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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袁可立亲信家丁出身的袁彪，袁可立的长孙袁斌诚，以及袁可立提拔起来的许定国等人，也纷纷被任用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之上。
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崇祯皇帝一概同意，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袁可立就在漕运事务方面，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除了新练督标和整编漕营以外，万历以来常常因为旱涝灾害和疏于养护而淤塞的大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治理。
同时，袁可立主持的漕运总督衙门，也对京杭大运河上的钞关进行了清理整治。
运河上所谓的钞关，就是朝廷设立的征收运河通行费的税关。
朝廷管理大运河的航运，负责维修养护，设立税关收取通行费用，也是应当应分的。
不过在明朝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初衷虽好，但一到后来就变坏，甚至变得与初衷背道而驰。
因为运河航运繁盛，设卡收费一本万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治的败坏，除了最初朝廷设立的户部钞关之外，运河两岸的各地官府衙门，甚至是官僚士绅，都想从运河上获取利益。
所以，运河上的关卡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明末的时候，甚至已经成为了运河淤塞以外，运河之上制约南北货物运输贸易的另一个绝症了。
而这一次，袁可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革新整顿。
除了宣德年间初设之时的户部七大钞关，即京师的崇文门税关、天津的河西务税关、山东的临清税关，以及淮安税关、扬州税关、苏州的浒墅关、杭州的北新关之外，其他沿河各州府县未经户部审批备案、私立乱设的所谓税关，一律予以撤除。
袁可立此举自然是得罪了不少地方州府官吏，自从他到任淮安之后不久，地方上就开始有人不断上书，弹劾他急躁冒进、行事操切、刚愎武断、任用私人、不恤民力等等毛病。
但是，对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而言，明末大多数地方官的德性，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属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货色，除非是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否则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会去管的。
不过，现在崇祯皇帝安排袁可立去当漕运总督，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整治一番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
第三三二章 改革套路（）
万历末年以来，由于皇帝本人的怠政，作为南方漕粮运输的惟一主干通道，京杭大运河在淮北和山东段，经常发生淤塞，动辄难于通行。
有的时侯，一断就是几个月之久，而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们，在运河畅通的时候，喜欢打着朝廷的旗号设卡收费得利，而当运河淤塞的时候却总是袖手旁观，将清淤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朝廷，一点养护维修的责任都不负。
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继续下去。
朝廷既然设立了漕运总督衙门，那么对于运河的管理，以及沿着运河两岸与运河相关的事务管理，就应该全部收归给漕运总督衙门，绝不能再政出多门，让人无所适从了。
比如，明朝运河上的钞关，除了七大钞关是户部设立的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税关，都是皇帝的内廷或者沿河的督、抚、总兵、州府县官，甚至是土豪劣绅们设立的。
这些朝廷户部的、地方官府的，甚至是官设私营的钞关税卡，使得整个运河上的各种税费多如牛毛，一来搞得民怨沸腾不说，二来这些收来的税银或者实物税，十成里的七八成，都进了太监或者地方各级官僚税吏的腰包，户部的税关能够收到的税银或者实物，只占其中的两三成而已。
这样的情况，也是绝对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深知明朝的灭亡源自于财政上的崩溃，所以开拓财源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抄贪官、吃大户之外，他还没有敢于在税收之上做文章。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牵扯太广，如今内忧外患已经足够严重，当务之急还是保证既有财源的相对稳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国内地主工商阶层既有的蛋糕不能轻易去碰，但是他却可以通过做大这个蛋糕，甚至是做出新的蛋糕来拓展财源。
开海设港，收取海贸关税，就有这个目的在内。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所能想到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来，一次只收拾一部分人，而不能搞一刀切、一勺烩，因为那样做，容易激起所有人的反对。
而来自后世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不管你多有能耐，有多大本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尝试去挑战其他大多数人的底线。
先稳住了紫禁城，再去收拾京师朝堂。
先稳住了京畿之地，再去收拾其他地方。
先稳住了军队，再去收起其他各行各业。
等到一步步稳定住了军营，安抚住了农民，再去收拾商人阶层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而等到所有这一切都理顺之后，再回过头去收拾士林士绅，到了那时，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改革思路，或者说套路。
