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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担心，这些东西会危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
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华夏民族屈辱和悲剧的开端。
第二八三章 公心私心（）
一个统治者一旦有了私心，那么很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会变得莫名其妙，变得不可理喻。
那么大明的皇帝们就难道没有一点私心了吗？！
当然也有。比如在国库与内帑的问题上，当然会有一些私心。
明朝中后期的许多皇帝都喜欢金银钱财，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一位，当然要数万历皇帝了。
为了充实皇家的内帑，万历皇帝派出了很多内廷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与地方官府争夺税收利益。
其中当然也包括让内廷的太监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开皇店，大做类似后世“官倒”的买卖，以便谋取“暴利”。
银子的确是没少收，也没少挣，但是却也因此引来了无数的骂名。
不过到了最后，万历皇帝想尽办法搞来的这些银子，却也并不全是被万历皇帝自己给挥霍掉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作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军费。
包括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之时，补发给九边军队的大量欠饷，用的都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背了无数黑锅积攒的内帑银子。
那么这是私心，还是公心？私心当然有，但办的却是公事。
说到底，大明的皇帝是汉人，正经的华夏正统，这样的皇家与国家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家国同种。
或许他们会有作为个人或者皇家宗室的私心，但他不会有民族层面上的私心，也不会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以及自身种族利益的时候，有什么不利于华夏民族的私心。
明朝的宗室藩王子弟，人数确实有点太多了，光是给他们每年计发的俸禄，就占了地方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问题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直在想着解决，先是把亲王年俸从五万石降到了一万石，后来又从一万石降到了五千石。
到了天启、崇祯两朝的时候，朝廷财政困难，宗室之中除了最高等级的一字王之外，其他的各种镇国将军、奉国中尉什么的远支宗室子弟，根本领不到什么俸禄，不少人依靠各地王府接济为生，有的甚至贫困潦倒，三餐难继。
这个问题是明朝皇家的宗室制度造成的，固然有皇家的私心在，但却无可厚非。
与后世满清的八旗制度相比，带来的经济负担有点类似，但却并没有包含满清八旗子弟对汉人的那种民族剥削和种族压迫。
单纯以民族出身的不同，而强硬地划下一条高低不同的界限，也只有蒙元和满清这样的异族统治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压迫。
而已整个华夏民族亿万人来供奉区区满清八旗百万人，这也只有野猪皮的子孙做得出来。
虽然后世的民族问题，被人为地搞得异常复杂化了，但是在明代的时候，凡是自认是华夏一族的人，都毫无疑问地在为华夏民族的利益而战斗。
这一点，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是高度认可的。
就算是杨鹤、杨嗣昌这样非汉族出身的土家族士大夫，以及秦良玉这种非汉族出身的西南土司将领，都对此也毫无异议。
当然，包括满桂、吴惟英这样的归化蒙古族，以及黑云龙、黑云鹤兄弟这样的回回，都是如此。
夷入华夏则华夏之，说的不是入主华夏，而是认同和归化华夏，也就说你的语言、饮食、衣冠、服饰以及风俗等等，都遵从华夏的礼仪制度，这才叫夷入华夏则华夏之。
像后世满清那样入主华夏，不仅不奉华夏的衣冠风俗、礼仪制度为正统，反而却把华夏民族当作奴才来奴役，以整个华夏民族供奉区区数十万满洲八旗，自己死守着蛮夷风俗不改变，华夏民族又如何能以华夏视之？
到了后来，再一次被汉人推翻，那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眼看着北京城破，大厦将倾，崇祯皇帝为什么宁肯上吊自杀，也不苟且南逃？
不管这其中有多少不为后世所知的难言之隐，单单是这个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了一种十分难得的责任担当和民族气节。
后世满清的所谓咸丰皇帝，一听说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立马一溜烟儿地逃到了热河。
而接下来统治了中华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又如何，当八国联军登陆的时候，还不是一口气逃到了西安？！
各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签字签到手软，而且还签的十分理直气壮。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华夏民族的一员，没把中国人当自己人看，不过是把华夏大地当成了满洲贵族可以随意处置、可以随时抛弃的私产。
这一点，可以说与大明的皇帝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古人南下犯边，怎么办，打！
倭寇为祸东南，怎么办，打！
女真人占我辽东，怎么办，还是打！
荷兰人侵扰海岸，怎么办，接着打！
即便是到了明亡的前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向大明提出各种非分要求，而大明皇帝给予他们的答复，还是同样的话，你要战那便战，不服就打！
这一点，与二百年前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之后，大明京师君臣给予瓦剌人的答复如出一辙。
