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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够利用皇明祖训，老瓶子里装新酒，穿着旧鞋走新路。
对于这一点，李国鐠、徐光启、孙承宗等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只不过皇帝的很多做法都是他们所乐见其成的，因此有的时候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皇帝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没有必要去戳穿。
毕竟皇帝的这些作为确确实实是走在了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上。
这一次设立南北榷政使司也是这样，新的榷政使司必然要分掉户部的权力，但是皇帝将新设的榷政使司放到了户部，户部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包括户部职权内的那些分管各省财政事务的清吏司，也没有理由出来掣肘或者制造障碍，毕竟新的榷政使司没有分割他们任何的职权。
至于内阁和军机处，那就更不用说了，朝廷的财政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绝对是他们喜闻乐见的。
此时此刻，见皇帝正等待着自己这几位大臣的表态，孙承宗于是首先说道：“前宋制度，距今过于久远，陛下所说，臣等回去之后自当认真揣摩。只是陛下所说南北榷政使司，关乎开海成败，关乎朝廷财源，职权十分重大，如今陛下既已明确苏茂相以南京户部尚书之职兼任南榷政使，那么京师这边的北榷政使，陛下可有人选？”
孙承宗说完这个话，其他几位大臣也都看着皇帝。
毕竟这些新设的衙门，说到底还是要由现在朝堂上的这些大臣们去干。
如今要不要这么干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剩下来的就是谁去干的问题。
对于如今的内阁和军机处诸臣来说，这个问题比要不要这么干更加重要。
眼前的皇帝权威日重，已经不是登基之初那个事事都要请教，事事都要与重臣们商议而行的年轻天子了。
听了孙承宗的问题，崇祯皇帝想了想，说道：“苏茂相兼任南榷政使的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南京远离朝堂，而苏茂相坐镇南京厉行开海大政，没有足够的权威，这个事情推行起来就会有各种掣肘。
“至于京师这边，就在朕和诸位爱卿的眼皮子下面，倒是不需要由如今的朝廷重臣来担纲。以朕看，这个人选的问题，自然还是由户部来出，最好是侍郎一级的大臣。”
此时坐在文华殿中的这几个人一听之下，心里自然也就有了数。
因为户部侍郎以上的官员，就那么几个了。
南居益升任直隶总督之后，毕懋良以户部侍郎身份兼任户部仓场总督，而刘彝鼎升任户部侍郎并提督户部宝源总局兼京师铸币总厂，剩下的人选就只有一个了。
这个人就是王家祯。
年初之时，苏茂相被皇帝派去了南京，担任南京户部尚书，专门负责南直隶、浙江和闽、粤四地的开海、设港、通商等事务，所以京师这边的户部侍郎王家祯总算是熬出了头，在内阁首辅李国鐠和户部尚书毕自肃的推荐之下，接替苏茂相，成为了户部新任的左侍郎。
历史上，苏茂相因为有阉党嫌疑，所以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就被东林党人竞相弹劾，很快就被免了官，王家祯随即成为户部左侍郎。
紧接着到了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发生了兵变，时任辽东巡抚的毕自肃不堪受辱而自杀，其兄长毕自严牵连罢官，王家祯随即又升任户部尚书。
这一世，苏茂相依然被东林党人反复弹劾，说他是阉党，但是如今这位知道历史走向的崇祯皇帝，并没有因此而罢免苏茂相。
也因此，崇祯皇帝大杀阉党之后，朝堂上许多重要职位空缺，但户部却不缺，所以王家祯依然蹲在侍郎的位置上没动弹地方。
后来，宁远兵变同样发生了，但是毕自肃却早了几个月被调离了辽东，因此毕自肃没死，毕自严也仍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
王家祯这个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天启年间被罢的甘肃巡抚，起复之后，就只好一直蹲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动弹不得了。
不过这一次，苏茂相被皇帝委以重任，终于离开了京师，他也等来了原本历史上那个早就到来了的机会。
果然，皇帝的话音落下不久，作为内阁首辅，一直分管着吏部和户部的李国鐠开口说道：“陛下这么一说，臣倒是想起来一个恰当的人选。这个人就是接替苏茂相出任户部左侍郎的王家祯。”
如今的大明朝堂之上，南直隶出身的官员占的比重最大，但是在内阁之中，却是一半一半，也就是南方一半，北方一半。
首辅李国鐠是北直隶保定府人，阁臣孙承宗也是北直隶保定府人。
剩下的徐光启是南直隶松江府人，李邦华是江西吉水人。
这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刻意为之的结果。
明末时候的江南特别是江浙之地，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地区，税银和粮食有相当大的比重来自这个地区。
而有明以来有个规矩，就是江浙特别是苏松两府的进士，是不允许在户部任职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明初开始，由于这个地方曾经支持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对手张士诚，所以被明太祖加以重税惩罚。
为了延续这个政策，不被出身江浙和苏松地区的官员改变，有明以来就形成了这么个规矩，江浙苏松之地的进士不得任官户部。
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明末，知道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杀了一个又一个户部尚书之后，发现实在无人可用，才打破了这个规矩，启用了浙江籍的倪元璐任户部尚书。
