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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安安稳稳地做官，恭恭敬敬地做着大明朝的臣子，总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木速蛮出身，就一起清洗掉吧。
有人说回回或者畏乌尔都是天生的木速蛮，这话其实不对。
畏乌尔起初作为蒙古人的奴隶，他们信仰的是佛教。
只是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才被大食教渗透进来的。
一个人成为木速蛮，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是后天的选择。
这一点，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不过要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
到了明朝的时候，改变起来虽然已经有点晚了，但却不是没有机会。
当然了，如果改变不了他们，那么只好改变他们生存聚居的环境了，因为那些土地，是华夏固有的版图。
不守华夏习俗、文明和法度的，只好请他们离开了。
所以，只有那些已经遍布西北的大量木速蛮造反了，作为皇帝的他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镇压叛乱这个谁也无法质疑的理由和手段，尽可能地将西北腹心之地快速汉化，并且在同时又不必引起朝中回回出身的文武官员的强烈反弹。
正所谓“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个态度，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态度。
入居于华夏，习从华夏礼仪，并且愿为华夏臣民者，自然与华夏一体而视之。
否则的话，那就哪儿远滚哪儿去。
至于那些既不愿接受华夏文化，又不愿离开华夏土地的，那么就只有一个条路可走了。
这条路叫作黄泉路。
崇祯皇帝既然下定了这样的心思，对于三边之地的乱象，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了。
于是，顶着朝野之间的舆论压力，继续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在三边总督的任上。
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袁崇焕的建议，让名义上是京营神机营副总兵而实际上一直都在西北、从未回京到任的周遇吉，署理杨麒定虏镇总兵官的职位。
至于平定三边总督辖区内部的兵变及民乱问题，除了向袁崇焕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要求之外，一切都继续交给袁崇焕自行处理。
他相信，一向心高气傲的袁崇焕，这一次在处理木速蛮兵变与三边民乱的问题，一定不会心慈手软。
不过在派人赶往西北传旨让袁崇焕戴罪留任处理善后的同时，崇祯皇帝也顺便给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各传了一道密旨，给他们画下了一条底线。
那就是，让他们集中重兵，严防死守黄河和潼关一线，绝不允许已经窜回陕北的流贼，以及洮岷、固原等地的回乱，通过陕西境内波及蔓延到中原腹地。
等到崇祯皇帝给陕西三边地区的军政事务，快刀斩乱麻似地迅速定下了一个基调之后，时间已经进入了十二月的最后几天。
不管是紫禁城中，还是京师内外，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寒风，再怎么冰冷刺骨，也吹灭不了老百姓们过年的热情。
十月底京师里出现的那一场对于北虏入侵的恐慌，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往里辛苦做工的，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放下了手中的伙计，收拾着准备过年了。
国子监里的学子们，也早就放了假，在京居住的则早回了家，整日吃喝玩乐去了，家不在京师的，则雇了车马，紧赶慢赶地赶回自己的老家。
京师内外的老百姓们，也都忙着赶庙会，备年货，挑选着一件件据说来自海外番邦的各种新鲜玩意儿。
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红红火火。
“自从万岁爷开海以来，这京师市面上的新鲜玩意儿，可是越来越多了啊！阎老大，您老看这副西洋镜可还入眼？大过年的哥哥也回不了家，哥几个凑了点小钱儿，给哥哥添置一个物件，免得过几日得了假，嫂子倒不让进家门了！”
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汉子说完了这话，他身后的一帮人都是凑了上来，一边打量着店家摆放在店铺门前的大镜子，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打趣。
说话的这汉子，人称董大，是兵马司的一个副指挥。
而他口中的阎老大，则正是阎应元。
每年到了这个年关将近的时候，京师各大衙门口都要封印休沐，但是唯独一个衙门，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却是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节。
这个衙门就是京师的五城兵马指挥司，更多的时候简称为五城兵马司。
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下午，身为南城兵马司指挥的武状元阎应元，身着便装，在几个副指挥的陪同之下，微服私访式地巡视着自己负责的这一大片街区。
阎应元在去考武进士之前，本就是通州县衙里的捕快班头出身，而且这也是家传的职位和手艺，所以，自来对于京师地界上的三教九流各类人物熟悉无比。
阎应员考中武状元之后，又在讲武堂里受训了三个月，然后就一步登天，来到了皇帝陛下的身边，担任御前侍从武官。
对于阎应元这个出身于世代吏员之家的县衙捕头来说，这一连番的经历，简直是不可思议，别说他的家中老母、亲友了，就是他自己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人生际遇。
