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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沈廷扬这个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总办，担任天津兵备道的同时，再兼任天津知府，就是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限，全力以赴招募船工、民夫，照着拆解和恢复“加利恩号”获得的全部式样、尺寸和造法，仿造出同样大小和性能的远洋夹板船来。
不是崇祯皇帝看不上大明朝自己的福船技术，实在是永乐年间的造船技术和大工，保留下来的太少。
如今大明朝各方水师船队之中的福船，不管是大小也好，性能也好，都远逊于永乐、宣德年间的水平。
当然，即便是恢复到了永乐到宣德年间的福船设计建造水平，福船的设计本身也已经不太适合十七世纪的这个时代了。
大明朝的封舟选择福船的样式，看中的是他的高大、威武、气派和华丽，因为大型的福船就像是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堡一样壮观。
这个海上城堡拥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可以承载的军队数量很大，装载的火炮也很多，可以带上大量的补给物资，航行的时间很长，等等。
但是他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它宽大的船身、非流线型的设计，使得它的航速很难快得起来。
虽然都是风帆战船，但是与同样的风力气象条件下，福船的速度可就没法跟荷兰人专门从事远洋航运的夹板船相比了。
第七八一章 孰忠孰奸（）
崇祯皇帝在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决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他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击退建虏进攻之后的收尾问题。
漠南也好，河套也好，以及陈继盛、孔有德等人占领了的豆满江以南和以东的土地也好，打下来了，就要尽快纳入版图，尽快派出文官武将去驻守。
招降纳叛也好，招收移民垦荒也好，总之要尽快将新占领或者说新恢复的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这件事情，皇帝通过眼下的军机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来做，完全不允许内阁、都察院以及六科廊插手或者议论。
崇祯皇帝把它拿到朔日举行的建极殿朝会之上，也只是当众公布一下子，走个过场而已。
在这份当中公布的，一系列总兵和镇守使的安排之中，新晋安远伯曹文诏及其武烈营，被调离了热河堡。
接替曹文诏镇守热河堡乃至蓟镇边外广大领土的人物，是蓟镇总兵官尤世威。
尤世威与马世龙一样，都是孙承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将，这一次带着蓟镇的大军，跟着孙承宗出征塞北，一直都是作为孙承宗的中军使用。
因为蓟镇边军的主力原本都是步兵，所以在往西追击豪格镶黄旗大军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也因此，一直跟在孙承宗身边处理各种繁琐营务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也就没有能够立下显赫的战功。
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让他移镇热河堡，也不是让他去当比一个边镇总兵官职级要低上一级的镇守使。
而是借此机会，正式改蓟州镇为热河镇，让尤世威带着整个蓟镇军队彻底移镇到边外去。
崇祯皇帝也在这一次的安排之中，将人口、耕地和城池数量已经上了一点规模的热河镇守府，撤销掉了镇守府的建制，直接比照内地设立了三司衙门。
新设的热河三司，即是热河承宣布政使司、热河都指挥使司、热河按察使司，自然一切都是按照内地行省的建制来布置了。
尤世威带着蓟州镇的营兵移镇热河堡之后，自是继续担任热河镇的总兵官。
而原本居于其下、受其节制的三屯营总兵官王世钦，则被任命为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一职。
此前已经移镇边外，分得了大量土地的三屯营将士，也由营改卫，仍由原任总兵官王世钦统带。
热河堡、八里罕、宁城堡，以及西到多伦部、北到喀喇沁、东到辽东镇之间，这两年陆续涌向出来的大量军屯、民屯，也统一纳入到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管理之中。
与此同时，那位在朝堂之上劝谏崇祯皇帝不要讲惩处晋商扩大化的吏部右侍郎孙居相，则被外任为新设的热河布政使一职。
布政使虽然品秩很高，但是从京官吏部右侍郎这样的关键岗位，被调到新设的热河布政司，去当一个根本没有多少百姓和民政事务可以管理的布政使，任谁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明升暗降的招法。
不过孙居相本人在朝堂之上当场聆听了对他的这个“升迁”安排之后，但是诚心诚意地领了旨谢了恩。
因为自从在朝堂之上没有沉得住气，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等人当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之后，他的心里就始终忐忑不安，担心什么时候，崇祯皇帝会找个什么借口罢免了自己。
毕竟他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被皇帝所采纳，而且事情的发展远比他当初预料的还要严重。
虽然蒲州张氏和王氏多数人保住了性命，但其他四十多人被判处凌迟，而一百多人被判处绞立决，还是让他的心中大为后怕。
若是崇祯皇帝或者说只是锦衣卫想要收拾他，那么同样是农商出身的老孙家，只需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屈打成招，就会被狠狠地牵连进去。
万幸皇帝不愿意在朝中看见党争，不愿意将西党这个罪名坐实，否则的话，以贾继春、王国兴等人之间的“勾结”，老孙家很可能就在皇帝的一年之间就万劫不复了。