其中，从运河漕务入手，敲开改革商税的坚冰，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漕运总督袁可立整顿运河漕务，特别是整顿当下运河上多如牛毛的地方私设税关，虽然搞得运河两岸官怨沸腾，但是却正中崇祯皇帝的下怀。
就在前不久，作为开海大政的一个配套措施之一，崇祯皇帝批准了漕运总督衙门上呈的请撤地方私立乱设税关的奏疏，除了经报户部审批备案并派员管理的七大税关之外，其他税关一律撤销。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御笔批示，运河上的所有官船、民船，不管是客船还是货船，都要一体纳税。
就像如今的南北驿站，大小官员因私租用驿马和饮食住宿，都要按标准付钱一样，官船除非是领有圣旨，否则其中就是坐着当朝的首辅，也要过关交税。
而民船除非被官府或者军队因公征用，否则不管是哪个皇亲国戚家的船队，都要照章纳税。
至于纳税的标准，一律按照船只的长宽大小来计税，实际上就是按照甲板的最大面积来计税。
对于没有甲板的小船，则按照最长和最宽处的距离相乘计算收税的面积。
这是崇祯皇帝本人亲自提出的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独创，而是当时泰西诸国，比如荷兰这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国家，对船只运送货物收取关税时的办法。
这样的办法看起来漏洞很多，比如说，它没有考虑到货船运送货物的重量，以及货物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到客船运送旅客的人数，以及是否携带了货物，同样也没有考虑到货船或者客船是否满载、超载或者空载的问题，等等。
但是，这样的办法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每艘船该交的税银，非常的容易计算，很难有暗箱操作的可能。
而且计税征税的这个办法公布开来之后，运河上的船主或者雇船的货主们，自己在进入运河之前，就能够估算出自己该交的税银是多少，可以有力地防止各大钞关税吏由于人为的因素而胡乱收税、胡乱估值，给朝廷造成税银流失，或者集体的贪污腐败。
而且这样收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钞关的主事和税吏们来说，减少了很大的工作量，人力成本大为降低。
工作的难度也大大下降，根本不需多么高深的知识或者学问，因为这么一来，计取关税的工作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了。
一艘客船或者货船，经过税关的时候，不管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管你这些货物价值多少、吃水多深，就按你甲板的最大面积收取通行费，绝对的简单易行。
当然，有的人会说，这样一来奸商们就会想办法把客船或者货船的甲板面积缩小，不往长宽这个平面横向发展，而往上下这个纵向发展。
这个想法是对的。
因为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由于荷兰各地港口都按照甲板面积大小征税，所以荷兰的商人们都愿意雇佣甲板面积小，但装载量大的船只运送货物，所以荷兰人的造船业很快就发展出了夹板船。
这种夹板船通常有三层甲板，中间一层的甲板面积最大，属于运载面积，而最上层的甲板面积不大，却属于征税面积。
也正是这种夹板船，最后造就了荷兰人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因为这种夹板船在投入商业运输之后不久，就被用作了战船，使得原本弱小的荷兰，迅速在海洋之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如果大明的造船业能够往这个方向发展，那正是崇祯皇帝求之不得的事情。
当然了，荷兰人三层甲板的夹板船，是海船。
所以，即便是当下大明依靠运输货物的奸商们能够想到这个缩小甲板面积的办法减税，这个减税的办法也会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运河的水深制约了这一点。
而之所以说这是配合开海大政的一个举措之一，是因为按照通关船只最大甲板面积计税的税额，全是建立在每艘船满载的预设前提之上的，所以税额就是比较高的。
不过，这样一来也有好处，那就是逼着这些船家尽可能地满载航行，也算是变相地提高了运河的通行效率。
同时，通过提高运河的通行费，也让那些适宜走海运的大宗货物运输，通过海运的方式运通南北。
对如今运河上的这种新面貌，徐弘祖是完全赞成的。
他持有朝廷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司务的公文，而且乘坐的客船也不是满载，除了船家之外，就是他自己和仆人，但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徐弘祖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
从江阴过了江之后，赶到扬州乘船，在扬州的钞关下，按雇佣的船只面积，交了运河全线的通行费之后，领取了通关凭证，然后一路北上。
行经淮安、临清、河西务等地税关，只需出示在扬州税关发给的通行凭证，就能畅通无阻，既省时，又省事，还不会总是造成运河上的船只拥堵。
而几年前通过运河北上之时记忆中数不清的钞关税吏，这一次也全都消散不见了，除了路过沿岸城镇市集的时候，上岸购买饮食之物以外，没有出现过总是被人拦下收费的情形了。
时隔数年再次乘船北上，运河之上以及运河两岸的新面貌，让他对这一次的北上之行更加充满了期待。
第三三三章 地理学会（）
文震孟是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人，陈仁锡也是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天启二年的状元，一个是天启二年的探花。
因为两个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年的关系，虽然论年龄，文震孟比陈仁锡还大了不少，但是两个人之间却交情莫逆。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还都是徐弘祖的朋友，更是他人生之中少有的知己。
而徐弘祖的这两个朋友，如今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一个是京营监军御史，一个是辽东监军御史，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番功业。
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