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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四月的时候，沈廷扬这位深得崇祯皇帝器重的武英殿中书舍人，因为参与进了对于郑芝龙的一些决策，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很快就向崇祯皇帝上了《请倡先小试海运疏》。
这个做法，整整比原本的历史上提前了十年。
原本的历史上，沈廷扬搞这个上书，是因为当时京杭大运河淮北段和山东段淤塞严重，南方的漕粮没有办法运到京师，九边军中乏粮已经接近崩溃。
崇祯皇帝日夜长吁短叹，急得头发都白了，而朝中大臣却人人束手无策。
就是这个时候，沈廷扬上了这个《请倡先小试海运疏》。
崇祯皇帝得之大喜，当即命令沈廷扬督造海舟，总领漕粮海运事务。
半年之后，海船造就，沈廷扬从漕运枢纽淮安出海，带着海上漕运的船队，半个月就到了天津，其中还有五天处于等风的状态，而实际行船的时间，只有十天而已，比起运河漕运来绝对是省时省力。
不过这一次，因为袁可立就任漕运总督之后，全力以赴募民疏浚大运河，之前常常淤塞的运河山东段和淮北段，如今河阔水深，运行畅通，不存在漕粮北运困难的问题。
所以，沈廷扬这一次的《请倡先小试海运疏》，虽然名头与历史上一样，但是内容却大为不同。
这一次他的提议是组建海运船队，运送大明京畿之地生产的优质铁器，以及刀枪剑戟弓箭铠甲等冷兵器到南洋去。
与安南、暹罗、满喇甲等地的国王们交换或者购买大米，然后运回大明的北方，进一步缓解京师和九边的粮困。
沈廷扬的上书一呈上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也很高兴，有人能够开眼看世界，而不会只把眼光局限在大明境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崇祯皇帝看完了这份内容发生了变化的《请倡先小试海运疏》之后，始终没有给沈廷扬一个答复。
到了五月中旬，沉不住气的沈廷扬，借着山西传来大捷消息，崇祯皇帝心情大好的时机，再次呈上一份考虑更加完备《海运书》和《海运图》。
再一次请求崇祯皇帝在天津或者登州设立船厂，修造海船，组建船队，然后到南洋购买大米。
接到了沈廷扬的第二次上书之后，崇祯皇帝将他找来，让人在乾清宫的书房之中，挂起了沈廷扬呈上来的海运图，指着闽海南端和粤海一带的几个岛屿，用手指重重地点了几下，然后看着沈廷扬，一句话也没有说。
难道如今这位身为穿越客的崇祯皇帝不知道从盛产稻米的南洋诸小国交易或者购买稻米吗？
他当然知道。
可是广东沿海尤其通往南洋的必经之地南海一带的航道，几乎全部都被控制在广东大海盗头子刘香的手中，你这个海运船队过得去吗？
香港人刘香原本也是郑芝龙十八芝海盗团伙中的一员，后来两人之所以分道扬镳，固然有利益纷争在内，但是郑芝龙要归附朝廷，而刘香不愿意，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郑芝龙投降大明朝廷之后，刘香随即投靠了几乎已经控制了整个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同时也在荷兰人的暗中支持之下，几乎控制了整个广东到巴达维亚和满喇甲的航线。
这种情况下你大明的官方船队，或者有官方背景的贸易船队，到南洋去贸易或者购买大米，哪有那么容易啊！
海运技术上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水师力量还不足以与郑芝龙或者刘香对抗的时候，你搞大规模的海运贸易船队，那不是羊入虎口是什么？
即便是郑芝龙因为需要朝廷的支持而同意你经行闽海海峡，刘香能让你安然无恙地从他的地盘上经过，就算是刘香也同意了，此时还在与大明为敌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够同意？
如果事情真有这么容易，那么历史上的大明也不会亡了。
占城稻的大名，在明朝的时候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可是既然都知道安南、暹罗、满喇甲等地盛产大米，为什么大明朝廷不去购买，是大明的皇帝和大臣们都是瞎子，或者都很愚蠢吗？
当然不是。
归根结底，不过是鞭长莫及、力有不逮罢了。
默许，纵容，甚至是变相地鼓励毛文龙和郑芝龙这样的准军阀，不断地发展壮大实力，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明朝走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最缺的还不是粮食，而是时间。
所以即便知道纵容毛文龙和郑芝龙这样的军阀势力发展，很可能是一杯毒酒，但是只要不会在短期内毒发身亡，崇祯皇帝就得捏着鼻子喝下去。
至少郑芝龙归附朝廷之后，闽海以北的海上航运算是十分太平了，曾经活跃在浙江沿海、琉球一带和登州外海的大小海盗们，全都销声匿迹了。
这就是郑芝龙归顺朝廷之后带给大明朝的一个好处之一。
而姜曰广等人出使朝鲜的时候，朝鲜君臣为什么最后服软了？
还不是因为东江镇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足以灭亡朝鲜的缘故？
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顺理成章地去做。
第四九九章 走向海洋（）
当崇祯皇帝的手指，在闽海以南海域也就是广东沿海外海的几个必经航道上重重点击的时候，沈廷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处。
沈家搞得是民间海运，民间的船主或者海商，可以通过向郑芝龙、刘香甚至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是荷兰人交过路费、通行费、保护费什么的，换取他们的通行保证和海上保护。
然而大明朝廷的官方船队又怎么可以向他们交保护费呢？
