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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溥、夏允彝、陈子壮、黄道周、吴伟业等等这些人物一样，都是东林党在崇祯年间比较活跃的新晋人物。
之前，崇祯皇帝曾经借着推行开海通商的机会，以及借着整顿两京勋贵的机会，已经把活跃在南都和江南的那一批东林党大佬，比如什么郑三俊、钱士升、钱象坤、钱谦益、张延登，以及王应熊、王尊德等等人物，将他们罢官的罢官，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
京师朝堂这边的东林人物，也没少收拾，比如说高宏图、惠世扬等人。
但是，北京这边的朝堂之上，尤其是督察院和六科廊之中，仍然有不少东林党的底层骨干在活动，比如六科之中的吏科都给事中张慎言，比如督察院中的这个刘之凤。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想一开始就一刀切，把东林党里的所有人物不分良莠地全部清除。
毕竟其中有不少人物在满清入关之后，还是坚持抗清了的，其中一些人的表现，即使称之为可歌可泣也不为过。
所以，他还是要观察观察，这些后世名列东林党的东林小人物到底如何。
如今看来，在东林党中的一帮子不太出名的人物中，这两个人喜欢空发议论的臭毛病虽然还是没改，但却算是可以改造使用的了。
张慎言也好，刘之凤也好，这两个人都是东林党人物在朝中的骨干分子，但却算得上是表里如一的东林党人物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钱谦益、惠世扬那种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若是太平盛世，这种喜欢犯颜直谏，喜欢给皇帝挑毛病，激扬文字指摘朝政的人，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崇祯皇帝的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在朝中却多多少少是个麻烦制造者。
这样的人，罢官削籍或者干脆杀了，肯定是不行的，你没有理由。
再者，人心和民意还是很重要的。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虽然不太在乎名声，但是也不想把自己真的变成人人叫骂的昏君。
与此同时，这样的人，也不能重用。
因为他们又臭又硬不知变通而且喜欢专门给皇帝找茬挑刺的脾气，也没法重用。
因为要是把他们放到更加重要的位子上，那么党争的问题恐怕马上就会被他们挑起来。
这可不是崇祯皇帝如今想看见的局面。
既然这样，那就只好外放到边鄙之地，去任职锻炼了，这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当然，若是现在的宣大还是过去的宣大，若是现在的漠南还是过去的漠南，他当然不敢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这些并不懂得地方实务的人去管理，谁知道他们去了那些地方会给自己制造多少更大的麻烦呢。
但是现在毕竟不同了，漠南的威胁解除了。
宣府和大同两地如果说还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也就是流贼或者民乱的威胁了。
在如何对待乱民的这个问题之上，即便是最不可救药的东林党分子，也是与朝廷坚定地站在一起的。
所以如今将他们派过去，崇祯皇帝很放心。
而且如今的宣府和大同等地也没有多少复杂的军政民政事务需要铁腕人物坐镇。
现在这些地方的当务之急，是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乃至两淮等地招募流民，办理屯田事务。
而这些安民抚民的事务，正是这些天天把生民百姓挂在嘴上的东林党人哭着喊着要朝廷去做的。
如今交到了他们的手上，让他们亲自去做，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去做，不把它做好？
做好了是他们的本分，一旦做不好，岂不是说明他们之前说得头头是道的治国理政的言论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崇祯皇帝也想把如今仍在朝中的东林党大佬撵出去，比如钱龙锡、刘鸿训、刘宗周、何如宠等人。
但是这些人如今都是名满天下的正人君子，在没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之下，你把他们撵出去，又能把他们放到地方上的哪里去？
督抚也好，布政使、按察使也好，这么重要的位置，也不能给他们。
那么不给个位置，单纯就是一句话免官或者让他们致仕，这么干也不合规矩啊？
所以，如今这个崇祯皇帝也很难，不是想干的事情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干。
只有在维持朝局基本平稳的前提下，他才能步步为营地去推进他想做的所有事情。
比如礼部侍郎何如宠这个东林党的人物，这一次就被崇祯皇帝接着册封琉球国王的名义打发到琉球去了。
原本册封个琉球国王，并不需要大明朝廷派出去一个礼部的侍郎前往，实际上一个内阁的中书舍人或者六科的一个给事中，就可以充当册封的使者。
但是崇祯皇帝把这个规格给提高了，一方面要让如今朝中的高层之中有人了解一些海外的情况下，另一方也是先把朝中的东林党势力进一步稀释一下。
包括之前被派到了朝鲜并且从此之后常驻朝鲜传播儒学的张溥等人，同样是崇祯皇帝基于这个考虑而做出的决定。
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垃圾，所谓的垃圾，其实都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张溥这个人儒学造诣深厚，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特别能忽悠。
崇祯年间，东林党人推动的很多朝野活动，都是这个张溥牵头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如今他被崇祯皇帝作为大明的常驻使节派到了朝鲜，也只是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就在朝鲜仿照当年无锡东林书院的办法，建立了一所与当年的东林几乎一模一样的复林书院。
