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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兴乃至郑芝龙来说，想搞到堪用的军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闽浙粤等地不产马，就是产马，他在归附朝廷之前也休想得到啊！
归附之后，倒是可以在闽浙粤等地购买马匹了，但是南方的马匹多以滇马川马为主，这些马虽然走山地很不错，但更多的却是驮马，而非战马。
而蒙古马从大明北部边境贩卖到闽浙一带，那个价格不仅高出了好几倍，而且数量也是极少，还要优先供应云贵川前线的平叛大军，可以说是有价无市，根本轮不到郑芝龙这样的人来买。
郑芝龙虽然以水师船队为主，但是也想有朝一日在陆地上称雄，而没有骑兵，想在陆地上称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何况如今又要在东番岛上大动干戈，准备与荷兰红毛鬼子争夺东番岛西南平原地区呢，正是需要战马的时候。
所以郑兴带着马匹回到闽南，然后直奔苯港，郑芝龙及其麾下将领们都是得报大喜。
如今虽然大明九边军队之中战马正逐渐充裕，比过去的情况好上了不少，但是李信来到瀛洲岛，发现这里居然也是一处上好的养马地，当下心中仍是又惊又喜。
这里平时种地养马，经营贸易、备耕备战，而战死进可攻朝鲜、攻日本，退可回东江，回登莱，绝对是这片海域之上的一处宝地。
李信等人到了镇守府，向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转达了崇祯皇帝给东江镇以及朝鲜国的旨意，众人得知大明与朝鲜重新划定了边界，并且朝鲜也承认了瀛洲岛划归大明的消息之后，皆颂圣上英明。
对朝鲜，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自然没有放在眼里，也不怕朝人派兵来攻，但是如今朝鲜国认可了瀛洲镇守府的地位，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李信、黄龙等人，先后在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的陪同下，从瀛洲澳到朝天山，再从朝天上到西归浦，几乎走遍了岛上的每个地方，一边去看岛上的马场，一边去看岛上的屯堡，看着之前的和新来的汉人百姓，被有条不紊、轻车熟路地登记和分配到了位于岛上的各处垦区、农庄，心中对毛维张等人也是暗自佩服不已。
瀛洲镇守府如今在军事上民事上基本上已经半独立于东江镇了，若不是毛维张担任着东江镇的监军御史，那么瀛洲镇守府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更像是登莱的一部分。
来自辽东、登莱的汉民因为是应募而来，所以都分到了土地，不管是军属还是难民，如今家家户户都成了有地的地主或者自耕农，而岛上地主与自耕农差别，也不过是地多与地少的区别罢了。
最初跟着毛维张等人占领这座岛屿的监军标营三千将士，现在毫无疑问各个都成了至少家有良田百亩以上的地主，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能招来更多的流民，不管是当他们的佃户也好，还是给他们打长工短工也行，总之能够让他们过上真正地主的日子，而不是家里有了大量的土地，家人却是一样的辛苦劳累。
这一次，从浙江送来的受抚乱民，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岛上土地当然还有，但却被大量地开辟为军屯和马场，其他宜耕荒地也有，但却要留给下一波从登莱转移过来的流民。
这些参与了叛乱的降民，是充军过来的，自然分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因此，他们一上岛被瀛洲镇守府，打散分派到了全岛前后左右中五个防区内的不同地方，大部分充作了军屯的佃户、盐田的盐户，以及镇守府各级将校官佐家里的仆从和佃农，还有的则被早一年上岛的军属地主们招为了长短工。
两万多人的受抚乱民，十来天内就在西归浦被分派一空，过去为祸浙西的两万乱民，到了这里很快就被安排妥当，不管是当佃户，还是打长工，又或者是被安排到了南北两处港口为镇守府做事，总算是人人有了事做，人人有口饭吃，摆脱了当匪做贼的命运。
李信亲眼见识，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番功业，心中自是羡慕不已。
在从京师前往朝鲜的一路上，探花郎张溥天天挂在口头上的“横渠四句教”，李信当然也是“心有戚戚焉”，只不过他更想做的不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而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若是能够亲手开拓一片疆土，将华夏域内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安顿下来，让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这才是好男儿真正该做的功业！
不过此处已是毛维张、陈继盛等人的建功立业之所，羡慕也没有办法，而另外一处与此地差相仿佛的地方，自己却要无论如何争取下来。
第四一六章 如此贴心（）
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先是褒奖了朝鲜国主李倧及其辅政诸臣的深明大义，表示了皇帝对于朝鲜君臣遵旨换约、重定边界的高度赞赏，然后又夸奖了一番朝鲜君臣如何如何知礼守礼、士林如何如何好学上进、民风如何如何忠孝淳朴等等，称其不愧有海东小中华之名。
最后的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同意朝鲜君臣士林的请求，以明发圣旨的形式，诏令大明翰林院编修、理藩院出使朝鲜副使张溥为大明常驻朝鲜国使节，命其在朝鲜国都汉城，择地开设使馆作为常驻之地，同时赠送朝鲜大明翰林院、国子监新刻正版儒学典籍千五百册，以作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兴学教化之用。
同时，圣旨之中还升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为锦衣卫千户，同时留任朝鲜，任为大明常驻朝鲜使馆的武官副使，一方面帮助朝鲜与东江镇及右路总兵府保持沟通联络，另一方面负责大明使节在朝鲜的安全事务。
当然了，这是明面上的职责，私底下，锦衣卫既然进入了朝鲜国都汉城，自然就不会再轻易地退出来，监视朝鲜君臣，搜罗各方情报，更是分内之事。
