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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见到了途径紫荆关辗转反侧来到居庸关的姜镶。
从朔州及时逃出，打着通风报信并且请求援兵的旗号，姜镶一路逃进了宁武关。
姜镶在宁武关见到了坐镇此地的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不仅向王嘉徵报告了杀胡口的情况下，也向王嘉徵报告了建虏大军一路南下攻克朔平城，并且围了朔州城的消息。
王嘉徵得知这个消息同样是大惊失色，作为山西镇的监军御史，朝廷的消息只要到了山西镇的地界，他肯定是较早知道的人物之一。
但是短短数日之内，建虏从杀胡口破边而入，此时消息还在从大同送往京师的路上。
所以姜镶一路南逃，跑到宁武关的时候，山西镇上下根本不可能从朝廷那里得到有关建虏入关的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后来卖了大明卖大顺，投降了满清之后又反满清的姜镶，这一次还算是有点功劳的。
王嘉徵得到了姜镶的急报之后，第二天调集了驻守宁武关的山西镇军队，正要以王廉和傅济庭为将去救援朔州，却又得到了朔州城破的消息。
大量来自朔州城方向的百姓，逃到了宁武关下，他们不仅给王嘉徵带来了朔州城破的消息，也给王嘉徵带来一个收容和安置难民的难题。
当然了，这个难题是王嘉徵的难题，却不是姜镶的难题。
朔州城破的消息传来，王嘉徵认为姜镶所说属实，又是从杀胡口一路南下的军官，直到宁武关以北直到杀胡口的全部情况，所以就干脆派了他，前往太原报信。
就这样姜镶又被派到了太原，带着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的书信，拜见了山西巡抚张晓，紧接着又被山西巡抚张晓派人送到了雁门关，去面见此时已经接到了崇祯皇帝的旨意，紧急赶赴雁门关坐镇的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李邦华。
此时的李邦华正为不明内长城以外的建虏敌情而着急。
建虏大军从杀胡口破边而入之后，短短十日之内就已经纵横大同镇的几乎整个辖区。
赶到雁门关坐镇的李邦华心急如焚，连着让山西总兵王国梁往北面派出了数支哨探队伍，但却没有一支带回来让李邦华能够清楚了解大同和宣府局势的消息。
要么出去之后数日不回，从此音讯全无，要么就是仓皇逃回，说出的消息匪夷所思耸人听闻。
因此，李邦华、王国梁见到了姜镶，拿到了监军御史王嘉徵、山西巡抚张晓的书信之后，很快就将对杀胡口、朔平、朔州情况十分明了的姜镶，径直带着李邦华的奏报，从山西境内绕道紫荆关背后，赶往行在报信。
当然，等到姜镶带着李邦华等人发自雁门关的奏报绕路赶到居庸关的时候，崇祯皇帝对于大同镇和宣府镇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崇祯皇帝抵达居庸关之前前期接到过大同巡抚范复粹等人的奏报，后来到了居庸关之后，与大同的消息断绝，但是有身在阳和卫的监军御史吴蜕碓谛鞯氐睦钛濉⒑钍缆弧⒛咴吹热说南ⅰ�
不过见到了姜镶，前前后后了解了杀胡口的变乱，了解了大同右卫和朔州城的情况，崇祯皇帝对于眼前的局面总算是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
特别是当他听到姜镶说起杀胡口内以范家商号为主的山西商会，竟然胆大妄为到私自武装商兵攻打杀胡口南关城姜镶所部，帮助建虏拿下杀胡口，当时就勃然大怒。
就在永胜楼中，崇祯皇帝当着所有随驾文武大臣总兵将官们的面儿，将手中的茶碗，狠狠地率在了地上，摔得稀碎，吓得所有随驾伴驾的文官、武将、侍从、内臣等等各色人物，全都跪在了地上请罪。
这其中，当然有的人的确是觉得自己有罪的。
比如说，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王国兴。
因为锦衣卫担负有反间谍、抓内应、除奸细的职责和使命，而北镇抚司除此之外，如今还担负有监察百官和锦衣卫其他各司的履职尽责情况。
杀胡口出现这样的问题，锦衣卫逃不了责任，而北镇抚司自然也逃不了责任。
搁在以前，锦衣卫的北镇抚司与南镇抚司分工十分明确，北镇抚司负责监察大明朝的官僚系统，而南镇抚司监督锦衣卫自身的官僚系统。
也就是说，南镇抚司相当于锦衣卫自身的内务衙门。
不过现在，南镇抚司移驻南京，监督整个南京广场和长江以南各地的文官武将等官僚体系。
而且在南北镇抚司之外，崇祯皇帝又西安设立了一个西镇抚司，担负起了监督西北各省官僚系统并刺探搜罗西北敌情的责任。
也因此北镇抚司也从过去的单纯主管诏狱，转向了负责大明北方各地，特别是大同以东沿边各镇的百官监察、敌情刺探和反间谍除奸细等等职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杀胡口内出现这种山西商人作为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情况，锦衣卫的责任当然是跑不了的。
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在居庸关北关永胜楼内的御前会议上，见众文武大臣全都下跪请罪，十分罕见地没有当即令这些心腹近臣们起身，而是阴沉着脸说：
“朕早知这等奸商可恶，却未料其见利忘义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似这等通虏卖国之奸商，朕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
“前番山西渠家监守自盗走私倒卖违禁之物，朕令人将渠家满门抄斩，未料想此等人层出不穷，竟不知朝廷法度为何物，不知忠孝节义为何物！实在可恨至极！”
说到这里，崇祯皇帝看向跪着的徐光启，说道：“徐卿作为伴驾行在之阁臣，卿以为对此等人该当如何处置？”
徐光启作为内阁辅臣，享有很多特权，比如说军机处能看到的东西，他在内阁多半时候也能看到。
而在很久之前，眼前的这位皇帝陛下就借着锦衣卫之手，将锦衣卫呈递上来的关于九边各口特别是张家口晋商的走私贸易情况，转批给了内阁和军机处的重臣们阅处。
