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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好处摆在眼前，想来即便是后面面临着东江镇的威胁，黄台吉也会选择绕道蒙古南下大明。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崇祯皇帝就要继续为了防备建虏入寇而抓紧做好最后的准备，至于西北、西南、东南的乱局，只能放手让其他的大臣去应付了。
毕竟东北方向的建虏才是大明朝最阴险，也最可怕的敌人，这也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第三九四章 眼界见识（）
西北的流贼当然也是大明朝的心腹大患，不过对崇祯皇帝来说，他担心不是流贼的上山，而是流贼的流窜。
如今陕西的流贼进入了山西，而且还进了吕梁山，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对大明朝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威胁和破坏，却也是降到了最低。
上了山的流贼，只能算是山贼。
吕梁山方圆广大，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朝廷的官军虽然轻易攻不进去，但是进了山的流贼如今却也轻易没法出来。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却也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毕竟如今这个大明朝依旧四处跑风漏气，需要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崇祯皇帝在心中定下了当前朝廷在战略上的优先方向之后，很快就命令军机大臣孙承宗代表皇帝本人，再一次出京去巡视蓟镇边备情况，包括编制员额是否满编，军械物资是否充足，军卒粮饷是否如数发放，城池防务是否完备，边镇将领是否得力等等方面。
特别是这一次，崇祯皇帝还让孙承宗在巡视了蓟镇边备之后，前往塞北查勘热河堡、八里罕、营后屯、三座塔等塞北战略要地的防务情况，并且授权他携带着大量的钱粮物资，去会见归附大明的那几个塞北蒙古部落的首领。
五月初六日，端午节刚过，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之中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孙承宗，以及随同孙承宗一同前往的兵部、理藩院、锦衣卫、东厂等衙门的人员，向他们交待各类注意事项之后，亲自将孙承宗等人送到了午门之前。
崇祯皇帝原本想要亲自去巡视一遍京师北部的蓟镇边备，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亲自去巡视一遍蓟镇东面的山海镇和西边的宣府镇，然而这个想法刚一提出，首先就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继而又遭到了军机处的反对，然后是内阁阁臣和得知这一情况部院大臣的反对。
所以，这个想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很快被围绕在身边的所有人给否决掉了。
包括在宫内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天启帝遗孀懿安皇后，以及自己的中宫之主皇后周氏，都是他再一次出巡边关的反对者。
在她们眼中，出巡京畿之地比如通州、昌平，乃至居庸关，都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面还有长城一线宣府、蓟镇、山海关的驻军，即使突然之间有了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威胁，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关内，皇帝有充裕的时间回到京师城中。
而一旦皇帝去了长城一线，甚至还有可能要前出到关外去，去巡视那些孤零零地矗立在塞北草原上面的堡垒，也就等于失去了长城关山要塞的保护，安全上也就没有了保证。
她们的担心，以及一些朝臣的担心，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看来有些可笑，但是最后想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此时的出行，改由孙承宗带着人马替自己前去。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眼里，长城以北都是苦寒蛮荒之地，是各种野蛮民族游牧和出没的地方，皇帝去那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后世的冀北、东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工农业发达的地方，虽然冬季严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还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这些地区的环境，还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坏，也没有伐木业、工矿业的过度开发，单论自然环境的话，肯定是要比关内的许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这些连年大旱的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后宫之中，也只有兰妃海兰珠一个人会认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里，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对她们说起这些地方的风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她们也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的，还有许多没有到过关外的朝臣们。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大明朝，之所以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千载难逢的良机，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陆国家以及农耕文明所具有的那种保守性格，但是也与大明朝的朝臣们眼界不够开阔有着很大的关系。
眼界不开阔，见识就不行，就总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内部，甚至只是局限在朝堂之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斗来斗去，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内耗上面了。
这个问题从张溥和李信两个人跟着姜曰广出使朝鲜之后的表现来看，就显得非常鲜明了。
李信自然不用说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辅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业”上了，他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贡献越大，自然对华夏文明的伤害也就越大。
