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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制接待安排，正是臣的分内之事，不知道陛下对此可有训示？”
自从忙完了熹宗皇帝的大葬之后，礼部的事务一下子少了好多，此前忙得不可开交的徐光启，一下子清闲了不少，除了按照皇帝的口谕，找了一些翰林院的清贵闲官，集中校对订正他的《农政全书》以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
过去皇帝出宫、离京，到哪里去、怎么去、去了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甚至是公开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得合乎礼数，也就是按照礼部制定出来的礼节路数来做。
然而如今这位皇帝却根本不按过去的套路来，一方面固然是省了不少事，另一方面却也给徐光启招了不少朝臣的骂。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说出宫就出宫，说离京就离京，各种礼仪制度不知道被打破了多少条，朝臣之中死守着陈规陋习不放的那些人不敢公开指责皇帝，只好纷纷上书指桑骂槐，弹劾内阁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有说他身为礼部尚书却任由皇帝乱来不作为的，也有说他以西洋夷俗乱中国规矩的，等等。
当然了，朝臣对徐光启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若是别的传统儒家出身的进士在当这个礼部尚书，那么崇祯皇帝的很多做法，是肯定要受到限制，遭到反对的，反正肯定是不会让皇帝如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朝臣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徐光启本身是信了天主教的，对传统儒家的繁文缛节也的确是不以为然，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所以对皇帝一些删繁就简的做法是很赞成的。
然而，尽管如此，徐光启对于朝鲜国使节的到来，还是很重视的，知道这个事情牵扯到大明朝廷的形象，马虎不得，所以才说出了前面那番话。
但是，崇祯皇帝对毛文龙、刘兴祚雷厉风行的残酷做法，却是完全支持的，若不是因为自己作为皇帝实在不宜公开表示赞赏，他倒是很想把这两人召回京师，好好褒奖一番。
因为不管是后世的金家王朝，还是泡菜棒子思密达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后世的自己对他们无可奈何，而这一世定然不会放过他们。
只是如今建虏未灭，流贼又起，时机不对罢了，而且朝鲜也是一个人口数百万的“大国”，真把他们逼急了，他们真心实意投靠建虏，然后与建虏南北夹攻东江镇，那么东江镇乃至登莱镇，恐怕都会从此永无宁日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也不管徐光启说了什么，径直说道：“朕身为天子，说出去的话又岂能不算数。此前朝廷明发圣旨，将朝鲜北部所谓咸镜道与平安道一应土地交给东江镇管辖，许其跑马圈地、奖励士卒。这一条绝对没有更改的余地。
“安东侯、平壤伯以下虽然行为上略微有些操切，但总的来说，却是奉旨而行。若是因为朝鲜国主的一道国书，朝廷就轻易处理功臣良将，未免过于儿戏。至于因此而问罪毛文龙和刘兴祚的事，卿等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原本还想站出来提提这个事情的李国鐠一听皇帝是这个态度，张了张嘴，最后还是选择保持沉默了。
但是他的小动作却没有瞒过皇帝，而崇祯皇帝此时也知道他想说什么，不过就是东虏未灭，不宜再树一敌国这套说辞。
因此，崇祯皇帝不等他们开口，就接着说道：“朝鲜北部两道数州之地，汉唐之时皆为中土，如今不过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重归我华夏版图而已。”
崇祯皇帝的这个话音刚落，就听孙承宗说道：“东江镇所作所为，且不论其是非，臣身为军机大臣，敢问陛下，陛下可是已下定决心要纳朝鲜为郡县？”
孙承宗说完这话，殿中诸臣连同当值的内阁中书舍人吕大器、高斗枢等人，也都是睁大眼睛看着皇帝。
崇祯皇帝知道孙承宗这话背后的意思，因为之前也曾与之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看众人翘首以待，崇祯皇帝略略思索了一下，接着说道：“朕并无必灭朝鲜之意。朝鲜藩国之存留，一看我大明将来之实力，二看朝鲜上下之作为。”
棒子可灭则灭，但并不一定非灭不可，甚至也可以为保留其原本的三韩之地，也就是朝鲜半岛的南半段。
在将来的某一天，也可以简单武装他们，驱使他们前去攻打日本的对马藩、萨摩藩等，甚至可以全数将他们赶往日本的九州岛，让他们去与日本人争夺生存空间。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崇祯皇帝说完了这话，不再言语，孙承宗当即说道：“臣已明白陛下心意。既如此，朝鲜使者却还是见一见的好。”
崇祯皇帝闻言点了点头，说道：“见还是要见的。只是此事不必由礼部来做。”
说完这话，皇帝略一沉吟，接着说道：“接洽朝鲜国使者的事情，就由理藩院来办，使者等人明日起可以安排到理藩院的礼宾馆住宿，不许其与京师朝臣接触。另外，这个事情褚宪章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也要跟着办理。”
说到这里，崇祯皇帝看着英国公张惟贤说道：“张爱卿分管理藩院事务，明日卿与吴惟英好好分说一番，务必让他知道朕的旨意与用心。”
张惟贤听了这话，连忙躬身领旨。
第二六六章 历书重要（）
崇祯皇帝的话，张惟贤现在从不反驳。这倒不是说他真的认为大明皇帝金口玉言、口出成宪，容不得他反驳。
而是他看得很清楚，眼前这个皇帝干什么事情，都是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不会无缘无故做某事。
特别是如今眼前这位大明皇帝的威权之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兄长、父亲，乃至祖父。