原本大明朝这边交给他这个驻朝使节的实际政务也不多，而他对这些政务的理解也很简单，那就是监视朝鲜国政，同时教化朝鲜士子或者说淳化朝鲜风俗。
于是乎，放开了手脚的大明驻朝使节张溥，带着从南直隶邀请而来的同窗好友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的一批大明举子和东林党干将，在复林书院之中聚众讲学，搞得是不亦乐乎。
一方面凭借着他大明崇祯元年恩科探花的名头，一方面也是凭借着他扎实的理学造诣，很快就声名鹊起，弟子三千都不止，俨然已经是朝鲜国中自退溪先生李滉之后的新一代儒学宗师了。
这一次，朝鲜国的朝贺使节绫原大君李俌和副使尹暄前来大明京师觐见崇祯皇帝的时候，自然是将张溥等人的功德好一顿夸奖和感恩。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也很高兴。
张溥这等人留在大明的境内是个不大不小的“祸害”，或者说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是放到了朝鲜，去给朝鲜人灌输程朱理学，却是用对了地方。
不光是朝鲜人很欢迎，而且张溥自己也有了用武之地，也很满意，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当然，张溥到了朝鲜之后，也曾一再从朝鲜给皇帝写来奏疏，一边报告朝鲜的情况，一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朝鲜士子请命，请求崇祯皇帝恩准朝鲜士子，能够参加大明朝的科举。
这一次绫原大君李俌和副使尹暄入朝朝贺，又一次随同带来大明驻朝使节张溥的上皇帝疏，请求在即将到来的崇祯三年秋的乡试和崇祯四年春的会试之中，允许朝鲜的士子参加。
绫原大君李俌和尹暄态度暧昧，只是转递了奏疏，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当然是同意的，眼下不过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批转给了内阁和礼部研判处理，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因为他知道，若是身在朝鲜的张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那么他就一定会联络在朝中的东林党人上书推进或者促成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在崇祯皇帝看来，等着就好了。
而这就是将张溥这个崇祯年间东林党的头号干将给弄到朝鲜去的一个成果。
且说，崇祯皇帝将朝中几个总是出风头的几个东林分子，安排到了新设的直隶州任职的同时，也决定将原属大同府的直隶州朔州，升格为朔州府，将平虏卫等卫改为县，与其它原有的几个县，一并纳入朔州府管辖。
至于这个升格的朔州府的知府，崇祯皇帝选定了此次在宣大此战之中坚守蔚州、击退莽古尔泰正蓝旗大军攻城的蔚州知州朱之冯。
对于其它的州县官安排，崇祯皇帝接受了吏部和内阁的推荐人选。
因为按照明朝沿袭已久的惯例，四品以下官员的任免，基本上都是由吏部说了算的，报到皇帝这里，基本上是走个过场，如果皇帝插手得太多了，反而容易引起非议。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从继位以来，已经破坏了很多规矩了，尤其喜欢打着祖制的旗号破坏祖制，其实早就不怎么在乎朝野的什么非议了。
但是，细究起来不难发现，这其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有些陈规陋俗，无论如何也要破除，而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能遵守他还是会遵守的。
第七六七章 河套消息（）
从居庸关回到京师紫禁城中以后，崇祯皇帝就想着要召集朝中的重臣，商议一下这一次大战获胜之后对于那些有功文武官员的封赏问题。
然而最终，却因为年终岁尾朝廷之上的各种事情推来拖去，直到转过年来，时间已经进入了二月份，封赏的问题，还是没有敲定。
金钱上的封赏，过年期间，就已经陆续发放下去了。
如今有了京师户部、南京户部和洛阳户部分司的三处隶属宝源总局的铸币总厂，以及位于京师的皇明经世银行总行和南京、太原的皇明经世银行分行，作为犒赏的那一笔崇祯银圆的起运和分送问题，已经不再是困扰朝廷上下的严峻问题了。
南方也好，西北也好，或者辽东方向的军队也好，朝廷赏赐金银或者分发军饷的旨意一下，最多不过两个月之内，分驻在天下各地的驻军监军御史或者监军副使们，就都能够拿到朝廷的赏银或者军饷了。
如今他们拿到手中，大多都是银圆票，只有那些异常偏僻地区的驻军，才会直接给他们分发银圆或者粮食。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
一来，金银本身的转运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比较久，而携带经世银行发行的银圆票却要方便快捷的多了。
这样做，不仅对朝廷有利，对各镇监军御史有利，而且对各镇军中的将士本人也有利。
二来，朝廷这边只要圣旨明确将这次大战缴获的那些金银，交给经世银行代发，那么户部与经世银行收到圣旨，就可以先行将银圆票或者实打实的崇祯银圆发放给各镇边军，不需要等到那些金银真正运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处，无法一一细说。
当然，这一次大战结束之后，金银钱财上的犒赏只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军功封赏问题。
特别是已经似乎形成了习惯性的关注点的军功封爵问题，朝廷上下都很关注，但是始终没有拿出方案。
不是崇祯皇帝不着急，也不是身在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这一场大战的收尾之战，如今还没有最后落下帷幕。
两个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都还在远离京师的地方率军征战。
一个率领各部大军在乌兰哈达等着埋伏返回辽东的建虏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