总之，有明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大明皇帝从未与任何一个华夏民族的敌人，签订过任何丧权辱国或者委曲求全的条约。
即便是到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最后一刻，也仍然努力地在维持着华夏天朝已经不多的那一点民族尊严。
这一点，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要时刻铭记的，那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民族利益至上，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以华夏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而对于周边那些自外于华夏民族的部落种群，就是太祖高皇帝的那句话，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愿意归附同化的，自然可以接纳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愿意归附同化的，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华夏周边，这些自绝于华夏民族之外的民族，要么自窜于塞外或者更遥远的地方，为华夏民族腾出生存空间，要么刀枪相见，被消灭或者被赶走。
如今的崇祯皇帝，已经正在有意识地把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灌输给自己身边的侍从武官、中书舍人，乃至是军机大臣们。
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决策和部署，能够更好地领会和执行下去，最起码能够理解，而不至于盲目地去反对。
另一方面，那些侍从武官和军机舍人，迟早都是要派出去任职的，即便是军机大臣，将来说不定也要派出去担任几个行省的总督，若是不让他们知道皇帝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主张，那么凭借这个时代的通信条件，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耽误大事。
第二八四章 该过年了（）
崇祯二年元旦的大朝会结束之后，崇祯皇帝在武英殿里再一次接见了来自朝鲜的三位使者。
一边给了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赏赐，对他们再嘱咐几句，一边与仍在坚守岗位的孙承宗一起，敲定了前往东江镇和朝鲜传旨的使者人选。
既然与朝鲜定下了新的边界条约，其中的承诺，该做的还是要做。
这就需要有人领着朝鲜使者前去东江镇传旨，同时顺道前往朝鲜汉京，与朝鲜的小朝廷换约。
这样的人选不能再派太监前去，毕竟太监的身份是皇帝的家奴，在类似这样的大明与藩国的交往之中，还是应该由能够代表大明朝廷的文官前去办理。
这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着意培养外交官员的一种方法。
不让这些文官出去开开眼界，他们就会始终把精力放在朝堂内部的争斗上。
至于前往朝鲜的人选，参与谈判并签字的理藩院副使姜曰广当然得算一个，毕竟这个人去过朝鲜，也算是轻车熟路。
而除了姜曰广需要前去之外，崇祯皇帝还钦定了军机舍人李信、翰林院编修张溥两人跟着一起前往，以曾经出使过朝鲜的姜曰广为正使，以李信和张溥为副使。
李信自从在崇祯元年考中进士之后，就一直在军机处舍人职位上忙碌着，虽然不像牛聚明那样出彩，但也是中规中矩、兢兢业业，让崇祯皇帝也感到十分放心。
这次以李信为副使，是希望给李信增加一点出使海外的阅历，让他熟悉辽东半岛、东江镇以及朝鲜半岛周边的复杂局势，以便将来能够重用他。
至于让翰林院编修张溥也跟着前去，则是希望赶紧把这个喜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东林党新生代的年轻领袖派得越远越好。
此时此刻，听到了皇帝的这些安排，一直希望得到一次出使机会的李信，在武英殿里一边用笔记录着皇帝以及殿中诸人的言行，一边在心中激动不已。
这一世的好友牛金星，在塞北草原上的传奇经历，让沈廷扬和他都是羡慕不已。
当崇祯皇帝提及要有一到两名副使跟着出去熟悉朝鲜事务的时候，李信以为沈廷扬机会来了，毕竟商贸世家出身的沈廷扬，要比他更加熟悉大海，熟悉海上的相关事务，但是没想到，转眼之间，这个机会就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每年到了过年的这个时候，大明朝廷的各个衙门就都封衙封印，不办公了，但是现在，内阁和军机处这样重要的中枢部门，却还是需要留下一些舍人当值。
崇祯元年恩科结束之后，被选入内阁和军机处担任中书舍人职务的这些新科进士们，一直都还没有回过家。
这一次，崇祯皇帝给他们也都放了假，所以如今该走的，也都已经回家过年去了。
由于李信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而其本人又与如今当家的大哥，关系不是很好，特别是他本身又被过继给嗣父李春玉一家，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没法会河内过年。
又因为，李信的嗣父李春玉家中有了亲生儿子李侔之后，李信的地位一直都很尴尬，想来想去回河内也不是，回杞县也不是，所以这一次过年，他干脆就选择了留在军机处当值，而让出身世家大族，又是族中嫡长子的沈廷扬回家过年去了。
没想到，自己这样做，反而给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
当然了，这是李信自己的想法，其实不管沈廷扬在不在，跟着姜曰广去东江，然后再去朝鲜的差事，崇祯皇帝都是要让他去的。
李信固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这样的人才，却不能轻易地用在西北或者中原腹地。
这一点，当然没有人知道皇帝本人的心思。
毕竟原本的历史上，李信和牛金星都是跟着李自成把大明的天下都给闹没了的牛人，这样的人要么始终放在身边使用，要么就给他放到远离流贼的地方去，尽量不给他重蹈历史覆辙的机会。
或许，这只是崇祯皇帝在杞人忧天，但是，谁又能够保证历史的惯性不会发挥作用？
若是李信回到了中原，或者到了西北，又遇上了那个带着他走上了杀官造反之路的侠女红娘子，那该怎么办呢？
如今中原虽然暂时安然无恙，但是西北，却如同历史上一样，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