在他这位历经数朝的老国公看来，眼前这位大明皇帝在为人处世方面，颇类世宗嘉靖皇帝，与这样的人对着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看看如今朝中还有多少人敢如同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时候那样，明目张胆地上书骂皇帝？！
尤其是这个皇帝即位以来，杀掉的文官武将、宗室、勋贵，恐怕比其父祖以来三朝累计的都要多出不少。
过去素来嚣张跋扈更甚于宗室的京师勋贵世家，如今哪个不是乖乖交出或者低价贱卖了多占的卫所耕地，一个个都变成了乖宝宝，跟着皇帝的指挥棒，在投资工厂矿上？
就是英国公府如今也不再总惦记着买地收地租了，而是转向永平府，雇工开掘当地的露天煤矿。
皇帝不声不响地就练成了近卫军，还把原本负责拱卫京师的三大营，一口气派出去了两个。
如今的京营，如今的京师勋贵，还能有什么底气跟现在这个大明皇帝较劲呢？
此时此刻，听了皇帝的话，张惟贤对于皇帝的用心当然是明白的。
他越来越看明白了，眼前这个皇帝与他的祖父有一点也很相似，而且与其祖父万历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点就是贪婪。
不过他的祖父贪婪，只是对金银财富的贪婪，而眼前这位却是对土地的贪婪，占瀛洲、占东番、占塞外、占朝鲜，哪里不是杀其居民，夺其土地？
不过英国公张惟贤并不在意这一点，眼前这个皇帝是大明的主宰，那些土地归了大明，京师勋贵的佃户不好招了，佃户们的地租也得降了，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一来可以学着几家外戚转投工商，二来也可以到塞北、朝鲜圈占土地，放弃了眼前的蝇头小利，长远来看所得却更多，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安东侯毛文龙此前就与五军都督府里的京师勋贵世家联络，而这一次更是第一时间，就给英国公府、定国公府，以及新任京营和都督府世职的几家勋贵传信，预留了大片朝鲜的良田。他们又怎么会袖手旁观看着朝鲜使者再把它要回去呢？
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此前给东江镇的圣旨，就是这次与朝鲜国使者沟通的前提，若其不接受朝鲜北部二道划入大明版图的前提，那么自然万事休提，也就没有让他们上朝参拜皇帝的必要了。
崇祯皇帝见张惟贤低头不语，不多说什么，也不多问什么，心下自是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因此不再多说朝鲜使者之事，反而对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说道：“前番徐卿曾向朕提议改革历法，由钦天监组织人手订正《大统历》，编修《崇祯历书》，在朕看来，此事要比区区朝鲜使者入贡，重要得多了。朕看，徐卿的精力还是要以改革历法、修订历书为重。至于朝鲜使者到京师朝贡之事，礼部可派一司郎中参与即可。”
明朝开国之后一直使用的历书，叫做《大统历》。这个《大统历》是从是元代的历书，也就是郭守敬编写的《授时历》稍加订正而来的，基本上等于是沿用了元代的历法。
而郭守敬的《授时历》成书之后，沿用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已经用了三百五十多年了，各种误差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准确。
特别是到明末时期，气候变化异常，二十四节气几乎全都紊乱了，到了历书上该是春分的时候，中原地带依然冰冻三尺，因此照搬郭守敬《授时历》的明代《大统历》已经基本失去了指导农时耕作的功能。
大明各地仍然采用《大统历》指导农时耕作，所以时常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这也是明末时期常常闹饥荒的原因之一。
这一世，自从徐光启被崇祯皇帝启用，当上了礼部尚书之后，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成立历书局，依据这个历史时期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方法，重新修订《大统历》。
历史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崇祯二年，而最终促成崇祯皇帝下定决心修改历法的，不光是徐光启的上书，最重要的是，徐光启采用西方的方法准确地预报了崇祯二年六月发生的日食现象，而当时的钦天监根据《大统历》的观测，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因为这一点，很快就采取了徐光启的主张，成立了历书局。
由徐光启主持，邀请当时在大明境内的知名西洋传教士和天文学家，比如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等，以及大明的科学家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一起加入了朝廷设立的历书局。
前后历时五六年，终于编成了《崇祯历书》，也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修修补补在使用的农历。
不过可惜的是，首先发起此事，而且前期一直主持此事的徐光启，并没有看见《崇祯历书》编完的那一天，他死了以后，历书局由李天经主持，接着编订，一直到崇祯七年才最后完成。
这一世，徐光启一复出，就当上了礼部尚书兼内阁阁臣，与此同时还深得皇帝信重。
因此，他一提出重修历书的这个议题，崇祯皇帝马上就同意了，拨了款，并且由他全权主持。
也因此，修订《大统历》，编写《崇祯历书》的工作，比原本历史上提前一年就开始了。
而当时大明境内最顶级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也于崇祯元年的十二月，全部都云集京师钦天监中新成立的历书局中了。
当然了，这一世也跟历史上一样，徐光启把来自西洋和本土的科学家们召集到一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他们集中精力，编译所有能