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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应里知道大明朝如此外强中干之后,聚集了大批象兵,然后在岳凤的引领之下,领着缅甸军队进攻大明,占领缅北原属大明和云南的许多地方。
当然,最后这个岳凤也没落好下场,他和他的儿子都在第二年缅军兵败撤退之后,被刘綎斩首。
这是万历年间岳凤引领缅军北伐大明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
如果不是这一次杀胡口的晋商通敌问题,被杀胡口内逃出来的姜镶揭开,那么如今的大明朝,除了现在这位崇祯皇帝之外,恐怕也没有多少会在意,或者说会把这个问题看得有多严重。
崇祯皇帝虽然已经着人在近卫军中,在边军之中,在讲武堂、南北国子监中,安排所有人背诵牢记太祖高皇帝的奉天北伐讨元檄文(即《谕中原檄》),并安排翰林院的检讨编修们,加紧编纂注释历朝历代华夷之辩的警句名言,然后辑录成册发放,以供各地私塾县学府学使用,但是迄今为止,华夷之防或者华夷之辩的思想,仍然没能普及开来。
也因此,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能认识到汉奸的危害。
不过,对于阎应元这样的人来说,在讲武堂的学习之中,特别是在御前侍从武官处的时候,与崇祯皇帝的接触之中,已经具有了朴素的民族观念。
他知道不管是蒙古也好,或者是女真也好,一旦进入中国,那就要以夷变夏了,按照当今皇帝的说法,这可不仅仅是意味着亡国,而且还意味着亡天下了!
就在阎应元领着南城兵马司的人员辛苦地维持着菜市街秩序的同一个时间,宁完我、范永斗、王登库以下四十二个被判处凌迟处死的汉奸,被一个个绑在了树立着的原木柱子之上。
另有范毓栋、范毓馨等一百二十三人,也被刑部大牢的班军衙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押送到了高台之上,在他们的脖子里套好了绞索,然后扯下蒙在他们头上的黑布。
其中有些人,比如范永斗的几个孙子,都还是小孩子。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听完了三法司人员宣读的这些人的罪行,台下的老百姓看客们,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
虽然有些妇人捂上了自己孩子的眼睛,但是却有更多的人,将手中的石头和杂物,投向了这些据说甘作建虏的内应,勾结建虏大军来攻京师的汉奸们。
人群喧嚣着,吵闹着,喝骂着,仿佛是在公审这些从内部揪出来的公敌。
就在这种喧嚣之中,被判了绞立决的一百二十三人,一个接一个,在刑部衙役的用力下拉之下,被套在脖子上的绞索高高地吊了起来,哭喊着,挣扎着,最后伸直了双腿,在凛冽的寒风中随风飘荡。
宁完我在被带到这处刑场之前早已被锦衣卫折磨得半死不活、神志不清了,此时听见了周遭人山人海中传出来的欢呼和尖叫,努力地睁开还能睁开的左眼,嘴巴上往外不由自主地流淌这脓血,看了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似乎无动于衷。
而范永斗亲眼看着自己的几个年幼的孙子,像被吊死一条狗一样,被吊死在绞刑架上,奴睁着双眼,声嘶力竭地哭嚎着,早已没有了眼泪的三角眼,快要哭出了血。
然而等待他的,以及等他的兄长范永奎、儿子范三拔等人的,则是历时长达三日的千刀万剐。
第七六五章 几个人物()
发生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的行刑场面,在多年之后依然是京师百姓的一项谈资。
不过这一件被京师百姓们津津乐道多年的“盛事”,崇祯皇帝本人却并没有再多去关注。
就在为范永斗等人量身定做地明确了汉奸罪的罪名与刑罚之后,当天下午的文华殿小朝会上,崇祯皇帝与内阁阁臣和吏部尚书商量着,将一段时间内需要作出的一系列人事任免问题,一起定了下来。
身为蒲州张氏,即张四维家族一员的绥德州知州张辇,当然不能继续留任了。
毕竟,蒲州张家如今的主事之人张毂不仅被锦衣卫砍了头,而且还剥了皮。
其他的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幼又都被一股脑儿地充军瀛洲镇守府,所有的家产也被抄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蒲州张家出身的张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了。
虽然他在当初抵抗流贼,保卫绥德州城的时候,立下过功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可不会为了这个原因就给自己的将来埋下什么后患。
于是,张辇被免官削籍,也就是剥夺进士出身以及朝廷的官身和功名,与其蒲州的族人一起被充军瀛洲,编管安置。
至于到了瀛洲之后能干什么,会不会被瀛洲镇守使起用,或者就此沉沦埋没,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绥德州的知州位置,崇祯皇帝提名了那个上书言事,指教皇帝遵守朝贡接见礼节的礼科给事中邱瑜。
对于这一点,内阁首辅李国镨只与内阁辅臣兼礼部尚书的徐光启相互对视了一眼,很快就表示了支持。
邱瑜的上书言事,是不是两位阁臣其中一个的授意,崇祯皇帝也不想去深究。
至于礼部尚书成基命则是无可无不可,知州这样的层次虽然是吏部的权限,但是皇帝提名任命,吏部却也没有反驳的余地。
更何况,这其中还包含着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博弈。
作为其中一方的内阁都点头了,他这个并无瓜葛的吏部尚书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这是一个误会。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还没有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到这么程度,让这个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外任绥德州的知州,至少从品级上来说不是贬官,而是升官。
