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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次,崇祯皇帝还将自己日益倚重的高时明再次派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不是往洛阳,而是往西安,并且带着刚从辽东调回京师的胡一魁,到西安筹备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专门坐镇监察临洮镇移防,以及秦王府出资助饷有关事宜。
当然,崇祯皇帝下决心,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不是为了要在西安大开杀戒,而是为了整顿陕西三边五镇,以及山西、河南两地的锦衣卫系统,这些个锦衣卫千户所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实在是锦衣卫资源的一大浪费。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以密旨的形式,再一次将自己的剿匪战略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袁崇焕、洪承畴和孙传庭三个人,告诉他们剿灭流贼必须斩草除肯,不能春风吹又生,要把陕北诸州府不适宜耕种居住地区的百姓,尽快全部迁移宁夏、河西或者河套安置屯垦。
对于已经造反的流贼,能诛灭的就地诛灭,不能诛灭的,不要往东压迫,而是要尽量往平凉、庆阳、固原乃至凤翔、临洮等西部边地驱赶。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东边要严防死守,不让流贼流入大明腹地,而西边则是让开道路,如果不能剿灭,就让流贼西去。
处理完了给陕西三边诸地督抚的旨意之后,崇祯皇帝与军机处的几位军机大臣还没有商量好如何安排山西的剿贼事宜,就又收到了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的奏疏。
而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中的几封奏疏,让内阁和军机处几位重臣惊诧莫名的同时,也让崇祯皇帝再一次难以遏制地感到愤怒。
第二九七章 以邻为壑()
内阁诸臣感到惊诧莫名,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愤怒的,不是山西巡抚张晓报告流贼入晋的迟到奏疏,也不是山西总兵王国梁在山西沿黄一线的疏于防范,这些问题虽然都该下旨申斥,但是还不足以令阁臣无语、皇帝愤怒。
真正让几位阁臣无语、让皇帝愤怒的是,山西巡按罗世锦和山西参政裴俊锡的上书。
山西巡按御史罗世锦跟历史上一样,在陕北流贼大举入晋之后,上书崇祯皇帝,指斥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等人以邻为壑,说陕北的流贼入晋不是山西官员的问题和责任,而是陕西官员将流贼赶到了山西,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乃至于三边总督袁崇焕都要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山西参政裴俊锡也跟历史上所做的一样,以乱贼都是陕西人为由,要求皇帝下旨让陕西的官军入晋作战,负责把流窜入晋的陕北流贼赶回陕西去,然后再去讨论对于流贼到底是剿还是抚的问题。
这两个人的上书,在原本历史上是真有其事的,当时把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气了个够呛,而如今陕北的流贼比历史上提前进入山西,但是这两个山西官员的脑筋,却跟历史上一样愚昧顽固。
往小了说,这是最为拙劣的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往大了说,这是最没有大局观的一种表现。
然而就这种素质和觉悟的官员,在明末的官场上却到处都是。
明末的流贼之所以难以根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各地的官员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拆台,流贼来了,不是想着去全力剿灭,只是想着怎么样把流贼礼送出境。
对大多数明末的地方官员来说,流贼愿意去哪里都行,只要不在治下烧杀抢掠就好,如果烧杀抢掠不可避免,那么只要流贼不在自己的辖区内扎根就好。
甚至“人人自扫门前雪”都是好的了,更有甚至连“自扫门前雪”都不去做,只等着太阳出来,门前雪自己化掉。
正是这种地方官的不作为、不知耻,造成了流贼队伍的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也让那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文臣武将们一个个疲于奔命,也使得朝廷制定出来的各种还算不错的战略计划,没有办法得到哪怕一次真正的执行。
收到山西巡抚张晓的奏报以及山西巡按罗世锦、参政裴俊锡的上书之后,崇祯皇帝很快让人传来了内阁和军机处的几位重臣。
如今孙承宗卸掉了直隶总督的职务,专任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所以也能够常在军机处当值了,张惟贤也主动让出了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
而这些内阁阁臣们在京师都有赐给的府邸,所以过年期间,也没有什么回老家过年那一说。
说起来,明朝的朝臣也的确不容易,只要当了朝廷的官,那么基本上就算是远离了自己的父母亲族,除非父母病重或者病死,再或者是丢掉了官职,不然的话,这些明朝的官员们,是很少有机会回到老家去的。
当然了,如果能够做到朝廷六部侍郎以上的高官,那么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家人基本上都会陪在身边了,因为都会在京师皇城之内,赐给府邸。
而没有朝廷赐宅同时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官员,多半都会在京师购买田产或者宅院,安置自己家人亲眷。
如今的内阁诸臣都是崇祯皇帝看中的人,所以无一例外都在京师皇城之内拥有皇帝赐给的大宅,距离紫禁城也都不愿,以备皇帝随时召见问政。
以李国鐠为首的几位阁臣到了乾清宫之后,崇祯皇帝很快召见。
这几个重臣要么是在内阁当值的,要么就是在军机处当值的,因此在皇帝之前已经看过了这几个山西官员的奏折,此时皇帝为了这个事情召见,他们也都心知其中的原因。
崇祯皇帝见几人行过了礼,已经就坐好了,指着自己书案上的奏折说道:“各位爱卿,都可曾看过山西巡抚以下几位官员的奏折?”