不过，与每日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紫禁城中当值相比，他更喜欢眼前这种充满了烟火气的市井生活。
所以当崇祯皇帝把他找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离开御前侍从武官处，到五城兵马司任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每天在紫禁城里护卫在皇帝的左右，跟着皇帝上朝议事，跟着皇帝接见大臣，等等，虽然地位崇高、待遇优厚、工作清闲，但却不是他阎应元报效皇帝知遇之恩的地方。
此时听了手下那副指挥的话，阎应元笑着回道：“你这个董大啊！兄弟初来南城之日就三令五申，不许巡防营上官收受部属财物，违令者杖十五，罚银十五！你这是引诱老子自己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么？”
“啊呀呀！哪里就敢坏了阎老大的规矩啊！这是兄弟们对阎老大的一点心意！啊——不！这是兄弟们对阎老大家嫂子的一点心意！”
那叫董大的副指挥听了阎应元的话，连忙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引得身旁的其他同僚又是一阵哄笑。
“董副指挥，你这话一说，阎老大更不能要了！这是对阎老大家嫂子有那个啥想法啊！”
那叫董大的听了这话，扭头追着身后的几个就是几个巴掌打过去，边打边说：“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是那个意思吗？！咱这不都是商量好的么？”
其他几个人则是边躲边笑。
对于这几个自己亲自从通州县衙里，抽调到南城兵马司，组建起巡防营的老弟兄，阎应元与他们相交多年，彼此知根知底，知道这些人是想感谢自己。
阎应元到五城兵马司之中的南城兵马司任职，当然不是一般性的积累履历，而是担负着皇帝交办的任务。
正如崇祯皇帝让南居益担任直隶总督，然后在北直隶率先开展税制改革试点一样，崇祯皇帝让阎应元这个通州县衙捕快班头出身的武状元去南城兵马司当指挥，也有他的想法。
大明朝并没有独立的警察体系和警察制度，基本上是处于军警不分的状态。
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特务机构，变相地担负着秘密警察的职能，但是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文武百官，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他们负责也只是皇帝的安全，而不是公共安全。
尤其是锦衣卫，完全是军队的编制和构成，虽然担负着警察的部分职能，但却是严重的军警不分。
也因此，大明朝的军队承担的任务太多，除了奉命外出征战或者抵御外敌入侵，他们还担负着镇压地方叛乱、维持地方治安，甚至是放火、防汛的职能。
招募的营兵还好说一点，他们有军饷钱粮，平时不需要耕种农田，而那些卫所兵担负的职能就更多了，他们除了军队应当担负的一切职能之外，还要耕种卫所的农田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甚至还要耕种卫所上官家里的田庄，沦为各级卫所官员的佃农或者农奴。
以至于许多社会上的公共事务，比如说修桥铺路、防火防汛、卫生防疫、缉捕防盗等等，却没有专门的队伍或者专门的力量去处理。
第七二二章 好的开端（）
按说，南北两京的五城兵马司，当初设计的时候，都担负有这样的职能。
但是明朝初年设计的那一套社会治理的制度，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早就荒废掉了。
即使制度还摆在那里，可是因为卫所制度的崩坏和朝廷财政的紧张，这些公共事务就是没有人去做。
即便是京师情况稍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兵马司的人员构成，在初建之时都是来自卫所的义务兵员，由京师的军户们充当各个军巡铺的铺兵铺丁。
等到卫所制度废弛之后，兵马司的人员跟其他地方的军队一样，一部分仍有军户充任，不足部分则由官府募兵充任。
而募集来的兵员，当然多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当兵吃饷的地痞无赖。
这样一来，朝廷的社会治理就更糟糕了。
等到崇祯皇帝在京畿之地征集流民，送往蓟镇边外、朝鲜或者瀛洲镇守府等地开荒种地之后，京师内外的无业游民、地痞乞丐也日渐稀少。
兵马司的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深受皇帝信重，一边领着神机营职务，一边还兼着五城兵马司都指挥的刘文炳，请旨整顿五城兵马司一应事务。
而崇祯皇帝也很快就派出了阎应元，去担当整顿五城兵马司的重任。
在不到两个月内，由阎应元担任指挥的南城兵马司，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不仅成立了左右两个巡防营，将原来兵马司的老弱人员，全部划归进去，而且还在两个巡防营之外，成立了直属自己的侦缉队。
南城兵马司的左右两个巡防营，以永定门为界，而每个巡防营的下面则根据管辖区域的户籍人数，分片划区，下设三到五个巡警队。
这些巡警队，则担负着日常昼夜之间来回巡逻街坊、警戒火情汛情民情等任务。
因此，这两个巡防营，基本上等于是将原来兵马司的职责和人员照单全收了。
不过除此之外，阎应元又在兵马司下面，有别于巡防营，从原属南城兵马司的兵员铺丁之中抽调精干人员，单独设立了一个侦缉队。
侦缉队下面，也是根据划片分区的情况，设立了若干个巡捕房，专门按照顺天府的命令，接受片区百姓的首告、检举和揭发，然后缉拿逮捕南城兵马司辖内各种作奸犯科之人。
阎应元担任南城兵马司指挥两个月来的这些做法，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地在京师南城兵马司内建立起警察制度，但总算是将预防与侦破分开来了，这也算是将来建立警察制度的一个好的开端吧。
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阎应元带着麾下南城兵马司的副指挥和几个队官们，在永定门一带到处巡视，就是要看看麾下这些当值的巡防营官佐士卒们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擅离职守。
就在阎应元一边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