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被录取为进士，然后又被皇帝钦点为中书舍人，眼界与过去自然是大为不同。
在与崇祯皇帝的接触之中，在对大明朝政的观察之中，同时也从崇祯皇帝多次到军机处和武英殿中的谈话之中，李信的眼光也早就从大明朝治下士绅阶层与佃农阶层的压迫与反抗上面，提升到了大明朝与后金国的战争上面了。
这个层面显然要比大明内部士绅与佃农之间的压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为之奋斗。
毕竟在这个时空之中，此时大明朝与塞北的蒙古诸部，以及与辽东的建虏后金国之间的斗争有着华夷之辩的背景，是汉人与蒙古鞑子以及女真鞑子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格局岂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纠结于无地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斗争，也宏大得多了！
在军机处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让李信的眼界与见识大为开阔，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刻意引导之下，也跟牛聚明、沈廷扬等其他十多个中书舍人一样，成为了一个朴素的华夏民族主义者。
虽然在他们的认识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已经开始用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利益来权衡了。
这在后世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在遥远的十七世纪，即使当时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殖民列强，也还没有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而中国人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期间倭奴日寇长达几十年的不断凌辱侵略，才总算是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才算是觉醒起来。
崇祯十七年之后，满清军队入主中原，而人口过亿的汉族人居然被人数不到百万的女真人征服，并且最终接受这个野蛮异族的统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缺乏。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辩，在一部分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们心中也有华夷之防，但是放眼当时的整个天下，真正形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的话，人口如此庞大的汉族，又岂能被人数只有自身万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
第三九五章 意料之外（）
每当想到原本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会心痛不已，而这也是他在军机处，以及讲武堂和近卫军中坚持提倡民族主义思想的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成功之上的。
明太祖讨伐蒙元的檄文，就是明初士大夫阶层民族主义主张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响彻后世的名言，就是在其中最先提出来的。
可惜的是，推翻了蒙元异族的统治之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演变，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大明南北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去关注什么华夷之辩了，也不强调华夷之防了，转而只关注起个人及其家族的成功，个人及其家族的富贵荣华。
这些本来应该是华夏民族脊梁的读书人，纷纷以家族取代了民族，将自己家族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只要自己家族得意安享富贵，哪管什么民族的存亡绝续！
一个群体一旦在精神上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绝不可能再有什么民族气节，最后沦为满清铁蹄南下的带路党和走狗帮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今的情形正在往崇祯皇帝希望看到的地方转变，虽然他还做不到将整个天下的风气转过来，但至少已经能够影响和改变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了。
原本历史上流民领袖之一的李信，现在早已跳出了过去认识上的窠臼，中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长城外面不是还有更加广袤的土地吗，辽东半岛之上，朝鲜半岛之上，不是还有数之不尽的良田沃土吗？
你宁肯忍饥挨饿地守着被干旱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故土村庄，而不肯冒一点风险，艰辛跋涉到边疆之地开垦耕种，那么你饿死了也是活该！
朝廷开放边疆，鼓励移民屯垦，大量的良田沃土不要钱分给你，同时还开放沿海，鼓励出洋谋生，只要肯出力，总有一口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因为饥荒而烧杀抢掠，而聚众作乱、占山为王，这在如今的朝廷命官李信的眼中，是绝对的十恶不赦！
这就是原本历史的义军领袖之一李信，在前往朝鲜的途中听闻西北流贼窜晋之后心中涌现出来的想法！
从理藩院副使姜曰广以及随行的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写回来的奏报之中，了解到李信的一些言行之后，崇祯皇帝由衷地感到欣慰，自己的用心看来的确是没有白费。
不光是李信因为在军机处的舍人生涯，以及这一次经过东江镇出使朝鲜的行程，视野和见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崇祯皇帝一直有意提防的东林新生代领袖人物张溥，都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变化。
在最近收到的姜曰广的正式奏报之中，姜曰广向朝廷请示，说这次出使朝鲜的副使、翰林院编修张溥，请求常驻朝鲜国开坛讲学，并请崇祯皇帝赐给朝鲜一批国子监在崇祯元年新刻印的四书五经、朱子大全。
原来，张溥跟着姜曰广到了朝鲜国之后，因其崇祯元年恩科探花、大明翰林院编修、大明江南士林新晋领袖，以及大明天使的多重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朝鲜儒学士林的追捧和膜拜。
而最近几十年在朝鲜大行其道的各个书院，也纷纷请他前去讲学、传道、授业、解惑，而张溥这个人与一般人想法不同，他跟历史上一样，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播孔孟之道的神圣使命，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开太平”。
既然朝鲜国的士林子弟这么热烈地欢迎自己和崇尚儒学，那么他作为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