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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说吃饭，那肯定是够了。
就算一个知县全家老少九口人，人人都是饭桶，那么一人一个月一百斤大米，一个人一天可以吃三斤三两大米，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的是，人生不光是吃米啊！
一个知县的人生，就更不是光吃大米这么简单了。
首先，他要自行聘任一帮子师爷帮佣，这个钱朝廷是不给出的，全都要从知县本人的俸禄里来出。
头脑灵活一点的，擅长吃拿卡要的，习惯贪污受贿的，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像海瑞这样的，那就麻烦大了，扣除了这部分支出之后，他连家人的温饱都成问题了。
其次，一日三餐不能光吃米吧，他得吃菜吧，还得偶尔吃点肉，给父母或者孩子补充的营养吧，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也不能少啊！
这个花销，自然也全都已经包含在了明太祖朱元璋给知县们定下的这个七石五斗的月俸之中了。
再者，一个文官总需要点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类的吧。
这个东西，按理说，可以从自己当值的官府之中索取占用，这个完全取决于一个官员的个人操守。
最后，一个文官你总得有些官场上的或者文坛中的人情往来、应酬交际之类的活动吧。
逢年过节，你得给上官或者同僚礼尚往来表示一下吧。
这也是一份开支。
然而所有这一切，按照大明官署制度，都要从他自己的七石五斗的月俸禄之中支出。
如果他是一个清廉如水的七品文官的话，最终必定要过上海瑞当县官时那样的苦逼日子。
即便如此，最最重要的情况，还是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折色的出现。
顾名思义，折色是对本色的一种折中办法。
之所以明代官员的俸禄之中，会出现折色的问题，是因为即便是一个知县每月七石五斗的大米，到了后来也不能保证每个月都能按时如数领取到手。
这个问题在洪武年间的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原因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大明耕地农田的数量，不仅不会增多，而且还因为各种原因在不断减少。
减少的当然不是实际的田亩数，而是交税纳粮的田亩数。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总之朝廷收到的粮食，不仅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多，反而不断地在减少。
与形成反比的是，各级官员的人数，需要支付禄米的人数，却在一直持续不断不断的增加。
尤其是老朱家获得分封的藩王越来越多，他们支取的禄米所占据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应该支付给各级官员的禄米不够了。
不够了怎么办？这就是折色。
折合成银子或者宝钞支付。
这一下，品德高尚、为官清廉的低品级官员们，就更加苦逼了。
宝钞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张印了字的纸而已，朝廷要是不回收，那就是一张废纸，没有多少购买力。
至于银子，明初到明末，海外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两百多年间下降了不知道多少倍。
可是折色的标准，却依旧是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定下的那个俸禄标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个官员要是不贪污受贿，不克扣经手的钱粮，他根本没法保证自己和家人过上一个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体面生活。
于是从此之后，在大明的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官员参与经商盛行，明朝的吏治就这样成了一个不治之症。
对于这个问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想着要去解决的。
因为若是没有一直相对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大明朝迟早还是要完蛋。
而他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想办法，先把各级官员的生活保障问题解决掉，最起码要把相对清廉一点的底层官员的温饱问题解决掉。
第七四零章 普天同庆（）
毕竟，你要让这些官员给你干活办事，首先得让他们之中那些品行高洁的廉官廉吏衣食无忧吧。
要不然的话，你这整个官僚体制不就是在逼着他们贪污受贿吗？
也因此，就要给他们增加俸禄。
上一次涨了折色，这一次要涨本色，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本色一律增加一倍。
不过，增加的本色不是大米，而是其他五谷杂粮，三成土豆，三成番薯，三成玉米。
还有一成可以是五谷杂粮之中的任意一种，由各省不政使司自行决定。
而原来的本色禄米部分保持不变。
崇祯皇帝之所以要这么做，当然并不单纯是为了给官员们涨工资而涨工资，而是这么做本身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一来，这样做可以解决低品级官员的生存问题或者说温饱问题。
毕竟禄米不够，或者说银子不够购买大米，你也可以有冲抵俸禄的土豆番薯吃嘛，肯定饿不死。
二来，随着土豆、番薯这种耐寒耐旱农作物的持续推广，京畿顺天府周边，卢象升的河北巡抚辖区，还有漕运总督袁可立的辖区，以及河南巡抚、山东巡抚管辖的地区，甚至包括东江镇所辖的安东镇守府、北直隶的热河镇守府等地，都逐渐地收获了不少的土豆和番薯。
这些东西产量可比大米大多了，而且可以种植的地方也多，不像是水稻大米，只有南方或者北方相对比较温润的地方可以种植。