虽然邱瑜因为一点小事,上书批评了皇帝,但崇祯皇帝看中的正是这个人的原则性。
这样的人放到陕北绥德那个没有文官乐意去的地方锻炼上几年,或许就是一个可用之材。
明朝时候的一些情况,与后世的时候也差不多。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喜欢进京当京官,也就是到大明朝廷的各部院寺府监等皇帝直属的机构任职。
其次,就是江南,再其次是北直隶,再其次是中原,然后是湖广,最后是西南。
至于西北和山海关外,那都是当时明朝官员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远离中枢就不说了,最紧要的是关外和西北这两处地方,一个与建虏接壤,一个与蒙古接壤,都是边患比较严重的地方。
特别是明朝万历以来,文武百官都将这两个地方视为危途,千方百计都要避免到这两个地方任职。
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大臣和官员,死在了西北和东北的边患问题之上。
正因为如此,陕北许多县城北流贼破城洗劫之后,县官被杀,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到现在为止,一些朝廷新任命的知县和县府佐贰官,也仍然没有全部到任。
路途遥远、地方不靖,当然是一个理由。
然而不愿意去,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但却不能说出口的根本原因。
同样也是为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原因,当崇祯皇帝将这位前不久刚刚上书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给安排到了绥德州知州的任上之后,虽然他根本不是报复,但却被许多官员认为是一种报复措施。
至于各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御史的缺员问题,吏部上报了一些补充的人选,但崇祯皇帝都压着没有任命。
如今这个时候,可不是壮大督察院和六科廊的时候。
这些明代的纪检监察机构,往往都是清流文官的大本营。
这些人高居庙堂之上,不通实际政务却喜欢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什么都要插上一嘴。
按照明初的制度设计,这些官小权大的职位,都应该是皇帝用来制约朝中大臣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明朝后期之后,却逐渐沦为了各方党争的工具。
这些人的存在,就渐渐变成了专门找茬挑刺的。
和平盛世的时代,这些人的存在是必须的。
但是到了如今这个明末乱世的时候,让督察院和六科廊齐编满员一群人整天没事干专门找茬挑刺,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呢么!
而崇祯皇帝压下了吏部关于增补督察院和六科廊的奏章之后,不管是内阁还是六部的其他尚书们,也都冷眼旁观。
对他们来说,六科的存在就是专门针对他们而设计的,缺员不增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继位,六科廊的权力不仅被一再剥夺和限制,而且缺编缺员的情况也得不到有效的补充,曾经一度可以左右朝局的言官们,地位也是每况愈下。
除了张辇的免官削籍,邱瑜的顶缺外任,以及皇帝再次推迟督察院和六科御史言官的增补,连着几天来,崇祯皇帝与内阁和吏部官员们,相继定下了一系列官员增补任免的事宜。
宣府、大同所属的府、州、县许多都被建虏攻克,大量官员被杀,到了这个时候,自然需要重新任命一批。
吏部与新任的宣大总督杨鹤以及大同巡抚范复粹、宣府巡抚李养冲沟通之后,也向内阁和皇帝呈送了有关官员任免的奏报。
就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范永斗等人被凌迟处死的同一个时间,崇祯皇帝与一众大臣,在文华殿里定下了一部分急缺文官的任免。
比如,合并大同右卫与玉林卫为大同巡抚直隶的右玉州,任命吏科都给事中张慎言为新右玉直隶州的首任知州。
吏科都给事中虽然权力不小,但却只是七品,如今虽然是外任,但是一个直隶州的知州,品级却比七品高多了。
但是在场的诸位内阁和吏部重臣,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明升暗降。
因为一个边地直隶州的知州,又怎么能比得上吏科的都给事中呢?
不过此事涉张慎言本人,而他又是吏科的都给事中,所以只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法参与讨论。
如此一来,吏部秉承皇帝的意图作出的调整安排,就没有了什么障碍。
同时,大同右卫麻家的世袭右卫指挥使职务,则改为文官同知,由右卫麻家幸存下来的麻昆担任右玉同知。
玉林卫的指挥使、指挥同知,则同时改任右玉州的同知和通判等职务。
此外,根据皇帝事前的指示,吏部上报的方案之中,也将大同左卫与原属山西行都司的云川卫,合并为左云直隶州。
其实,这也是后世山西右玉和左云的由来。
如今,不过是被崇祯皇帝提前了数十年罢了。
大同左卫和云川卫合并之后的安排,就更简单了,因为两卫此前都被莽古尔泰率领的正蓝旗攻克并屠城,世袭的卫所官员多数被杀,小部分逃散无踪,也给如今的朝廷省去了安置的麻烦。
对于这个新并的左云知州人选,崇祯皇帝一笔划掉了吏部的推荐,亲自朱笔写下了督察院河南道御史刘之凤的名字。
第七六六章 东林问题()
不管是邱瑜、张慎言也好,还是这个刘之凤也好,都是登第入仕较早的人物。
与张溥、夏允彝、陈子壮、黄道周、吴伟业等等这些人物一样,都是东林党在崇祯年间比较活跃的新晋人物。
之前,崇祯皇帝曾经借着推行开海通商的机会,以及借着整顿两京勋贵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