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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作诏狱，也是锦衣卫最为拿手最为习惯的处理办法。
不过后来一想，这样做，未免太简单太草率了点。
虽然这些卖国的商人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于满朝文官武将，以及对朝野上下的商民百姓，却是起不到多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
要想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大，而且是搞得足够大，大广为人知。
只有人人皆知这些人通敌卖国的罪行，今后九边各口的商民百姓，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商民百姓，才会真正意识到通虏资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说是杀鸡骇猴也好，说是杀猴骇鸡也行，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教育后人。
也因此，就在崇祯皇帝接到王国兴密报的当日下午，崇祯皇帝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陪同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一方面，崇祯皇帝让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正式向参加这次乾清宫御前会议的这几个重臣，通报了范永斗等杀胡口山西商会各大东主甘作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内情。
同时，也简要通报了宣大沿边各口晋商多年来通虏资敌的一些恶劣情况。
另一方面，由崇祯皇帝亲自拍板决定，将东厂在宣府、大同等地抓捕下狱的通虏资敌晋商分子，以及锦衣卫在山西各地抓捕的通虏晋商，还有锦衣卫和东厂拿到的各种账簿、商路图和犯人签字画押的供状等等人犯和罪证，正式移交给三法司择日公审。
崇祯皇帝对众人说道：“皇祖万历以来，朝廷准许塞外鞑靼蒙古俺达汗部与大明封贡互市，因着王崇古久任宣大总督的机缘，晋地商民百姓蜂拥而至，几乎垄断宣府、大同等地边贸。当年大明与蒙古通商和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
“只是俺达之后，塞北风云多变，与我多为敌而非友，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与虏贸易。
“自来边关贫瘠，物产不奉，商旅之人逐利而行，也属人之常情。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但却利存关内，也算造福一方之民，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
“然则，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欲壑难填，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而且还胆大包天，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
“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粮粟、布匹等紧要物资，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亦卖力输入。
“此八家如此作为，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通虏资敌，莫此为甚！”
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原本白皙的脸上，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
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
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胡作非为”有多少议论，一概保持沉默。
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对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
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还不是恶政么？
在他们看来，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可以去抢晋商，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
也因此，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劫掠民财，伤天害理，祸乱地方。
不过，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
比如督察院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等人。
李标也好，乔允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当年东林党的同路人，算得上是朝中清流文官们比较认可的高官了。
而刘宗周更是当年东林党人之中较早被贬斥的人物。
这些人在崇祯皇帝即为之后很快被推荐起用，也让当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得了很多的好评。
若是搁在平常时候，他们是一定会出面劝谏皇帝不要这么做的。
但是这两三年来，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如今的朝局，也看清了如今这个皇帝的性子。
这个皇帝要做的事情，他们挡不住，为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晋商强出头，只会引火烧烧身，甚至是让自己丢官罢职。
所以，他们虽然对锦衣卫、东厂的做法不满，对皇帝借着杀胡口晋商通敌这个名头，将抓捕晋商的行动扩大化的做法不满，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皇帝。
一方面，杀胡口晋商范氏、王氏等人通敌的事情，目前已经是证据确凿。
