一个脚印地得以实现的。
包括当初因为一封奏疏而对自己的提拔重用，以及随后对甘泉峪屯垦及猛火油开采的一系列密旨指点，都让马懋才对当今的皇帝陛下充满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也正因此，对于皇帝陛下的决定，马懋才唯有坦然接受而已。
不过，此时的刘可训，距离北上河中，与马懋才办理交接，然后正式上任河中镇监军御史，还远着呢。
虽然刘可训在平定水西之乱中担任川军邓玘所部的监军，立下了一定的功劳，但因为历史的改变，邓玘所部并没有像原本历史上那样立下赫赫之功，而作为该部监军的他，自然也没有如同历史上那样赫赫有名。
在平定西南战后的论功行赏之中，云贵总督朱燮元、南京兵部尚书武之望，一直在盛推刘可训等人。
但直到如今，刘可训仍在川东监军佥事的任上，负责着水西地区平定之后的设府设县、移民善后等事务。
这一次，朝廷恢复乐河套之地，设立河中巡抚一职的同时，也设立了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因此一下子多出了不少高位。
于是，早已成为吏部优先叙用人选的刘可训，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升迁机会，被崇祯皇帝一道圣旨，从川东道监军佥事的位置上，提拔到了河中监军御史的职位。
刘可训这个人在原本的历史上，对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立下了大功，但是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沉沦下僚，始终没有得到重用，这与他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并非进士出身。
他只有一个举人的功名。
这在党争问题突出的明末，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不是进士，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座师，同时也就没有守望相助的同年。
这也意味着，他根本没有拉帮结派，从而依靠同党或者团体力量一路获得升迁的本钱。
对于举人出身的刘可训来说，这一次由监军佥事的位置上升任一个重要边镇的监军御史，当然是一个鱼跃龙门的突破。
崇祯皇帝看中他，固然是因为他在其监军佥事的任上表现不俗，立下了功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看中了他举人出身，眼下在朝中无党的这个特点。
出于同样的理由，与刘可训同时得到提拔重用的西南平乱功臣，还有担任四川监军副使多年，在朝廷平定西南之乱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小功劳的李仙品。
原本历史上，李仙品在西南平定之后，很快就升任偏沅巡抚了。
不过这一世，同样因为朱燮元亲自率军从贵阳方向一路强攻水西的原因，李仙品没有得到历史上那样大展身手的机会，不过督率川军在西南征战多年，功劳还是很多的。
这一回，当然也一并被提拔到了西北新辟的河中任职。
与刘可训担任河中监军御史不同的是，李仙品这个万历二十三年及第的老进士，直接被提升为河中承宣布政使司的首任布政使。
为了河中巡抚之下的三司遴选到合适胜任的人选，以便尽快地将河中之地真正纳入到大明朝的版图之中来，崇祯皇帝也的确是绞尽脑汁。
除了让陕西人李仙品担任河中布政使之外，崇祯皇帝还让一直在延绥巡抚麾下担任延绥参政的陈奇瑜，升任河中首任提刑按察使。
而且还让原延绥镇主管边军卫所的副总兵李昌龄，转任河中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带着以前延绥镇榆林卫等沿边卫所的破落军户们，一同北迁河中，然后划片分区、授田安置，重建东胜卫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
第七九四章 共同利益（）
按期如数发放的粮饷，固然能够保证边镇将士的服从，但是唯有钦赐的土地，充足的土地，才能够将这些边军将士的利益，与大明朝的利益，乃至是前途命运，紧紧地捆绑到一起去。
特别是在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最大财富的明末，唯有将通过战争得来的土地，大批量地无偿赏赐给边镇军中作战有功的将士们，才有可能换来他们死心塌地的效忠与追随。
一个上位者，一旦脱离了对部属利益的考虑而奢谈部属的忠诚，要么就是他傻，要么就是他以为他的部属是傻子。
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样的上位者都注定了无法长久。
一旦这样的忠诚，到了需要接受生死考验的时候，那么首先倒霉的一定是这样的上位者。
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对于这样的道理当然看得清清楚楚。
在他看来，唯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团结或者忠诚，才是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忠诚。
如果官军将士，可以通过战争，通过立下军功，获得世爵世禄，或者丰厚的赏赐，以及大量的土地，那么文贵武贱的局面就会慢慢改变，而武将或者军人阶层在大明朝的地位，也就会自然水涨船高起来。
并且从此之后，就会自发地成为皇家利益的积极维护者。
与此同时，一旦将战争与军人的利益紧密地连接起来，那么大明官军的战争意志，也会逐渐逐渐被激发出来。
而这个局面，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希望的最终能够看到的一个局面。
所以，当李邦华一边传令甘肃、宁夏、延绥等三边之地边军守将，开放长城一线关口，允许甚至是号召三边之地的汉民出关圈地开荒，一边将他们这些西北的封疆大吏们在花马池三边总督府议定的条陈报送京师，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的时候，崇祯皇帝毫不犹豫地就批准同意了。
西北三边之地，汉、回、羌、蒙、藏等等多民族杂处在一起，允许木速蛮之乱造成的大量汉人难民出关屯垦，一来可以避免西北生出更大的乱子，二来也可以借此机会将一贯安土重迁的汉民转移到关外，将河中、朔方、九原等地实打实地纳入版图。
再者，这样做，既可以收取西北汉民之心，又可以将西北汉民与其他人，特别是白帽木速蛮区分开来，为接下来的平乱战争做好准备。
既然一举三得，那有何乐而不为呢？
在批准了李邦华等人议定的这个开放三边长城各口，允许汉民出关占地垦荒的同时，崇祯皇帝也批准了李邦华等人联名报送上了平乱计划。
只是在剿灭回乱的时机选择上，崇祯皇帝再一次将时间往后推迟了两个月。
李邦华等人呈报的平定洮岷兵变及木速蛮之乱的计划安排，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
从东、南、北三边压迫进攻也好，驱使高迎祥等流贼头子继续西进，然后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也好，都是很好的策略。
不过，如今的崇祯皇帝考虑问题，却不能仅仅局限在平定洮岷之地一隅的回乱之上。
河中巡抚在麾下的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迁转藏地安置的问题若是不能妥善地解决，那么李邦华等人督率大军进剿固原洮岷以及河西地区木速蛮之乱的作战行动，就不能轻易地展开。
崇祯皇帝当时与萨木腾敖斯尔活佛定下的计划与路线，乃是从东胜城到榆林卫，然后从陕北往南，经过关中、汉中，再转而往西，一路到川北松潘地区，最后进入藏区。
这一路山山水水数千里地，四五万鄂尔多斯蒙古人在萨木腾敖斯尔活佛和众喇嘛的带领下，赶着羊群上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即便是有了皇帝的旨意，有了朝廷的公文，还有了朝廷出使藏地的钦差大臣礼部侍郎蒋德璟等人的陪同，甚至还有着刘肇基率领神机营的火枪手们一路护送，这也仍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