所以，这些新型的粗粮一时半会儿不用担心短缺的问题。
再者，随着土豆、番薯的逐渐推广种植，种植面积大增，相应的价格也迅速下滑。
正所谓谷贱伤农，各个垦区也好，军屯民屯也好，老百姓种植他们的积极性下滑了，那就危险了。
若是朝廷将它作为官员们的本色俸禄定了下来，那么各省藩司藩库推广种植的积极性，也就能继续保持下去了。
与此同时，短时间内，这些粗粮的价格也会有点起色。
有着这么多的好处，当然要赶紧去推动了。
这么做，比户部和各地藩库照市价购买大米，然后给官员们发大米，或者直接涨折色，发银子，要划算得多了。
崇祯三年正月初一皇极殿里的正旦大朝会，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未时方才宣告结束。
参加这一次大朝会的京官、勋贵、外戚和使节们，在大朝会结束的时候照例领取了一份还算丰厚的赏赐。
这也是大明朝的惯例，除了祭祀天地社稷祖宗的祭礼需要分给参加朝会的官员以外，另有一份由银子和绸缎或者布匹组成的节礼。
这个其实类似于平常百姓家过年的时候，家长发给家里人员的红包。
只不过，天子发给官员们的红包比一般百姓家要贵重一点罢了。
理藩院原本要安排的外藩使节的觐见，因为这一次大朝会的拖沓冗长而告吹。
吴惟英请旨之后，延迟安排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接见。
因为不光是崇祯皇帝本人穿着全套的礼服在皇极殿坐了几个时辰，已经很累了，就是那些参加大朝会的大小官员以及外藩使节们，在这样的天气里，里里外外地奔波来去，也已经累得够呛了。
不过累归累，满朝文武大臣领了正旦大朝会的赏赐出宫的时候，人人脸上都是笑意满满。
即便是最挑剔的官员，对于崇祯皇帝这一次的犒赏全军、增加俸禄也都是满意的。
从古至今，人们衡量一个家族、团体或者王朝来说，它是不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是不是很有希望很有前途，始终都有一个相同的而且基本的衡量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钱财。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主要看你能不能给你雇佣的长工或者仆人发出工钱来。
若你不仅能够正常发出来，而且还能够不断地有所增长，那就说明你这个家族经营得很成功，很红火。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王朝来说，你能不能给你的军队如期如数发出军饷，你能不能如期如数给你的官员们发出俸禄，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也是军队里的将校士卒，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们，判断你这个王朝还值不值得拥护，值不值得追随的基本标准。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像后世一个人经营一个企业一样，涨工资总是一个能够快速提高员工忠诚度和凝聚力的最佳手段。
如今的大明官员们来说，这个皇帝不仅能够开出俸禄，而且俸禄还能够隔三差五地上涨一些，这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别管涨的是折色还是本色，也别管涨了之后到底发给的是大米还是粗粮，总之涨了就说明这个大明朝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治理之下正在走上坡路。
也就是说，大明朝如今正在走向复兴，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之上。
也因此，散朝之后，不管是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还是像英国公张惟贤、定国公徐允祯这样的勋贵外戚，又或者其他参加大朝会的京官朝臣，成群结队地走出宫门，三三两两地谈笑着离去，人人心中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大朝会期间一直等候着但却没有受到接见的满珠习礼，跟着理藩院的官员走在最后面，看着从紫禁城中鱼贯而出的大明官员们谈笑风生，心中再一次感叹于大明朝的非凡，心中的勾画也越来越清晰坚定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大明朝，科尔沁人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而不是继续一条道走到黑地跟着女真人走下去了。
当天傍晚，这一次正旦大朝会上公布的三道旨意，就以朝廷公开发布邸报的形式，被通政使司张贴在了通政使司大门外的邸报墙上，随后第二天就在京师城中引起了轰动。
老百姓并不知道朝廷所谓大赦天下牢狱、犒赏全军将士以及大涨官员俸禄的具体细则，也不关心这些细则，只是这三道圣旨的主题，就已经足够他们在茶余饭后大肆议论一番了。
这样的喜事，即便是在大明朝的京师里面，也已经多年未曾见过了。
就这样，通政使司这种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张贴公布过的邸报，迅速在京师百姓之中传开，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由京师向着四面八方传播开去。
家里有人从军的人家，自然高兴万分，因为即将发放犒赏。
家里有人当官的人家，当然更好了，因为皇帝给百官涨了俸禄，本色翻了一倍。
而家里有人犯法坐牢的，也有了希望和盼头，毕竟皇帝说了要大赦天下牢狱。
哪怕家里既没有当兵的，也没有当官的，更没有坐牢的，自己只是北直隶一个普普通通的种地的屯垦农夫，听了人云亦云的喜讯，也同样感到高兴。
因为家里收获的大量土豆、番薯之类的粗粮，很快就会不愁销路了。
就这样，从在崇祯三年的正月初二开始，随着朝廷邸报的传开，京师内外很快就进入了真正的普天同庆之中。
一年来，大明朝的西南、东南、宣大、东北等等地方，先后陷入战乱之中，老百姓早就盼望和平盼望过上安稳的日子。
如今大明朝的西北听说又乱了，但是京畿、中原、江南之地毕竟还算安定，而皇帝又是大赦天下，又是犒赏全军，又是给百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