另一方面，这些晋商当年走私边外，与北虏、建虏通商贸易的往事，也的确早有各种传闻。
那些晋商豪门的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门路，也有他们自己在朝中的关系。
现在这些晋商东窗事发，出了事情，若是需要有人出面，也该是他们供奉的那些人物出面。
总而言之，这些人跟出身江南的东林党人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干嘛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为这些老西出头？
也因此，即便是如今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朝野，被誉为崇祯朝第一炮筒的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难得地保持了沉默。
刘宗周当然对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充满了敌意，一有机会就要劝谏崇祯皇帝消减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
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刘宗周，也对见利忘义的商人充满了成见。
尤其是当他听闻，杀胡口的晋商竟然勾结建虏甘作内应，使得建虏入关，肆虐宣大，无数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他对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更是充满愤怒。
刘宗周的理想，与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儒家宗师级人物一样，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搁在刘宗周的身上，就是要辅佐大明皇帝，将大明朝建成一个王道乐土、大同世界。
在他的王道乐土之中，皇帝贤明，百姓淳朴，四海安澜，天下太平，圣天子安坐宫中即可，自有士大夫治理天下。
总之，没有商人和武人的位置，有的只是诗书礼乐耕读传家。
也因此，对于孜孜以求以追逐商贸利益为能事的秦晋边地商人，刘宗周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对皇帝让锦衣卫和东厂绕过各地官府而直接抓人有点意见之外，对于被抓的对象，他却并不在乎。
因此，等到这一次，崇祯皇帝将他们召进宫中，将锦衣卫和东厂经办的这个晋商通虏资敌或者说通敌叛国的案件，移交给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公审，这几个人当然没有意见。
之前这些人对于崇祯皇帝将这个案子交给锦衣卫、东厂来办而产生的那些腹诽和抵触，也随即烟消云散了。
此时听了皇帝话，人人都是点头领旨。
而崇祯皇帝为了让他们从重从快处理，又接着对他们说了一番话。
崇祯皇帝说道：“天下四民，士农工商，在朕这里从来不分先后，一视同仁！
“今日治罪宣大山西等地之十四家晋商，非为其人行商边外、唯利是图，实因其众通敌叛国、谋危华夏也！”
第七六零章 会审定罪（）
崇祯三年二月初三日，刚刚开衙办公的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分别收到了来自内阁起草的圣旨。
崇祯皇帝在明发三法司的圣旨之中，正式将锦衣卫和东厂之前一直根据按照诏狱承办的晋商通虏资敌案，移交给朝廷的司法衙门。
原本暗流涌动的朝野舆情，也因此平息了下来。
山西巡抚张晓及一众山西官员的目光，以及京师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的目光，也全都一下子从锦衣卫和东厂的身上，转移和聚焦到了刑部等三法司的身上。
杀胡口、张家口等地晋商通敌卖国的事情，也随着这个案件正式进入朝廷的司法程序，而受到了京师朝堂乃至朝野上下的关注。
崇祯三年二月十二日上午，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带着大批锦衣卫人马，押解着范永斗、王登库等晋商通敌案的主犯并从犯一百二十七人，抵达了京师。
当日傍晚，根据崇祯皇帝此前的旨意，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和东厂督公方正化的主持下，王国兴将这些人犯，与先期被押送京师东厂狱中的卖国晋商主犯从犯王大宇、靳良玉、梁嘉宾、田生兰等六十一人，一并移交到了刑部大牢之中。
只有宁完我这个重要的人证，仍然控制在锦衣卫的手中，被从太原城一同带到京师之后，就关押在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大狱之中，继续拷问锦衣卫想知道的以及宁完我所知道的一切。
崇祯皇帝既然没有明确提起将宁完我交给三法司，那么王国兴等人也很乐意继续掌握着这个重要的人犯。
毕竟范永斗等人的众多罪证，都是宁完我提供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锦衣卫将宁完我控制在了手中，所以范永斗等人才在被移交给锦衣卫的那一刻，就崩溃认罪了。
若是一起都交给了三法司，而范永斗等人临时又翻供，到时候锦衣卫可就难堪了。
毕竟三法司之中的那些官员，不管是刑部的、督察院的，还是大理寺刘宗周带出来的，对锦衣卫和东厂可都不怎么友好。
还好，这一次由于锦衣卫和东厂的前期工作做得极其的“充分”，移交犯人的时候，也珍而重之地移交了前期侦办审讯所得的一应证据。
各种账簿、口供一应俱全，包括当初范永奎、范三拔接受建虏伪官的官凭、令牌都被搜查了出来，一并移交给了三法司。
甚至连范永斗等主犯从犯签字画押之后的认罪书，也都一个不落，可以说，所有的证据链条都十分的“完美”。
这样一来，明知道皇帝什么心思的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就乐得轻松省事了。
只在刑部衙门的大堂之上，将锦衣卫和东厂押解送来的所有人犯，匆匆过堂了一遍之后，就依据锦衣卫侦办的结论定了案：
范永斗、王登库等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东主八人，为主犯，坐通虏事敌之罪，判斩立决。
范永奎、范三拔等晋商八大家东主从商子弟三十三人，为共犯，同坐通虏事敌之罪，判绞立决。
蒲州张氏、王氏等未在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之列的六家东主及掌柜二十四人，以及范永斗等晋商八大家直系三代男丁共一百二十三人，皆为从犯，坐从通虏事敌之罪，判斩监候。
此外，此次罪涉通虏事敌而被逮之宣大山西商人十四家，主犯三族及上下三代之亲属女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