只是张溥这个人书生气太重，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让他参与或者插手。
与此相应的是，王德化除了带来大批量的儒学典籍之外，还带来了留给张溥作为大明朝鲜使馆建造以及开办新书院的钱款。
当然还有让张溥喜出望外的旨意，即允许他写信招募通道众人，一起在朝鲜开办书院讲学，招收门徒，为广大朝鲜士林弟子传道授业解惑。
对此，张溥自是又激动，又感恩。
让他激动的是，他的这番作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准，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啊，从此能够在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国中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让他感恩的是，皇帝竟然如此贴心，知道在异国他乡开办书院、传道授业不易，不仅给他提供身份、提供典籍、提供钱款，甚至允许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集体前来朝鲜办学讲学，这是多大的恩典啊！
张溥在激动和感恩之余，一边以首任驻朝使节的身份，向皇帝上表谢恩，另一边则以自己应社领袖的私人身份，给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写信件，广邀士林好友前来朝鲜汉城。
在他大力邀请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应社骨干孙淳、周钟、杨彝、李雯以及陈子龙、徐孚远等人。
这些人要么是举人，要么是恩贡生或者荫监生，虽然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但却屡试不第，因此渐渐地就聚集在了一起，搞起了结社组织，他们的结社还不是后世的政党。
这种社团组织主要的功能，一开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读书学习，共同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只是慢慢地，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企图影响舆论、左右士林，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不过，与历史上相比，这一世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并最终形成复社，而且随着张溥、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监生们，也很快看到了希望，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重新发愤图强起来。
同时，随着江南士林领袖、东林大佬“钱谦益”以及“四千”的另外两钱的离去，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群龙无首，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
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
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被送到江南之后，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比如几社、匡社、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认识张溥的，也纷纷给他写信，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
这些消息，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最好是一个不留，全都走掉。
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周钟、杨彝、李雯等人，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
这些事情，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才算是全部完成，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的大小官员，亲自将孙淳、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
而从太仓出发，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毁弃了《三朝要典》，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三朝要典》，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邪党罪名，但却并没有允许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
而无锡的东林书院在魏忠贤当权的天启年间被毁掉之后，东林党的大佬们以及在东林书院学习过的江南士林名流们，无不希望能够恢复东林书院，但是皇帝对钱谦益、钱士升、钱象坤、惠世扬等人的处置，又让江南士林官员们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以及京师朝堂的风向。
所以至今，江南的士林官员们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上书请求重建东林书院，这一点被许多积极参与结社的江南士林名流们引为一大憾事。
因此，当张溥这个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领袖，打着复兴东林书院于东国的旗号，邀请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们去朝鲜讲学传道、重振东林声势的时候，很多人都动心了。
而最终选择前往的，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较有决心、魄力和行动能力的那几位佼佼者，比如孙淳、周钟等人。
这些人离开了，那么只是短暂的一两年的离开，也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