因此，自从那次朝议之上与贾继春撕破脸之后，孙居相的心中留一直不平静。
如今亲耳听到皇帝对自己的“处罚”公布于众，而这个处罚还是一个相对体面的“处罚”，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与次相应的是，在平定西南战事之中立下了功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川东兵备徐如珂，则在这一次报请人事安排的时候，被兵部和吏部一起推荐了上来。
在水西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徐如珂、李仙品、刘可训这几个四川云贵军队的兵备道和监军副使们，就被朱燮元以及继任的南京兵部尚书武之望推荐了上来。
但是随后不久，北方战事紧张，皇帝和朝廷封赏了西南几个领兵大将之外，对于这几个督军参战文官的重新任用，始终没有提上日程。
这一次，自然被京师的兵部和吏部重新提了出来。
于是，徐如珂因为搭档定彝伯侯良柱立下了平定水西之乱的功劳，由川东兵备直接调任新设的热河按察使司的首任提刑按察使。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新设的热河三司之上安排了一个统管军政事务的热河巡抚。
这个热河巡抚的人选，崇祯皇帝十分出人意料地越级提拔了大同知府马士英，让这个在坚守大同之战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大同知府挂了一个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名头，一跃而进入了地方封疆大吏的行列。
后世清修的明史将马士英列入了奸臣传，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却也是传奇的一生。
忠也好，奸也罢，他总还算是一个颇有能力和手腕的人。
满清入关之后，兵临南京城下，马士英的最后选择，虽然可悲，但却并不可耻。
他选择了狼狈逃走，而没有选择坚守，但他逃走之后却没有投降，而是一直转战各地，最后兵败被俘之后面对众多昔日同僚的劝降，马士英选择为大明朝守节尽忠。
因为他始终不肯投降，最后被满清的湖广总督斩首。
至少这一点，比起许多痛骂他为奸臣的东林党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就这一点来说，在明末的历史上，孰忠孰奸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一个人只有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能够让人们看清楚。
也许，这就是所谓盖棺论定的本义吧。
其实，自从得知马士英在大同知府的任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就想提拔他，不过考虑到自己改变了历史，将祖大寿给安排到了大同镇总兵的位置上，让马士英继续留在大同或许能够应付某些不时之需，所以就没有急于调整他的职务。
这一次，林丹汗跑了，进军漠南的建虏军队也溃败而去，原本漠南的大大小小蒙古部落，不愿意投奔大明的，要么跟着林丹汗跑了，要么跟着女真人跑了。
剩下的本地部落，或者往北投奔了漠北蒙古，或者跟着达赖褚虎尔、多尔济达尔罕等人归降了大明。
大同镇作为边镇的地位，其重要性自然跟着下降了。
范复粹功过相抵，原职不动，马士英在大同也没有升职的空间，自然要换个地方提拔了。
第七八二章 四镇守府（）
崇祯皇帝一道圣旨撤销了热河镇守府的建制，不是他对曹文诏有意见，也不是他对镇守府这样的建制不满意。
而是热河镇守府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设置。
在他最初推出这个新的建制的时候，就是出于一个临时性的目的，一旦汉人移民的人口，及其开荒屯田的面积，增加到了一定数量，他就要撤销这个建制，然后将其所辖的土地真正收归华夏的版图，收归朝廷的手中。
崇祯皇帝当然不会怀疑曹文诏及其所部武烈营的忠诚，但是朝廷制度的设计，却不能建立在对某一个人人品的信任之上。
毕竟镇守府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设置，及其镇守使军权与财权合一的制度，长处与短处一样突出。
其长处是，镇守府军政军民合一赋予了镇守使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
这个专断的权力，在远离京师，远离朝堂的边疆地区非常有必要。
但是这个长处，也正是它的短处。
那就是镇守使的权力不受制约，容易发展成为唐朝中后期节度使那样的藩镇军阀。
不是崇祯皇帝对曹文诏的人品不信任，而是蓟镇边外热河堡镇守的这个地方，对于大明京师来说，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一旦拥有专断权力的镇守使不得人，那么这个地方立刻就会成为一个能够直接威胁京师的重大隐患。
而将人口、城堡、军屯、民屯等条件相对成熟的镇守府，改为与内地一样的民政、司法和军事三权分立，然后上面又有一个得力巡抚坐镇的行省，那么这个隐患也就不存在了。
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过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崇祯皇帝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后宫享乐时光，一边默默地在心中盘算着镇守府的设立与改制问题。
该设立的还要继续设立。
而条件相对成熟、该改制的，自然也不能耽搁。
其中，首当其冲的需要改制的镇守府，就是热河镇守府了。
恰好，曹文诏奉命带热河镇守府的主力骑兵西进多伦、归化，随后又跟着李邦华继续西去，前往收复河套。
于是崇祯皇帝就做出了将热河镇守府改制，设立三司并设立热河巡抚的决定。
当然，在封了曹文诏为安远伯的爵位之后，崇祯皇帝虽然免去了其热河镇守使的位置，同时撤销了热河镇守府，但并却没有将曹文诏及其武烈营这把利剑收归鞘中。
也完全没有一丁点儿从此将镇守府这个设置收回的打算，相反，在撤销热河镇守府的同时，崇祯皇帝在对有功武将的安排上，一口气又设立了四个镇守府。
第一个镇守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