内阁首辅李国鐠看了看众人,见人人点头,因此说道:“启禀陛下,臣等皆以看过。”
通政使司转呈给内阁或者军机处的所有奏疏,内阁和军机处的中书舍人们,需要呈送给谁看,以及谁看过了、看过之后有何意见,都会有记录,但是呈给皇帝的却是内阁拿出统一意见之后,贴上所谓的内阁票拟,一起由司礼监送给皇帝御览的。
若是皇帝同意内阁或军机处的意见,那就批示按照内阁或者军机处的意见办理,若是皇帝不同意,那么就会在票拟之外,直接在奏疏之上朱笔批示如何办理,然后再转回给内阁或者军机处。
所以皇帝从票拟上看到的意见,是内阁或者军机处商议之后的意见,并不能看出具体每个人的态度。
而如今这几个呈给皇帝的奏折之上,内阁的票拟全是“送呈御览”四个字,可能也是实在无语了吧。
见李国鐠如此说,崇祯皇帝干脆说道:“山西巡抚张晓的奏报且不去说他,单说这个罗世锦、裴俊锡的上书,卿等怎么看?”
皇上既然问了,这些人就得表态。
李国鐠首先说道:“臣以为这两人上书指斥陕西巡抚、延绥巡抚以邻为壑是在为山西官员推诿责任,陕西流寇入山西,固然有封堵围剿不甚的原因,但以臣看,却绝不是有意为之。陕抚、延绥等官将,并无纵贼入晋以邻为壑之责任。”说完垂首不语。
这时,孙承宗开口说道:“以臣之间,这两人甚是荒唐。流贼入寇山西,不思如何防御,如何剿灭,却在这里议论陕西官员将佐的罪责。在臣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以邻为壑。臣请罢免罗世锦、裴俊锡山西巡按、山西参政之职,另选贤能入晋助剿流贼。”
孙承宗说完这话,徐光启说道:“以臣之见,这两人固然该罢,但其中个别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陛下曾与内阁及军机处定下剿灭流贼之战略,以臣之间,调动陕兵入晋追缴,或能收到奇效。”
徐光启说完这话,看了看皇帝,见崇祯皇帝颇感兴趣地看着自己,于是接着说道:“可令延绥镇兵入偏关,从晋北南下,再令陕抚洪承畴率军出潼关、过陕州,从茅津渡过河北上,不使流贼南下中州,然后再令山西抚臣、镇臣率山西兵稳守太原、潞安等地。如此,流贼要么被灭,要么西归,除此无路可走。陛下经略西北之大计则可行之矣!这是臣的一点浅见,望陛下察纳!”
听徐光启说完,崇祯皇帝点了点头,这个想法与自己的意思基本上差不多,算是比较可行的一种。
想到这里之后,崇祯皇帝看了看一直没说话的李邦华。
李邦华随即说道:“臣适才仔细听了徐阁老建议,认为颇为可行。此前陛下已下旨三边总督衙门,将临洮镇移防到汉中,再配合此番大军从东、南、北三面封堵围剿,臣以为陕北流贼留在山西绝无立足之余地。
说到这里,李邦华略作停顿,接着说道:“除此之外,臣以为,山西兵久疏战阵,如今战力如何难以料定。若要确保万全,陛下或可令卢象升从顺德府率军入山西,顿兵太行西麓的辽州。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崇祯皇帝听完李邦华所说,心中的最后一点疑虑也消散不见了,遂说道:“朕以为卿等所议方略可行。只是此次围剿,事涉数省兵马,若无精此方略的大臣,坐镇山西统一指挥,怕是难竟全功。”
崇祯皇帝说完这话,安静地看着几位大臣。
而这几个大臣听了皇帝的话后,相互之间也是彼此相顾,片刻功夫之后,李邦华起身离坐,跪地行礼,然后说道:“臣李邦华自请入晋督师,望陛下恩准!”
第二九八章 布置围剿()
天启年间,李邦华在天津巡抚的任上之时,大力整顿天津卫所、编练天津水师,与登莱巡抚袁可立一起,以天津和登莱为基地,转运兵马粮草,调遣各路水师,积极策应辽东和东江作战,虽然没有上过辽东前线,没有近距离地指挥过军队与建虏作战,但是对于大军作战的后方供应,却并不陌生。
历史上,李邦华从天津巡抚任上入京之后,奉旨整顿京营,裁减老弱闲散,核定兵员饷额,并改旬日一操,为三日一操,令京师三大营很快面貌一新,深得崇祯皇帝赞赏。
后来,京营之所以再一次烂掉,那是因为崇祯皇帝在以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京师勋贵一再攻讦谗言之下,免去了李邦华总理京营的职务,而李邦华一走,京营之前的陈规陋习,很快就又在京师勋贵将门的纵容之下死灰复燃了。
所以,如今这位拥有后世阅历的崇祯皇帝,并不怀疑李邦华的军事能力,兼且知道这个李邦华乃是历史上在北京为崇祯皇帝殉节而死的大臣之一,当下也并不怀疑他的忠义之心。
听到李邦华自请离京督师,崇祯皇帝看着其他几位阁臣,说道:“李爱卿是工部尚书,更是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在朝中身兼数任,能否离京,卿等可有意见?”
李邦华能去太原督师剿贼,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毕竟去一个内阁阁臣兼军机大臣,分量是足够协调指挥山西巡抚张晓、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以及卢象升了,但是李邦华毕竟管着工部和武备院,他若离开,也不能没有人来接替。
至少其工部尚书的职务,是需要有人来接替的。
现在的工部左侍郎是钱龙锡,让这个钱龙锡管管工程营造,还是可以的,但若是要把大明的军备生产交给他负责,崇祯皇帝是肯定不会放心的。
正想着,崇祯皇帝听见孙承宗说道:“陛下,阁臣出京督师,自然非同小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