当时，他们这些大臣还以为穷疯了的皇帝抄家抄上了瘾，在抄完阉党抄完盐商之后，还要对这些通过走西口经营贸易发家致富的山西商人动手呢。
所以，其中就有人劝谏皇帝，暂时不要树敌过多了，不要这边刚刚抄了阉党，抄了盐商，就再去抄那些实际力量并不下于阉党的西党势力。
所以到最后，内阁呈给皇帝的处置意见，就只有行文九边，将口外的民间贸易，统一集中到新设的官方榷场之中进行。
并发布禁令，严禁硫磺硝石、火药、枪炮以刀枪弓箭等军备物资流入口外。
但也仅此而已。
而崇祯皇帝也在内阁和军机处各位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暂且将处置晋商汉奸集团的事情搁置在了一边。
因为他也知道，这些晋商集团的背后，有着一个官商勾结的十分庞大的秦晋势力集团，也就是在明末的历史上时隐时现的西党集团。
第六五六章 官商集团（）
所谓的西党，包括了部分出身陕西的高官，但其实主要就是晋党集团。
明朝的历史上，西党没有成为像浙党、楚党、东林党，甚至是阉党这样的一个势力庞大而且长期左右朝局的官僚群体。
但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及其以后的历史上，西党却也是盘根错节，一度把持了朝政，一点也不容小觑。
万历晚期，随着东林党人的崛起，西党中的许多后起之秀，因为诉求接近，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以南直隶文人进士为主的东林党的骨干力量。
但是说起出身山西的西党中人，他们与其他官僚群体最大的不同点，还在于西党之中的大臣，比如早期的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晋商家族出身。
这些人的祖辈们，靠着朝廷的开中法和与蒙古各部的边境贸易发家致富，然后花大钱培养自家子弟读书作官。
最后再靠着在朝中作官的同乡或者亲属给予的优惠政策或者照顾从事商业，谋取更加高昂的利润。
也就是，以商养官，以官护商。
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很自然的，这些人就都成为了许许多多晋商家族的保护伞。
范家商号也好，之前张家口山西商会，包括后来逐渐转移到杀胡口的山西商会也好，这些人之前能够在沿边各口立足，除了他们的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之外，他们的背后站着的可是整个山西官商世家。
晋商在明朝中后期走上历史舞台，就与王崇古长期担任宣大总督有些直接的关系。
王崇古出身晋商家族，担任宣大总督后，招募山西商人到宣大经营边境贸易。
而且只允许山西商人经营宣大境内各口的对外贸易。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身山西的商人晋商世家，以及与山西商人世家联姻的陕西商人，很快就垄断了宣大各口乃至九边各口的贸易。
而很多出身山西的高官，以及以前的西党世家大族，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持有股份。
其中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有因为嫁娶而形成的姻亲关系，也有因为投靠和诡寄而形成的主仆，也有远近亲疏的宗族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吧，这其中的水很深，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今万历年间废除了张居正新政的张四维、王崇古，以及杨博、王家屏、王国光等这样的牛人，都已经死了多年了，当初以这些人为核心纽带而结成的西党，也是看似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出身山西官商世家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番极力反对开海的吏科左都给事中张慎言。
比如作为吏部侍郎之一的孙居相，以及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一他的弟弟的孙鼎相。
再比如作为东林党元老之一如今在乡闲居谋求起复的前首辅韩爌。
而且这个庞大的山西官商集团之中，可能也包括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十分看重的四川巡抚尹同皋、陕西参政郑崇俭、延绥参政陈奇瑜，以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倚重为国之干城的延绥巡抚孙传庭。
甚至包括之前因为守住了绥德州而受到崇祯皇帝嘉奖但是没有升职的绥德州知州张辇，都与山西官商集团密切相关。
因为这个张辇正是张四维的孙子，而张四维的弟弟们张四教、张四端、张四象，及其子孙们全都是山西大商人。
至于韩爌这个人，更是了不得。
早在泰昌元年的时候，韩爌就入阁辅政了，到了天启元年的时候，更是成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后来进一步成为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和内阁首辅。
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没多久，就又进入内阁，成为了内阁阁臣，并且不久之后就再次担任了内阁首辅。
而作为三朝阁臣、两朝首辅的韩爌，也是山西官商集团的一员，甚至可以说是山西官商集团中的旗帜人物。
如今韩爌虽然在崇祯皇帝已经即位了两年多之后，依旧没有被皇帝起复任用，但是朝臣之中不管是现在的首辅李国鐠，还是阁臣孙承宗，都曾多次向皇帝私下推荐过韩爌。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韩爌当年在内阁的时候提拔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