然而即便如此是提防江浙苏松出身的进士得官户部，崇祯年间的大明朝廷，也还是没有能够挡住江浙苏松等地出身的东林党人，打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旗号，为他们的家乡减税减税再减税，因为东林党人虽然没能得官户部，但却充斥着督察院、六科廊、翰林院，以及南都的各大衙门。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崇祯年间的内阁之中，也充斥着东林党出身的阁臣，这些办实事不行，但唱高调却是行家。
在朝廷财政收入连年减少，入不敷出，军饷、官奉都发不出来，国家财政已经面临崩溃的情况下，这些东林出身的阁臣们，除了劝皇帝裁减机构、节省开支之外，就是一个劲儿让劝皇帝减免东南的钱粮税赋。
四海升平的时候，这么做可以彰显皇帝的恩德，但是在明末的乱世，这么做纯粹是把崇祯皇帝往坑里带，往死路上引。
第三五六章 记忆之外（）
这其中包含着的道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
正因为知道这一点，崇祯皇帝才会借着清算阉党之初，内阁中的阉党分子人人自危的有利局面，一力主张废掉了廷推制度。
明末所谓的廷推制度，看起来好像重臣廷议挺民主，看起来一切诉诸公论挺合理，实际上却是最坑爹的一种制度。
这个看似诉诸公论的所谓阁臣廷推，实际上正是明末党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作为一个皇帝，连自己内阁阁臣的人选都决定不了，那干脆现在就上吊算了。
也是考虑到内阁和军机处中南北制衡、权力平衡的问题，所以崇祯皇帝才如此这般安排内阁和军机处里的大臣人选。
如今对于东林党人之外的势力，现在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明确采取鼓励的态度，但却也从来没进行压制。
比如说李邦华对于江西籍官员的提拔使用，比如孙承宗对自己在督师蓟辽时期旧部的重用，再比如李国鐠对北直隶籍官员的推荐任用。
甚至包括徐光启对于西学人才乃至西洋传教士的推荐使用。
所有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在眼中，但是他不想去压制或者去打压。
他知道这些人在历史的表现和命运，对他们都很放心，根本不担心这些人会搞什么结党营私。
即便是他们这么做了，也根本无法瞒过如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锦衣卫和东厂。
另外，这几个内阁阁臣所栽培提拔的，是旧部也好，是同乡或者同年也好，每个人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皇帝比他们本人更清楚。
即使他们不向皇帝推荐任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本人也会想办法提拔重用的。
再者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几个内阁的阁臣本来就是皇帝提前栽下的梧桐树，求仁得仁，还有什么好说的。
特别是在东林党的势力还没有被彻底瓦解之前，培植一些不同于东林党的势力，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一次，也是如此。
说到底，王家祯是北直隶大名府人。
李国鐠和孙承宗都是北直隶保定府人，与王家祯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之前，在苏茂相到南京去当户部尚书的时候，李国鐠就向皇帝推荐了王家祯接任苏茂相空缺出来的户部左侍郎，如今有了南北户部之中实权必将更重的南北榷政使，李国鐠自然第一个就想到了推荐王家祯。
首辅李国鐠的话一说完，孙承宗也跟着表了态，他说：“王家祯久任户部，且做过一任甘肃巡抚，既懂户部财税事务，又通边关榷场事务，臣以为是个合适人选。”
孙承宗说完之后，崇祯皇帝点了点头，看向剩下的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
徐光启看了看李国鐠和孙承宗两人，然后对崇祯皇帝说道：“臣无异议。”
毕自严紧接着说道：“王家祯是合适人选，臣附议。”
见这几人都表态支持王家祯以户部左侍郎的身份，实任京师户部榷政使司的榷政使，崇祯皇帝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卿等意见一致，那就由户部左侍郎王家祯实领北榷政使司事。”
与几位大臣商定了成立南北榷政使司以及南北两个榷政使，也就是南北两个“海关总署署长”人选之后，崇祯皇帝以当即让人传来了户部左侍郎王家祯，向他交代了户部榷政使司的职权和任务，以及登州海关的设立与边塞榷场的税收问题。
好在王家祯是户部侍郎出身，又当过主政一方的地方巡抚，对这些问题一点就透，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如果是一个纯粹书呆子类型的文官，那估计说破了嘴皮子他们也不一定能懂。
接下来的几天里，崇祯皇帝一再召见毕自严和王家祯，与他们商议制定南北两个榷政使司的章程，以及登莱、南直、闽浙、两广督抚衙门榷政所，登州、上海、宁波、泉州、广州五个海港市舶司、市舶所的基本规制。
至于什么货物可以允许出海或者鼓励出海，以及什么货物可以允许入境，或者是鼓励进口，崇祯皇帝只是向这两个人讲了大概的原则，剩下的就得交给户部以及南北两个榷政使司去细化制定了。
也是在这件事情忙完之后，刚刚将审定之后的榷政使司筹建章程，以明旨发给南北两京的户部和有关的督抚衙门，崇祯皇帝就收到了李邦华从山西潞安府发来的奏报。
对于李邦华、洪承畴、张晓、孙传庭这几个历史上知名的牛人制定出来的围剿方略，崇祯皇帝当然同意。
这个方略，本来就是执行皇帝本人的大战略而形成的结果，他当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除了转回内阁和军机处，让他们督促户部仓场继续通过井陉和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