不光是大明朝廷的尊严问题，因为即便是你想向刘香或者他身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购买海上保护的时候，他们会同意吗？
如果保护费高于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你还运个什么劲儿？！
如果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高于你交的保护费，比如说其中有大批的兵器，大批的粮食，人家直接就抢了，还收你什么保护费？！
当崇祯皇帝把沈廷扬叫到乾清宫书房之中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沈廷扬很快就想明白了。
崇祯皇帝不是不想去南洋贸易，也不是不想直接拿着银子或者武器，去与南洋的小国国王们换取大量的稻米。
而是如今大明的海上力量实在是不够看，即便是郑芝龙归附了朝廷，也依然无法保证大明官方的贸易船队在粤海以南可以安全无虞地通行。
这个事情，真的是急不得。
沈廷扬意识到了皇帝的苦衷和苦心以后，当下也知道了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虽然组织船队往南洋购买稻米的事情一时半会儿搞不了，但是崇祯皇帝还是十分赞成开展海上漕运的，至少能够尽可能大地提高漕粮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运量和效率。
也正因此，崇祯皇帝还是部分地同意了沈廷扬的请求。
五月中旬的时候，给直隶总督南居益和天津巡抚梁廷栋，各发了一道圣旨，任命武英殿中书舍人沈廷扬为天津兵备道兼天津水师监军，并且先期拨给他一百万银元，令他在大沽口，也就是卫河（后世的海河）的入海口，设立官营的大沽口造船厂，由其亲任总办，招募工匠，督造大型的运输船和战船。
天津这个地方，万历时期开始设有巡抚，但是在万历年间这个天津巡抚的职位，只存在了两年，然后就撤销了。
直到天启皇帝即位之后，为了策应和支援辽东作战，才又恢复了这个职务设置。
然而，这个天津巡抚实际上管辖的地方，却非常有限。
一开始，主要是管理海防和海上事务，陆地上的天津三卫，归后军都督府直接管辖，而不归天津巡抚管。
至于其他的民政事务，要么归顺天巡抚管，要么归保定巡抚官。
军事上，则归保定总兵官管理指挥，营兵只设天津副将这个职位，隶属保定总兵。
后来，辽东屡败，辽事大坏，京畿之地也有了风险，天津的海上防务越来越重要，因此才又建了天津水师。
到了这时，除了巡抚之外，又设一副总兵，统管天津水陆防务，天津副将统带的陆上营兵，也转归天津副总兵统一指挥了。
如今，早已废弛不堪的天津三卫，也已经在崇祯元年京畿之地非沿边卫所的改制归流过程中撤销建制，一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边也化军户为民户，归入天津巡抚下辖的各县户籍了。
沈廷扬在五月底奉命抵达天津任职的时候，天津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今的沈廷扬，也已经在南居益和梁廷栋的支持下，在大沽口圈好了船厂的厂址，目前正由天津水师副总兵黄龙带着麾下的人马，在大沽口的船厂挖造船坞呢。
沈廷扬本人则已经南下了，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到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泉州、漳州一带，去聘请福建沿海的船工大匠去了。
因为造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大明能够自造的大型福船和如今比较先进而不能自造的荷兰夹板船和西班牙盖伦船。
永乐年间的时候，大明朝的造船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要是称第二的话，估计也没有谁敢称第一，后来的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等，在当时屁也不是。
可是永乐年间过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如过眼烟云，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二百年后，到了崇祯年间，别说是那种长达四十四丈（约一百四十米）、宽十八丈（约五十米）、从底舱到甲板高多达五层、超过五千料（相当于现在的排水量两千五百吨）的标准郑和宝船了，就是超过两千料的福船，也不是江南或者闽广沿海所有的船厂都能够建造的了。
说起明朝中后期沿海地区的造船业来，那可是说来话长了。
按照形制、法式和工艺，大概分为四个船系，也就是福船、广船、沙船和鸟船。
其中，福船的制造工艺，主要流行于福建沿海，之所以叫作福船，就是因为这个。
与此相应的是，广船主要是广东沿海一带的造船工艺，与福船比，它属于长而窄的类型，船体也很长，但是甲板以上显得窄一点，同时也不想福船那么高大如楼，所以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速度，要比福船快很多。
而鸟船，主要流行在浙江沿海，规格比福船、广船都小，因为船头尖如鸟喙而得名。
至于沙船则是一种平底船，主要是近海、浅海以及内河航运的运输船，吃水比较浅，因此不耐风浪，运河上的漕船，其实多数都是平底沙船的形制。
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候的船队，除了超大型的宝船之外，主要是福船。
而所谓的宝船，其实也是一种超大型的福船。
从宋朝的时候开始，特别是南宋的时候，这种福船就被作为福建沿海开展远洋贸易的主要运输船了。
虽然它主要是一种运输船，但是也可以装载火炮，进行海上作战，明朝中后期南北水师船队的主力战船多数都是福船。
在万历年间援朝抗日作战期间的露梁海战中，大明水师的福船比朝鲜人在后世的时候吹捧到了天上去的所谓龟甲船，强大得多了。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